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互文性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明清小说互文性研究的专题分析与体系构建研究”（15XZ013）阶段性成果。全书由八个部分组成：包括绪论（互文性视阈下古代小说文本研究的现状与思考）、结语，及《三国志演义》文本的外部指涉性、《三国志演义》叙事结构中的互文美
王凌（1980-），女，湖南常德人。博士，副教授。2009年于南开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到西安工业大学任教至今，2011—2015年期间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与赵望秦先生进行合作研究。现任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地方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教学及科研工作。出版专著《形式与细读：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先后在《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小说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编教材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项、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陕西省教育厅人文专项项目2项。曾获南开大学2009年优秀毕业生荣誉，南开大学首届“人文科学青年学者奖”三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
绪论：互文性视阈下古代小说文本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一 古代小说互文性研究现状综述
二 古代小说互文性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三 古代小说互文性研究中存在的突破口
四 本书的研究旨趣
第一章 故事情节与叙事方式的指涉性
第一节 母题的继承与演绎
一 “仁主求贤”的继承与改写
二 “鸿门宴”的模仿与解构
三 英雄的“相关配备”
第二节 预叙方式的借鉴与参照
一 异兆预叙与天人观念的共同信仰
二 梦预叙与叙述艺术的一致追求
三 预言预叙与审美需求的集体迎合
第三节 多种仿拟
一 叙事情景的正向借鉴
二 主题意蕴的逆向戏拟
三 意境化用与格调模仿
第二章 诗词的互文性
第一节 人物诗作的再次解读
一 原始内涵的延伸
二 原始内涵的背离
第二节 咏史诗介入的意义
一 对历史内容的多层级接受
二 诗歌与小说的相互注解
第三节 “仿咏史”论赞诗与小说内部的情节互文
一 回述参照
二 预叙参照
三 同类参照
第四节 典故运用与小说语言的多重指涉
一 信息含量的增加
二 褒贬评价的寄寓
第三章 插图本中的语一图互文现象
第一节 语-图互文的具体所指
第二节 因文生图：文字对图像的决定作用
一 挑选“孕育性的顷刻”
二 共时陸叙事：时空场景的分割
三 自然环境、绣像的静态表现
第三节 以图解文：图像对文字的反向回应
一 场景选择与审美取向
二 图题的褒贬寄寓
三 图文不符的背后
第四章 叙事结构中的“互文”美学
第一节 对照叙事与主题的强调
一 宏观结构中的“首尾大照应”
二 情节单元之间的前后“遥对
三 局部情节之内的微观”自对“
第二节 重复叙述与隐喻的传达
一 意象重复
二 场景重复
三 情节重复
第三节 伏笔叙事与隋节的暗示
一 对人物命运的暗示
二 对重要情节走向的暗示
第四节 “弄引”、“獭尾”与结构的完善
一 “弄引”与叙事铺垫
二 “獭尾”与叙事余波
第五章 毛批中的“互文”解读视角
第一节 小说评点与互文性理论的沟通基础
第二节 史实参照建构人物品评模式
一 历史事件的参照
二 历史人物的参照
第三节 诗文引用与小说意趣的个性化解读
一 情境参照扩展解读空间
二 “简单参考”增加情韵内涵
三 借古人之论抒个体感悟
四 借用、戏仿调节阅读情绪
第四节 寻找隋节互文与小说结构的文人化阐释
一 对应结构的发现
二 对应结构的解读
第六章 《三国演义》影视改编的互文策略
第一节 信息增值与集体记忆的复活
——以电视剧《三国演义》为例
一 题材流传中的信息再现
二 民间故事的介入参与
三 历史记忆的补充参照
第二节 故事改写与港式大片的审美需求
——以电影《赤壁》为例
一 转移叙事重点凸显“兄弟情谊”
二 时空错乱与“正邪不两立”的强化
三 重视次要人物展现“反战”主题
第三节 形象重塑与当代接受的潜在期待
——以电视剧《三国》为例
一 卸下脸谱与角色翻案
二 生活叙事与解构英雄
三 台词穿越与人物戏说
第四节 主题颠覆与现实情感的投射
——以电影《关云长》、《三国之见龙卸甲》、《铜雀台》为例
一 《关云长》：迷失与突围
二 《见龙卸甲》：未奏响的“集结号”
三 《铜雀台》：英雄的孤独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三国志演义>互文性研究》：
异兆描写不仅能预示朝政大事，还可预示人物命运，这在史传叙事中曾颇多尝试。如《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母怀孕时梦与神遇，其父又见“蛟龙于其上”，显然是为刘邦此后即天子位进行的提示，当然这也是受封建社会“君权神授”思想的影响所致。而《演义》亦不乏此类记述：十常侍之乱中，少帝与陈留王逃出皇宫流落于农庄，庄主遂夜梦两红日坠于庄后，又见“庄后草堆上红光冲天”，两日之梦与红光之兆预示了陈留王日后为帝的命运。还有一类预示人物死亡的异兆在《演义》中也反复出现。如董卓死前几日“所乘之车，忽折一轮”，下车乘马，“行不到十里，那马咆哮嘶喊，掣断辔头”；又次日“正行间，忽然狂风骤起，昏雾蔽天”。庞统身死落凤坡之前亦经历“忽坐下马眼生前失，把庞统掀下马来”等异兆。在阅读中，读者往往会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怪异现象预感到人物命运即将发生变化，以此迅速进入一种特殊的情绪状态。这种提前的暗示与最终结局之间有时还会间隔较长篇幅，如“刘禅帝蜀四十余年而终在一百十回，而鹤鸣之兆早于新野初生时伏下一笔……曹丕篡汉在八十回中，而青云紫云之兆早于三十八回伏下一笔”（《读三国志法》）等，虽时隔遥远，但更展现出作者在维护小说结构完整性方面用心之细，这与脂砚斋评《红楼梦》时所提出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基本一致。而这也就说明，对于小说作者而言，热衷于此类祥瑞或灾异之兆的描写，并不单单是受“天人感应”的观念影响，其实也是文学创作中对情节高潮进行提前铺垫，以营造一种紧张、刺激而又略带神秘感的特殊意趣氛围的需要，是美化文章结构、引发读者兴趣的一种叙述手段。毛宗岗谓“每见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捏不来之时，便平空生出一人，无端造出一事，觉后文与前文隔断，更不相涉”，便是针对故事转折之前未有铺垫的突兀之笔而言。预叙铺垫在小说叙述中如此重要，天人感应的思想又因为儒家正统地位得到巩固，如此古人对异兆预叙的运用也就绝不仅限于历史、政治题材的作品。在《金瓶梅》中，西门庆重病前夜从王六儿处回家，“打马正过之次，刚走到西首那石桥儿根前，忽然见一个黑影子从桥底下钻出来，向西门庆一扑。那马见了只一惊躲，西门庆在马上打了个冷战，醉中把马加了一鞭……直跑到家门首方止。”人物中年丧身的结局已在这不祥之兆中露出端倪，作者通过异兆描写对情景氛围进行了有效的渲染和铺垫，以使情节的转折不至突兀。虽然两部小说一为历史题材，一为世情题材，却并未妨碍他们同时选择这种通过特异之象进行预示的叙事技巧，这是因为作品不仅拥有相同的天人观念、叙事传统，也拥有同一层次的阅读审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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