公益组织加强形象建设，要和相关单位一道，努力做到：一要创新公益组织理念形象传播；二要优化公益组织行为形象传播，不断优化筹资行为、服务效能、政策环境、人力资源建设；三要改进公益组织视觉形象传播；四要改善公益组织听觉形象传播。

本书引用库恩的范式概念中核心的理念，即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基本定律、理论等构成的一个整体。本书所提炼出的清廉转型概念是针对于香港所进行的廉洁治理的归纳与提炼，但实际上也是对这一独特的廉政治理范式的定义。清廉转型所指的廉政治理范式表明了廉政治理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范畴或文化范畴下的反腐败活动，而且是一种经过四十余年形成和发展出的稳定的具有规律性的整体性的转型模式。

本书是一部反映新时代我国农村应急管理发展历程、内涵、特征及具体实践的教材。第一至第三章围绕基本概念、相互关系及其现实表征等进行梳理；第四至第六章聚焦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预防、处置及善后恢复等三个主要环节展开阐释；第七、第八章关注农村应急管理框架体系建设；第九至第十一章对农村应急管理的实务问题展开阐述，包括农村应急管理沟通、农村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及农村应急管理中的技术与方法三个方面。

本书综合梳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和主要面向，勾勒及分析我国从行政审批到智慧政务改革推进的变迁和制度逻辑。通过梳理不同面向改革的经验和创新，本书同时提出改革各主要领域的成就、面临的问题，对破解改革困境提出政策建议并对未来前景进行展望。首次从行政权力整合的视角审视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制度逻辑。政府改革实质上是不断优化权力的边界及运行方式，以更好服务治理目标。然而，少有研究从行政权力的重组与再造视角讨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政府的重要行政权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

本书主要介绍了社会工作实务的几种模式，包括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司法社会工作、优抚安置社会工作、社会救助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等，并结合案例介绍微观与宏观社会工作具体实务流程与技巧，包括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督导等，为社会工作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及一线社会工作者提供参考。

在服务电子化趋势和新网络治理背景下 ,电子政务服务质量不仅影响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 ,还对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书在调查分析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政务信息服务平台的公众需求和特征的基础上 ,采用质量功能展开( QFD)、客户满意度模型、技术接受模型、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KANO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及服务质量理论、模糊理论等 ,研究了电子政务服务质量、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并从公众服务需求的高效性、便捷性、个性化出发 ,以提升电子政务服务质量和公众满

本书共分为八章，可分为两大部分。第-部分是章至第六章,是理论与实践研究部分;第二部分是第七章至第八章,是案例分析部分。其中部分又可分为两个小部分: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制度研究及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研究。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务制度部分包括章至第五章。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部分包括第六章与第七章。第-章以广西区南宁市为例，分析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少年的融合教育问题。该章对残疾人融合教育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进行了探讨。第二章分别对我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与残疾人灵活就业制度进行了探讨。第三章对残疾人就业援助服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已连续15年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共同主编。 2022年，中国慈善事业部分指标数据回落至疫情前的常态化水平，但是总体上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社会组织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受到各项政策及国内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叠加影响，慈善资源总量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慈善信托总量实现迅猛增长，志愿服务在争议中走向纵深化发展。

本书从公共行政学视角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创新体系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对政府与市场企业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主体、政府与公民主体之间关系的剖析，深入探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践演变过程和进展逻辑。同时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组织机构改革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等维度，分析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容特点、统计特征、地方经验等，并做出理论思考和判断。最后，提出未来深化拓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创新路径和着力点，深化了人们对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认识。本书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性研究，为更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当前党中央对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重要部署，梳理与总结基层创新经验能够为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持续十多年的“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探索，这一探索最早源于广东云浮。云浮探索的核心是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塑造理念向下看、资金向下投、权力向下放、服务向下沉、考核向下移等体制机制，最终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基层治理能力，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可学习、可推广的制度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