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史籍中的安息，是帕提亚国王阿尔萨息一名的转音。张骞西使，安息之名渐传入汉代中国。书名选取安息，主要考虑是安息乃汉代中国对帕提亚帝国既有的称呼，也是汉语读者较为熟悉的名字。不过，由于西方国际学术界多用帕提亚这一名称，因此，本书在以西方史料为依托叙述帕提亚人的建国、 扩张以及与罗马之间的战争时，多用帕提亚，在讲述帕提亚人与汉代中国的交往关系时，多用安息，并未作强行的统一，即尽可能地以简洁的方式介绍这个活跃在伊朗高原上的帕提亚帝国近500年的历史。

《亚洲概念史研究》是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主办、著名学者孙江主编的历史类书籍（辑刊）。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亚洲概念史研究》刊载海内外学者与语言、翻译、概念、文本、学科、制度和现代性等主题有关的论文和评论，旨在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概念的互动关系来揭示东亚圈内现代性的异同，推动亚洲概念史研究的发展。

分馆已编辑出版6卷（第49卷），并再版第13卷

本书为《亚洲概念史研究》的第9卷，收录了李晓东、陈继东、蔡祝青、沈

本书为葛兆光讲义系列之一，是作者2011年后为博士生开设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课程的讲稿，经过十年以上的讲述，并反复修订增补后成书。

全书分为四单元十三讲，从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东西方有关亚洲史的学术史，重点讲到近世东部亚洲海域史的研究，并且详细介绍近世环东部亚洲海域历史的相关文献。本书的重点，是通过案例讨论亚洲史研究的途径，也讨论如何既把中国史放在亚洲史的大背景中，又从中国角度观察周边，进一步通过中国、东部亚洲海域、整个亚洲，理解历史的交错、联系和融汇。每个单元都以问题开始，讨论

作为商务印书馆“突厥学研究丛书”的第二种，《欧亚草原历史研究》是2018 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中古欧亚草原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的中译本。因为本文集的作者多数是国际上研究欧亚草原的名家，他们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所以将中文版书名定为《欧亚草原历史研究》。相对于英文版会议论文集，除了书名之外，对全书的结构做了调整。英文版文集共收 27 篇文章，直接以作者姓氏的首字母为序编排，中文版多收了 1 篇，全书分成六大板块，分别是考古、历史、文献、地理、宗教、文化，每一板块的篇幅在

人如其食？什么食物揭示我们如何生活以及在与其他人群相关时如何思考自己？为什么人们强烈依恋自己的烹饪而讨厌其他民族的饮食文化？在对日本人稻米的重要意义的迷人的描述中，《作为自我的稻米》检验了日本人在与其他民族相关时运用主食的隐喻概念化他们自己。大贯惠美子追溯了日本人在历史过程中遭遇他者时中国人或西方人所产生的自我概念的变迁轨迹，同时展示了稻米和稻田如何作为这种思考的载体。以日本人为例，大贯惠美子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自我和他者的跨文化解释模式。

这本书较为全面地还原了日本千年古都——京都的历史变迁和人文底蕴，讲述了历史上京都各阶层的生活样貌和京都的佛教文化、文学、艺术、美食、物产、百年老店，展现了当代京都的现状，深度探寻京都这座城市背后的历史文化脉络，解读京都为什么被日本人视为“心灵故园”，揭秘京都如何实现历史性与现代化的融洽结合。

　　平安时代，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平安日本》收入了政事·人物、饮食·男女、阴阳·神佛、文字·文学、选说《源氏物语》共五章内容，深入浅出、精彩纷呈地展现了日本历史长河中那一特定时期的浮世绘，诸般风味，尽在其中。全书用中文写作，文字自成一格，流畅中不失独有的异国风情。《平安日本》雅俗共赏，从中可了解日本文化，特别是日本大众文化，真正体现了“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这句老话。

《日本文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日本学刊杂志社协办，为学术期刊《日本学刊》的姊妹刊，一年两辑，本书为2020年第2辑。本辑专题研究为“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的国家转型”，是2020年第1辑专题的延续，主要聚焦日本科技领域。本辑分析了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后在科技领域的发展成就与科技政策，特别是日本学者在短时间内频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从日本的寺院音乐与国风文化入手，探讨了日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吸收并蓄；从政党与经济理论两个层面介绍了日本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另外，从新兴宗教角度审视了

《阿拉伯研究论丛》是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主办的关于阿拉伯研究的集刊，内容聚焦于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外交等方面。本刊以阿拉伯研究论坛为依托，选取学者于论坛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编选成册，以有益于国内阿拉伯研究的积淀。

本卷《新加坡研究》收录文章不仅有研究新加坡公共住房、社会福利、城市规划、创新型城市建设等政策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的文章，同时也有侧重新加坡与中国比较、互鉴以及新加坡借鉴中国福建土楼成功申遗经验的研究。另外，本书特别选取七篇着重探讨“新加坡模式：挑战与前瞻”的文章，在新加坡研究已进行长达几十年的今天，将新加坡研究的问题意识进一步延伸和聚焦到对新加坡模式、中国模式等“发展型国家”政治经验的普遍性意义的深度探讨和比较研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