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至今已有众多关于19世纪日本开国的著作，这里将再添加一册。其意义何在？
本书前半部分主要分析了18世纪末至1853年（嘉永六年）佩里率领的美国舰队来到日本之前约60年的历史；后半部分则介绍了日本在1853年、1854年（安政元年）与美国、英国、俄国签订开港条约的外交过程。关于前一段历史，已经有了井野边茂雄《新订增补维新前史的研究》这一名著；而关于后一段历史，则有以石井孝著《日本开国史》为代表的各种研究著作。此外，关于前后两个时期的著作还有田保桥洁《近代日本外国关系史》、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等一批已成为经典的著作。新近出版的众多著述有关外交过程的主要模式大都参照这些著作，并加上了其他方面的材料。
本书将选取上述名著中被忽视的问题加以论述，并力图大幅改写该时期的外交全过程。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当时的原始材料就可以发现，迄今为止的解释至少在有关外交过程和外交政策方面还有不少未解决的问题。
先看前半部分19世纪前期的历史。这一时期有如下一些问题。第一点，自1980年代前后开始，围绕近世日本是否属于“锁国”这一问题，日本历史学界提出了质疑。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只注重研究日本在“锁国”名义下对外闭关自守这一问题，而忽视了与中国、琉球、朝鲜等近邻的关系。这一倾向此时受到了批评。笔者认为，近世日本虽然重视与近邻国家的稳定关系，然而从世界史范围看，仍然维持着相对闭锁的对外关系。这一结论现在已经基本被史学界所接受。在这一意义上，使用“锁国”一词是恰当的。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确认的一个事实是，“锁国”一词并非最早出现在近世初期，在19世纪初期志筑忠雄翻译《锁国论》时已经出现了。这一事实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考察。
事实上，将“开国”与“锁国”作为幕府末期的核心政治问题始于18世纪末期，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是否允许外国人进入日本。众所周知，近世初期的锁国政策是以日本人出入境为重点的。日本人出国以及重新回国成为严禁的对象。而针对外国船只的禁令只适用于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与上述国家有亲缘关系的英国。对其他国家的船只，朝鲜、琉球、中国自不必说，安南、柬埔寨和泰国等国家的船只都可以自由往来。这一体制至18世纪松平定信时代才被改变。松平把禁止入境的对象扩大至所有外国船只。
这是一个有意识地加强日本闭锁性的新政策。之后，经过各种对外事务的处理，日本人的对外注意力集中到外国船只来航的问题上。其结果是幕府末期政治斗争焦点的“开国”被限定在是否允许外国人入境这一点上，而几乎忽略了日本人出国的问题。1866年，近世日本初期原本严禁日本人出国的问题悄悄地被打破了，未遭到任何反对。
第二点，与佩里来航时相反，德川幕府于19世纪前半期反而加大了“锁国”的力度。对此，迄今为止的不少著作认为这是日本对世界形势，特别是对西洋动向的无知所造成的结果。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注意到了西洋征服世界的动向，才在政策方面加强了闭锁性。这一选择似乎有些矛盾，但如果从常识的角度思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面临着超出个人人生周期的危机，“西洋某一天将会到来，但是无法预测什么时候来”。在这一状况下，即使意识到危机终将到来，也不会把它看作是迫在眉睫的事。假设那时的人们认识到，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可以继续维持长达近两百年太平的锁国状态的话，这并非不可理解的事。
第三点，更重要的是，这一“已经预测到了，但是不知何时到来的危机”的状况对于生活于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也并不是与己无关的问题。袭击日本列岛的大规模地震就是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对人类整体而言，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也属此列。被预测为终有一日将发生的重大事态在某一个具体时刻成为事实时，人将会怎样行动呢？大多数人都会把对未来事态的预测看作杞人忧天，拒绝在惶惶不安中度日，而选择快乐生活的道路。自然，其中也有认真思考这一危机的人。他们深深忧虑可能成为现实的危机，不断敲响警钟，但是很难引起世人的关注。他们自己也一时找不到有效的对策，其中还有不少人在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去世。生活于19世纪前半叶的日本知识分子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中。从结果来看，尽管幕府末期的日本在危机到来之前强化了“锁国”政策，但还是在最后时刻转向了“开国”，从而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原因之一是，在这期间日本已经有过种种探索、思考和争论，积累了可以选择的多种对策。尽管如此，从后世来看，日本能够躲过危机还是应该称为幸运。本书对此未能充分展开讨论，不过笔者仍想指出，为了生活于20世纪的年轻人，19世纪日本人的经验是值得重新审视的。
