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先秦文学教育作为思考中国文学教育的起始点,从远古的歌谣乐律与神话叙事开始,探寻夏、商、西周以迄春秋战国的文学教育发展轨迹,而以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儒道诸家的文学教育思想和活动为,对中国文学教行探源性研究。先秦文学跨越的历史时段极其漫长。自从有了文学,就有了文学教育的意识和实践活动,并在先秦文学激流涌浪的发展中愈加浓重与强烈,体现在政治、道德、情感、审美等多重维度上。所以说,先秦文学教育是我国文学教育的源头,这一时期取得的文学教育成果,对秦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探索当下文学教育思想和策略提供了历史借鉴。
在汉字中,“教”形泉地表达了督促儿童学形,后引申为引导、帮助以助人成长的含义,《说文解字》注日:“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育”为会意字,《说文解字》注曰:“育者,养子使从善也。”“教”“育”二字合用,首见于《孟子·尽心上》: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可见,教育首先是一种精神性的互动过程,而文学与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教育”则更复杂一些。
单从语言词汇的结构合成上看,“文学”是“教育”的修饰语,那么“文学教育”之种,应该隶属于“教育”之属。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文学教育的内容与实际过程显示,文学教育的研究领域并非是“文学”与“教育”概念内容的简单叠加,也并非是文学与教育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果我们把整个‘教育’比喻为一株枝繁叶茂的参天古木,那么‘文学教育’已经是独立的一枝。”所以说,作为一门学科,文学教育具备独立地位,也曾被不断地委以重任,诸如建构人类精神的家园、呵护内心深处的情感、永葆生活的诗意等等,而文学教育也努力不负此任。
中国文学教育的发展、繁荣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态各异的文学教育理论蜿蜒绵亘,不绝如缕;其成长的周期亦有变化,时如涓涓细流,时若风起云涌,深邃、曲折而又悠远。鉴于研究的兴趣与目的,本书以先秦文学教育作为思考中国文学教育的起始点,从远古的歌谣乐律与神话叙事开始,探寻夏、商、西周以迄春秋战国的文学教育发展轨迹。而以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儒道诸家的文学教育思想和活动为,对中国文学教行探源性研究。一、问题提出
文学教育的价值核心在于育人,而文学教育的育人方式又有别于普通教育的育人方式。文学教育的显著不仅在于其教育过程的特殊性——既合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括了人与人的创造物,即语言系统之间的交流,而且在于文学教育的诗性审美视角。文学教育在其实施的过程中还关涉一个特殊的对象,这就是文学所创作的“文本”。“文本”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是有声的语言,也可以是无声的符号或文字,它们建构了一种文学教育的媒介,即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蕴含深厚的思想底蕴,富有陶冶情、美化心灵、自我的巨大力量。但文学作品本身是寂静的、休眠的,也就等同于“死的”。文学教育的活动就是激活“死的”历史文本的过程,使文本与作者、读者达成对话与互动,以实现文学教育的目标与任务。文学教育活动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是“坊间的闲谈式”,也可以步高雅之堂坐而论道的文学教育扎根于合理的文学教育思想之中,同时也受制于贴切的文学教育施教理念与施教策略,那种以情动人、润物无声的形式往往能获得较好的效果,也常常是的一类。
文学教育拥有广阔的领地,它不限于特殊的群体内,也不阚于固定的场合中,但与现实问题相联系,现代学校是规模化、系统化文学教育发生的一个重要场域。在实践教学环节,文学教育是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基础教育中,语文教育基揽了文学教育的任务,并拥有能与目的:引发文学阅读的兴趣,培育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塑造道德品质,唤醒诗性审美意识等。在语文教育工作者中,也能听到如是意见:
“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如何定位涉及到文学教育的地位、作用问题。我们现在提倡素质教育,其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建设人的物质家园,还要建设人的精神家园,而人的精神家园的建设离不开文学修养。文学教育是语文的专利。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主渠道上要靠学作品;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是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主要靠文学作品的学有培养学生的情感、意志、灵魂、审美情,也离不开文学教育。没有文学教育或文学教育很弱的语文教育是缺少生命力的。”其实,不仅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即使是在高等教育中,文学教育的任务也不是刻意造就一些文学理论家、文学作家。,虽然文学作品、作家对于文学教育的构成是必不可少的,但学校教育中的规模化、技术化、实用化倾向根本地制约了文学的创造与作家的创生。
