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政治演进，另辟蹊径探究唐玄宗、唐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通过考察中书令（首席宰相）与太子在皇权政治下的政治配置关系及其变化，详细论述了玄宗、肃宗朝政治制度变化与中枢政局演进的互动关系。

作品视角独特、观点鲜明，不囿于对当时人事纷争或历史事件表象的考察，深入考释了玄宗朝宰相与太子相争的真相，犀利揭示出大唐国势由盛转衰的深层原因。

本书从整个唐代选举体系的角度考察了铨选与文学的关系，尤其对于“守选”制的研究，发学界积年之覆，堪称填补空白之作。唐代铨选制度一方面指对未入仕者的甄录，另一方面是对六品以下官员政绩的考核。

本书通过个案分析，细致解读官员履历材料，探讨高层职事官在唐代经历的“使职化”过程，阐释唐代高层文官复杂官衔的特征和深层意义，对唐代的政府架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动态的理解，并且使读者深入体会唐代士人宦途沉浮的实态。

本书分章详论了唐代士人中年经常出任的几种核心中层官职，其中包括京官七种(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遗、补阙、员外郎、郎中)，县官一种(县令)，州府官一种(司录/录事参军)，以及幕府官一种(判官)，阐明了这几种官在唐代政府架构和士人官历中的意义与位置。

本书精选唐代几种最常见的基层文官，秉持“在传记中考掘制度史”的原则，从唐人的生平经历、从众多唐人的官历着手，详考唐代基层文官的各个面貌，以厘清唐人刚出来做官时的一些实况，特别是他们的入仕条件、仕途前景和职务等细节，对理解唐代士人的仕宦生活大有助益。全书共分七章。前五章分别探讨了京官(校书郎、正字)、县官(县尉)、州官(参军、判司)，以及幕府官(巡官、推官和掌书记)等四类八种唐代基层文官，第六章则综合讨论这几种文官的共同课题，诸如俸钱、任期、办公时间与假期等，最后一章描绘出两幅唐代基层文

作者引出“军阀主义”的概念，并沿用C.M.威尔伯关于“军阀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体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的定义。这样，军阀政治统治时期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形成的政治系统，就成为作者主要关注的对象了。换言之，对个别具体的军阀的政治行为进行描述，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本书的研究要旨，而是通过“角色”的分类，然后加以系统分析的方式，从而凸显历史描述与政治分析的最佳结合点。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本书的研究路径是“避免对角色作出评价”，而重点在于对体制进行分析。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历史性巨变。对于缺乏产业基础的中西部农村来说，其城镇化进程中的具体路径值得深入探讨。“扎根型城镇化”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涌现的一种城镇化类型。乡村社会在走向开放、异质、流动的同时，出现了一幅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城乡融合发展的别样图景。农民往返穿梭于城乡之间，社会整合和系统融合共生。
古源村这样一个以宗族社会为底色，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区域“隙地”村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从“地域社会”到“扎根型城镇化”的变迁。村民以就业、教育、移民等形式融

本书立足于近代以来劳工的相关报道、调查、记录及各大企业档案资料，剖析近代劳工抚恤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由传统社会家庭抚恤向近代社会保障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对西方制度的模仿与借鉴，也有对传统方式的沿袭与调适，更有生存压力下劳工的声诉和抗争。政府、社会、企业、资本家、劳工等不同力量在此过程中进行了诸多博弈和妥协，加之中国近代战事频仍、经济困窘、社会凋敝使得转型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反复。但是中国近代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呈现出由劳工自保到企业抚恤再到社会保障的历史逻辑，劳工抚恤揭示了由救急性抚恤

金朝封爵制度既有对唐宋制度的继承，也有对辽朝爵制的部分因袭，同时有所发展和创新。书稿详细梳理金代封爵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厘清制度的源流及演变，细致考察了金代汉制封爵的等级，准确划分国号王爵类型，深入考察国号王爵和郡王封爵演变的过程，对金代五等爵的爵称爵序与封号作了全面梳理。在此基础上，挖掘剖析封爵制度操作的具体环节与运行过程，分析其运行模式及相关管理措施，阐明封爵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关系，解读其在官僚政治和政权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并分析其在社会秩序运转过程中的利弊得失。

自唐至五代，尚书省始终是国家承认的“天下政本”。但“天下政本”的含义却在行政体制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从宰相机构到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再到国家名义上最高行政机构（保有一定的政令权）的转变。其中每一阶段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尚书省“天下政本”含义的转变，即尚书省与宰相（宰相机构）权力、职能、地位和作用的交替变换，是唐、五代时期行政体制转型的实质内容，亦是中央官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这种转变，中央其他行政机构、职官系统性质亦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职掌趋于模糊。反之又对尚书省在国家政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