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强调，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法治是文武之道，更是治国之道。世界外交实践屡屡证明，一味强行地搞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外交，在国际关系中会时常处于被动地位，这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民主法治化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注入法治力量。
　“法治外交”是本书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所谓法治外交，就是将法律观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在外交活动全过程之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某些外交中的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以正当合法的程序和法律思维逻辑处理外交事务、依法化解外交纠纷。法

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钱乘旦教授起了重要作用。本书是钱乘旦教授在学科形成过程中对区域国别学是什么、其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如何建设、如何发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区域国别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学术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需要区域国别学等等问题所做的思考和解答。区域国别学是一个新的学科，而且是一个交叉学科，建设好、发展好这个学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学术界、教育界面临的一大挑战。作为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具体成果，本书提供了新学科建设的思想框架。

本书以总书记关于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从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价值意蕴、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历史生成、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内涵范畴、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理论之维、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话语之维、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叙事之维五大方面深入探讨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提升国际话语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论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在要求，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当代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刻变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升中国国际话语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一、广西的山山水水印下了胡志明主席传播友谊的足迹，给广西人民带来了许多美好幸福的回忆。二、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一批越南学校陆续搬迁到中国广西办学。这些学校的历史见证了中越两国人民在那段特定的岁月中的深厚情谊。三、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中，中国的医院开始收治越南伤病员，这些伤病员经过医治后重新投入到越南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中，这在中越人民友好关系史上也书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抗美战争中，广西防城县建成并开通了向越南运输援越物资的临时港口和隐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以“五个世界”回应“四大赤字”，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为世界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本书以问题为导向，全面立体展现新时代治国理政重大理论成果和重要实践举措，为读者娓娓铺陈了世界之问的中国方案。

本遗孤是侵华战争的亲历者，是战争无辜的受害者，也是记录侵华战争的“活化石”。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是中日关系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虽然侵华战争已经结束70余年，但这段历史依然能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向。日本遗孤是战争遗留问题之一，记录战争受害者与幸存者的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态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本研究耗时十余年，对中日两国逾百名，包括“日本遗孤”、“遗孤二代”、“留华遗孤”、“中国养父母”在内的中日两国三代人进行

本书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通过档案研究和话语分析，考察了18世纪晚期以来精英发明的关于美国文明特性、地缘政治身份和国际角色的叙事如何塑造美国的自我理解和外交政策，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形成的新国家身份叙事作为一种帝国话语在冷战时期如何推动了西方的形成，激发了美国的对外干预，振奋了美国人的精神，并加快了冷战终结的进程。本书为外交史研究提供新的阐释维度，有助于深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形成过程的理解。

本书受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非零和博弈视角下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研究”（TJZXQN19XSX-003）资助。本书的主体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以囚徒困境推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具有客观的社会存在基础。中篇，通过三个合作博弈模型，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求解国际合作困境的合理性及学理性。下篇，以阿克塞尔罗德实验说明，一个合作先行者的出现是开启合作博弈的关键，即中国始终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主体价值。

兼具海陆地缘特性的中国和印度均怀揣民族复兴的梦想，面对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中印两国为什么能够超越“强邻对抗”逻辑而选择合作？怎样合作？合作前景如何？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本书主要涉及如下内容：中印发展伙伴关系理论适用：观念和应然路径、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国际体系动态均衡下中印地缘战略的恒与变关系、中印发展伙伴关系与国家安全、中印发展伙伴关系的进程与制度建设、中印发展伙伴关系的路径、关于中印发展伙伴关系建设路径与机制选择的思考

本书聚焦于南京国民政府因应国联调查团的历史过程，展现南京国民政府在吁请派遣国联调查团、国联调查团组建、国联调查团来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等层面的具体应对举措。本书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联调查团的因应及其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确有收效之处，但是政局紊乱和派系竞逐的政治结构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活动的羁绊，并体现在国民政府因应国联调查团的全过程中，进而提出内政与外交协调发展，弱国外交才有希望；修明内政，一致对外，是救国的基本工作，也是九一八之后国人的一致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