在这个科学流行的时代,技术理性的肆意扩张不断地侵蚀着文学教育的大环境,浓重的文学教育氛围似乎被物质性的利害关系所代替,以至于原本博广宏大的文学教育似乎只存在于学校教育的狭隘范围内。但即使如此,文学教育还是问题重重。在化的教育过程中,不仅没地培养出文学的感觉,反而与文学的气质渐去渐远。更不消说实现文学教育所要求的道德品质塑造、诗性审美唤醒。
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单纯强调文学教育的工能,更严重地说。文学教育在过去的历史中曾一度沦为一种政治实用性的对象,文学教育仅仅被视为“似投枪、似匕首”的工具而忽视文学教育诗性审美的内容。文学教育本应是人的教育,却走向了人的反面。在文学教育的实践中,文学作品是钦定的、阅读模式是给定的、意义与价值是先定的;在文学的以至全部,只有一种颜色、一种味道、一种声音,这必定导向一种单一的面的价值观念与孤立的、的意识形态。文学教育的实践课堂忽视了人的精神性一面,或者只是声称人的精神性一面却又漠视它的真实存在,把文学教育降格为纯粹语言形式的技术作手段,把人文的文学教育败坏为纯粹语言文字的持与技艺。
当我们对文学教育的现状极为不满时,对其每况愈下的情景感到困惑时,我们就必须要追问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历史问题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考察,甚至需要在认真还原历史原貌的细节里明察秋毫。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资源,现代文学教育应该认真面对历史传统,重读与挖掘古代文学教育的合理思想对于现代文学教育的发展而言不啻为一种智慧的选择。只有潜心研读古代文学教育的经典,领会古代教育的精神。才能立足于当代,务文学教育之实。“一个国家,要把优秀的文化遗产接受过来。流传下去。文学作品,广义的文学作品,历史上的许多文含在里面。不管是历史方面的知识,不管是哲学思想,不管是文学,许多东西都要通过文学的教育来传授。什么叫美、美感,什么是比较高的思想境界,这些问题都应该在文学教学中体现出来。要成为有文化的,像我们中国这么长历史的文化发达国家,不重视文学教育是不行的。”这种对待传统与现代的态度,何尝不可以应用于文学教育的领地。
在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史上,先秦时期的文学教育是我国文学教育的源头,文学教育的基本理念在这一时期就已经落地生花了。无须提及先秦时期文学的丰富资源、多姿形态给人带来的震撼,即便是其发生的速度与样态也让人震撼不已。在这一时期,……
教育的孕育阶段,孕育期的特点在于,文学的能只是潜在地以口述历史、口头诗颂、神话传说等形式融于生产与生活之中,而并未发展为独立的思想意识与理论形态。虽然如此,中国最早的文学教育意识已经萌芽,并逐渐从潜在的状态向独立的文学教育思发。
到了夏、商以后,尤其是西周时期,中国的社会系统已越过了原始的蒙昧入文明的社会。这一时期的歌舞诗赋已经具有显性的文学能,已经具备在耳濡目染中打动内心情感、感染思想的效果,具有浓厚的文学教育意味。孟轲在追述夏商周三代教育任务时,辨明了其共同的特点:“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例如,西周时代形成的“六艺”教育(即礼、乐、射、御、书、数)已经集中体现了文学教育的核心思想。因为“六艺”不仅具有丰富的智性教育内容,也涵盖了德性、审美等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它既重视思想道德与社会文化,也不忽略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实用之技;既放眼未来,也不摒弃历史传统;既要求与外在的礼仪规范相符合,也呼唤内心的自然与和谐。“六艺”教育的实施,使我国古代教育形成了文武兼备、诸育兼顾的特点,成为我国教育在其创始之初最光辉的一页。西周的文学教育形成和发展于“六艺”教育之中,凸显了礼乐教化的教育特点。“礼”本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但其中对人的道德情和精神品质的培养部分从属于文学教育的领域。“乐”属于文学教育的范畴,器乐、歌诗、舞蹈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彼时已有“乐德之教”“乐语之教”“乐舞之教”的区别。《礼记·文王世子》日: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札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札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乐是“六艺”干,也是文学要内容,礼与乐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至春秋战国,在“六艺”教育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体的教育大师们提出并阐述了文学教育思想。在《礼记》《诗大序》等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学教育的系统描述。