本书的后半部分主要思考了自1853年美国使节佩里率领舰队来到日本时起，至翌年签订《日俄和亲条约》的历史。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其间发生的民族之间的接触都是在这之前未曾遇到过的。作为东亚的一国，日本与地球另一端一些国家的代表在此之前相互的了解仅限于少量的文字资料。日本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全面的对外交往，他们甚至无法直接进行语言交流。这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的接触是如何进行的，当中发生过什么问题？对此，本书将主要围绕签订条约过程中的语言与翻译问题进行考察。其中一个饶有趣味的事实是，著名的《日美和亲条约》至少存在两个内容不同的版本。是否允许美国在下田开设领事馆这一点上，条约的英文版与汉文版文本之间存在内容上的出入。如果以后者为准，日本可以拒绝开设领事馆。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所谓和亲条约只不过是批准美国船只临时入港靠岸的开港条约而已，并非决定传统意义上国家间交往关系的“通信”或“通商”关系。如果允许外国官员进驻日本，也就意味着两国之间已经发生了“通信”关系。因此，在后来进行《日俄和亲条约》谈判时，这一点成为引起日本政府内部争论的焦点。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呢？追根寻源，可以归结到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困难这一点上。当时，日本与美国的使节之间没有可以运用对方语言直接进行谈判的人才，因此主要使用荷兰语进行交流。而这一形式的翻译并非十分顺畅。另外，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同时使用了东亚地区传统的外交语言——汉文，这进一步加剧了混乱。日本与英国签订条约也起因于翻译错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访问长崎的英国军舰舰长只不过是提出了希望日本保持战时中立的要求而已，由于日方误解了这一要求，到最后不得不与本来没有缔约权的英国使者签订了条约。在这一过程中，还发生了一名长崎翻译原因不明的死亡事件。
原先完全没有接触的异文化集团开始进行密切交往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双方克服了语言不同和互不信任，克服了利益冲突与面子，仍然不懈地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时，谈判双方都考虑些什么，寻求解决哪些问题？当时的谈判者为了寻找可以弥合彼此差异的共通点而竭尽全力，并以此为依据去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本书将努力再现这一场景。这一视角不仅有助于理解开港条约，对于理解后来的友好通商条约也将有所裨益。如何看待领事裁判权也是如此。在最流行的观点中，常常只关注西洋与非西洋国家之间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一表面问题。然而，仅就幕府末期的历史环境而言，这很难称之为不平等。所谓领事裁判权，是指当地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纷争，当外国人为加害一方的嫌疑者时，其所属国家的领事根据本国的法律进行判决的制度。相反，如果当地人是加害者、嫌疑者时，就由当地国家的法院依照本国法律进行判决。当无法信任对方国家时，为了保护本国国民，将其置于本国法律制度之下的做法是十分合理的。友好通商条约完全未考虑除了官员以外的日本人到海外的情况，在这一范围内条约并无不平等之处。
本书的后半部分将把另一问题纳入视野：政策的大转变，即向相反方向的转变是怎样实现的。1854年的三个条约是决定开港的条约，并未规定“通信”和“通商”。如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对这些条约作不同的解释。既可以解释为“开国”，也可以理解为维持“锁国”。这一多义性具有什么含义呢？正如在本书前半部分所看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19世纪的日本政府不断加强外交政策方面的闭锁程度。以至于鸦片战争之后，日本政府不顾历史事实，对有着传统外交关系的荷兰发出通告，说两国之间仅仅是“通商”，而非“通信”关系，并要求今后勿再派出“通信”使节云云。佩里以及普提雅廷等舰队的到来引发了日本政治危机，迫使当局弱化了“锁国”的政策。但是在条约缔结后，日本政府仍然继续拒绝扩大“通商”与“通信”关系。下面的事实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1855年，英国舰队为了交换日英条约的批准文书再度访问日本时，长崎奉行等人拒绝了英方希望均沾当时正在谈判的荷兰条约（通商为主要内容）的要求，极力阻止把关系扩大至“通商”。此时进入长崎港的英法舰队共有13艘。面对远远超过佩里舰队的兵力，日本代表最终未让条约超出开港的范围。但与此同时，德川幕府内部已经出现了肯定“开国”、试图实现基本政策大转变的意见。翌年，幕府一方面拒绝了英方再度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已持续十余年坚持“锁国”政策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终于对幕府官员发出指示，要求探索通过“通商”实现富国强兵的途径。本书的末尾部分将分析反映于表面的态度与内部的议论之间的不一致，探讨政策大转变得以实现的条件。从宏观层次上看，我们不妨把幕府末期转向“开国”的政策看作日本顺应了19世纪西方推进全球化进程的第二波“宇内之大势”。它经历了由初期的强化“锁国”，到后来转向“开国”的逆转与跨越这一具有辩证意义的过程。
本书始终依据原始资料对这一过程做出全新的解释。前半部分主要参考了井野边茂雄等人的研究。考虑到丛书的体例，无法对引用的先行研究做出详细注释。但为了方便今后的研究，在本书末尾列举了详细的参考文献目录，供参考使用。
三谷博，197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国史学专业，文学博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迹见学园女子大学。主要著作：《明治维新与民族主义》、《十九世纪日本的历史》（合著）、《佩里来航》、《面向成人的近现代史 十九世纪部分》（合著）。
译者简介
张宪生，1982年1月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专业，2000年获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学位，原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系教授，主要研究日本近世史。
谢跃， 1982年1月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现为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日本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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