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一个基原性的问题，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外已有很多学者倾注较大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发表了不少论著，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达成一定的共识，其中不乏确有真知灼见的优秀成果。耿春亮的研究能在这样一个较为成熟的学术研究领域里取得新的进展，颇为不易。据我所知，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进展，主要是他针对该领域研究的现状，充分吸收前人成果，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看似平常而实则颇为有效的措施。
一是突破点恰当。一项研究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把旧题目做出新意，须选准突破点，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会劳而无功。耿春亮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五四”时期中国影响最大的四大报纸副刊之一《晨报副刊》中关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进行考察，这样范围较明确，容易做到 “小题大做”“以小见大”，在相对较为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研究。更为关键的是，《晨报》这样在当时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的日报，是反映鲜活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窗口和灵魂。原因在于，古代政治思想的窗口和灵魂在官府，政治思想要通过官员的奏折、著述、口头报告等，通过朝廷和政府这个大平台，才能转化为影响全国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朝廷以外虽然也有学校、行会和民间组织等平台，但其涉及的议题和内容范围有限，其影响也往往局限在一个不大的小圈子和个别行业里。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报纸和杂志等现代舆论工具的出现，政治思想传播和发生全国性影响的平台逐渐由朝廷转移到社会，报刊成为各种政治主张汇聚交流交锋的主要平台之一，它与近代新出现的国会、政党等组织一起，共同构成近代政治思想发生、发展演变的枢纽和关键，抓住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就抓住了当时政治思想潮流的枢纽和关键，凭借这个枢纽和关键，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观察这一时期各种政治思想流派聚散离合、交流斗争的种种实情内情。
二是知人论世。“知人论世”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特点。《孟子·万章下》： “尚论古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可以说“知人”是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或历史上的思想观念的基本前提，不知其人，只从孤立、抽象的文本文字去理解其思想观念，如何能够真正理解其思想？更如何能够对其思想观念做出恰如其分的阐释和定位？
“知人论世”虽然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原因之一是近代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辛亥前后到国民革命时期变动尤剧，思想文化斗争空前激烈，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文献，在发表时很多作者使用化名，或者干脆匿名，这样客观上就给后来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造成困难。原因之二是当时比较活跃、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的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留给后人的参考材料有限。原因之三是学术界对于清民之交的这段历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迄今为止还没有完成，这也给研究这段历史造成了困难。正因如此，以往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献和历史时，常常会遇到一些只知其文而不知其人的情况，研究者虽然可以拿来作史料引用，但据此所做出的一些判断，却常常是在疑似之间，很难做到准确无误。
针对此种现状，耿春亮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对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的群体特点、聚合途径等进行考察，由此发现： 决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社会人事网络的关键因素是同校、同会、同学等，而李大钊在此人事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与以往学术研究中所揭示的以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确有相当差别，从此种差别中，可以看出影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某些重要因素及其意义，看出马克思主义从最初在中国的传播开始，就不是宗派性、地域化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省界、县界、乡界，是真正全国性的。而从此网络中看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则在社会网络和政治组织层面深化了对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巨大贡献的认识—不是简单的个体性的传播，而是带动社会和组织一起传播，传播的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贡献也自然更大。
三是研究方法较为得当。五四时期是中西文化广泛交流、深度交融的时期，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思想文本，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有关的文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跨文化、跨语际、跨国际、跨文本等特点，或多或少都带有翻译性或编译性，在性质上与古代文献有着较大差别。如果只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晨报副刊》上有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章，固然可以当作一般的史料来运用，但史料背后所潜存的各种思想理论和文本资源，则很难显现出来。耿春亮在研究中注意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比较自觉地运用跨文化、跨语际、跨国际、跨文本的研究方法，初步从《晨报副刊》有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章背后，挖掘出一个源自日文、英文等外文文献资料的文本群，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些典型文本背后的思想理论和文本资源，从而可以帮助读者更加精准地了解五四至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理论渊源、文献文本依据、国际语际渠道等，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四是勤奋用功。学术视野、研究方法、突破点选择等固然都是创新性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但有志于学术、用心做研究，视学术研究为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更是不可缺少的，在学术功利化、泛化、“水”化现象比较严重的学术生态下，在基础理论研究中，能够用“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查阅资料，花大功夫、下大气力研读文献，思考问题，对于做好研究尤其重要。耿春亮在清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对学术的执着追求，最终完成了这样一篇有一定分量的学位论文。我作为他读博期间的指导老师，很为他的这种心无旁骛、一心向学、刻苦钻研的精神所打动，同时也很为他感到自豪。
耿春亮的博士学位论文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并入选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丛书，经修改，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嘱我作序。回想他从入学到毕业的种种情形，尤其是其论文从选题到答辩的过程，拉杂写来，权作为序吧。
王宪明
2020年6月于清华大学双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