从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史的整体来看,由于特殊的历史氛围,儒家文学教育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他诸家的文学教育思想屈居其次。但是,这也并非说儒家的文学教育可以替代全部。以儒家和道家对文学教育发展的贡献为例: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二者对过去和未来的不同判断直接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理论路线。儒家以积极有为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的价值,并以教化的程度作为人的素质根据与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而道家则在对自然万象的观察中,消极地看待历史文化的价值,并视其为自然秩序与真实人性的障碍,尤其是“感官享受”,道家认为其妨害了人的自然审美活动,也有悖于人的情感与心灵的健康。不难看出,四、研宛思路
本书以文学教育的史料研究为基础,对先秦文学教行系统性的梳理研究。并兼顾文学教育生长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文学教育自身发展的特殊性,研读先泰时期文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在反思与检视中为现代文学教育策略寻求帮助。因而,本书首先从先秦时期文学教育产展的历史文化因素入手,论证夏、商、西周时期文学教育从无到有的演化过程,继而在成熟的文学教育体系内,以儒、道等不同的文学教育观念为典型,尽可能全面地发掘、整理、分析与重释古代文学教育内容中的基本理念与问题所在。置于动态的研究视角下,本书严格遵循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在兼顾传统与现代、批判与继承的辩证关系中推陈而出新。
先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的最早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源头。若仅仅依照时间的轴线来限定,它指的是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内所产生的文学内容,其中心部分是主题内容广泛、文体形式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先秦文学跨越的历史时段极其漫长,历经许多至今仍然未知的因素,囊括了蒙昧的歌谣、原始的神话、甲骨卜辞,并在《诗经》、《楚辞》、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的兴发中显示着自身的成熟。从这一源头开始,文学教育的意识已经萌发,并在先秦时期文学激流涌浪的发展中愈加浓重与强烈,体现在政治、道德、情感、审美等多重维度上。所以说,先秦时期也是我国文学教育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取得的文学教育成果,对秦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更是探索当代文学教育思想策略的历史借鉴。
本书基于历史溯源的视角,梳理了先秦时期文学教育的发展轨迹。对于研究者来说,如果想重塑和再现先秦时期文学教育历史的全貌,都将回天乏术。谁都无法用文字,乃至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表现方武来重现一个时代。所以,本书主要围绕Z个方行探索:一是尽量阐明当时社会的文化和教育环境,以此建构文学教育形教育的孕育阶段,孕育期的特点在于,文学的能只是潜在地以口述历史、口头诗颂、神话传说等形式融于生产与生活之中,而并未发展为独立的思想意识与理论形态。虽然如此,中国最早的文学教育意识已经萌芽,并逐渐从潜在的状态向独立的文学教育思发。
到了夏、商以后,尤其是西周时期,中国的社会系统已越过了原始的蒙昧入文明的社会。这一时期的歌舞诗赋已经具有显性的文学能,已经具备在耳濡目染中打动内心情感、感染思想的效果,具有浓厚的文学教育意味。孟轲在追述夏商周三代教育任务时,辨明了其共同的特点:“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例如,西周时代形成的“六艺”教育(即礼、乐、射、御、书、数)已经集中体现了文学教育的核心思想。因为“六艺”不仅具有丰富的智性教育内容,也涵盖了德性、审美等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它既重视思想道德与社会文化,也不忽略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实用之技;既放眼未来,也不摒弃历史传统;既要求与外在的礼仪规范相符合,也呼唤内心的自然与和谐。“六艺”教育的实施,使我国古代教育形成了文武兼备、诸育兼顾的特点,成为我国教育在其创始之初最光辉的一页。西周的文学教育形成和发展于“六艺”教育之中,凸显了礼乐教化的教育特点。“礼”本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但其中对人的道德情和精神品质的培养部分从属于文学教育的领域。“乐”属于文学教育的范畴,器乐、歌诗、舞蹈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彼时已有“乐德之教”“乐语之教”“乐舞之教”的区别。《礼记·文王世子》日: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札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札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乐是“六艺”干,也是文学要内容,礼与乐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至春秋战国,在“六艺”教育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体的教育大师们提出并阐述了文学教育思想。在《礼记》《诗大序》等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学教育的系统描述。从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史的整体来看,由于特殊的历史氛围,儒家文学教育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他诸家的文学教育思想屈居其次。但是,这也并非说儒家的文学教育可以替代全部。以儒家和道家对文学教育发展的贡献为例: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二者对过去和未来的不同判断直接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理论路线。儒家以积极有为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的价值,并以教化的程度作为人的素质根据与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而道家则在对自然万象的观察中,消极地看待历史文化的价值,并视其为自然秩序与真实人性的障碍,尤其是“感官享受”,道家认为其妨害了人的自然审美活动,也有悖于人的情感与心灵的健康。不难看出,儒能主要在“建构”,即为文学教育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道能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对儒家文学教育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相对而言,在儒、道之外的墨、法、名诸家也对儒家的文学教育思想起到了批判、制约的作用,但其影响逊色干道家,并没有在文学教育思想上形成系统的观念体系与理论系统。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是铜铸铁造的历史丰碑,那么,先秦时期便正为这一历史的浩大工程做出完善的准备,从而使文学教育的历史熔炉不断升温。研讨文学教育历史的人们会喜爱观看那令人仰止的丰碑,领会那动荡沸腾所带来的美妙,却往往忘记了这个较为舒缓的历史时期。本书试图从历史溯源和教育反思的视角,来研究和探讨先秦时期舒缓的文学教育历史和教育意识。如果可行比喻的话,先秦时期的文学教育历史就犹缓流淌的大河。我们在静静流动的河边捡起几粒美丽的石子,捧起一抔细沙,虽然没有欣赏“飞流直下三千尺”那样的激动,但是其中的美妙与欢悦。是任何风浪冲击所无法领略到的。成的历史背景;二是关注先秦时期文学教育的发展脉络,重在探索文学教育在道德、情感和审美等方面体现出的教育价值;三是在整理这一时期文学教育历史轨迹的基础行反思和检审,重塑文学教育的精神立场。
先秦时期的文学教育是在特殊的历史氛围中产展起来的,在它的产生过程内蕴含着大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信患。夏、商、西周之前的漫长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
吕洋,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学论教研室教师,陕西师范大学基础课程中心组成员,研究方向为文学教育、语文教育。在《人文杂志》《华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等刊物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主持多项省部级项目,出版专著《中国古典文学教育思想的始源》,主编教材《基于核心素养提升的语文智慧课堂》,参编教材《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等6部。获得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以及陕西师范大学“教学标兵”“教书育人个人”等荣誉。
目录
第一章 文学与文学教育概述
第一节文学概念
第二节 文学教育界说
第三节 先秦文学教育的特点
第二章 文学教育萌发的历史氛围
第一节 文明的诞生与文学的滥觞
第二节教育体系的规范与文学的发展
第三章歌谣与神话:文学教育的原始质素
第一节歌谣传唱的历史源头与能
第二节神话传讲氛围中的文学教育方式
第四章夏商西周时期文学教育的形式与内容
第一节夏商时期的乐舞教育
第二节西周时期的礼乐教化·
第五章先秦儒家文学教育的建构与达成
第一节孔子“本乎人文”的文学教育
第二节孟子“心性涵养”的文学教育
第三节荀子“化性起伪”的文学教育
第六章 先秦道家文学教育的自然取向
第一节“自然”“无为”:老子的文学教育
第二节“逍遥”“齐物”:庄子的文学教育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文学与文学教育概述
第一节文学概念
何为文学?古往今来的文论家们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可谓绞尽脑汁。我们已知的人类最早的文学现象,其边界并不像今天这样清晰,那时的文学常常是混沌的:文学文本的现代样式难以明确,如史诗的核心特征既是历史又是诗;某些文化形式又混合着多种要素,如原始仪式含文学、舞蹈和音乐等成分;文学有时含某个劳动事件与精神文化的混合。这些早期的事实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命题:文学在它的发生期并不具有独立的形式。也就是说,作为纯粹的语言艺术的文学是文明社会的产物,早期人类所谓的文学,常常是其他文化样式内部的一种因素。
文学概念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演变过程。“文学”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早已有之,但其含义与现代汉语中专指语言艺术的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没有发达的学科分类意识,文化,尤其是人文学科文化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不仅文史哲是一家,哲学与神学也是一家,甚至医巫不分、集占星家与天文学家于一身。因此,先秦文学的含义比较宽泛,兼有“文章…博学”两重意义,至少是将现代人所指的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门类都囊括在“文学”之下。《论语·》已将文学作为一种有别于“德行”“言语”的类别: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义疏》恰有对文学的释义:“文学,谓善先王典文。”“先王典文”在先秦时代主要指《诗》《书》《礼》《乐》等文化典籍,实泛指学术文化。所谓“善先王典文”,意为对前代典籍文化学得很好。同样,孔子所言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中的“文”一样,均指文化典籍,不单指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由此看来,在这种大文学观念下,“广义的文学可括哲学、史学等所有书面著作,几乎相当于精神文化的代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括文学、史学、哲学在内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
至两汉,人们开始区别“文”与“学”,把“文章”与“文学”相分离。《汉书‘儒林传》:“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土矣。”《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的“文学”与先秦时期大体相同,略有拓展,指典籍文献基础上的学术及其教育。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使那个时代的作品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将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关照之下,加以艺术地再现;反映在教育上,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会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
魏晋以来,文学逐渐走向独立的观念,渐渐具有较为独立的门类意识。再到南北朝时期,文学有了明确独立的、类似于今天的学科门类地位。南朝宋文帝所确立的四学中,文学比肩于史学、儒学、玄学。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是比较简单的二分法,也就是所谓的“文笔之分”。《宋书》卷九三《隐逸传》中说:“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后汉书》在编排的过程中使《文苑列传》出列,并将其与《儒林列传》等名目编排为同一模式,仅从这种文本形式的编排便可以察觉出文学已经有别于其他门类。对“文笔之分”的概念比较还可见于南朝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这里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语言的韵文特点,而与语言表达内容有关,与是否表达感情、触动心灵有关,同时,语言的形式之美也是参照的因素。具体到“文学”概念的使用上,一方面许多人仍然沿用汉代的说法,把现代所说的“文学”称为“文章”,把现代所说的“学术”称为“文学”;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开始在同一意义上来使用“文学”和“文章”,即把这两个词都用来表示现代所说的文学,而将学术著作另外称为“经学”“史学”“玄学”等等。整体而言,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它的艺术特质得到了充分的认识,独立的门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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