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正义一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珍品，但究竟什么是正义，它具有什么样的形态，却没人能说得清。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有个有意思的说法：“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普罗透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具有预测未来的神力，但只能向捉住他的人透露预言，但他经常变化的外形却让人们无法捉住他。对于本书来说，它的目标聚焦于探讨马克思（Karl Marx）和罗尔斯（John Rawls）以及其他学者如何思考和分析正义问题。之所以选取他们作为研究对象，乃是他们对什么是正义有着不同，甚至相悖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吸引了足够多的关注，其中不仅有心悦诚服的支持，也有义正辞严的批评。什么样的正义理论是可欲的，什么样的正义目标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样的正义要求是能够得到辩护的，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都不甚清楚。歧义杂陈的理论，聚讼纷纭的观点，编织出一幅关于正义研究的多彩图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义所具有的张力，正是吸引人们沉浸于其中进行思索的原因。
正义所具有的张力跟很多因素有关。例如在马克思那里，正义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有人评论说，马克思不关心正义，只关注物质资料的生产，正义是由生产决定的，具有局限性的法权概念，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就是正义的，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不正义的。另一些人却反驳说，马克思也关心正义，比如从他用“抢劫”“诈取”“欺骗”等字眼描绘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行为就可见一斑。这些评论大相径庭，却都显得言之成理，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分析马克思构成不小的阻碍。
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当代正义理论的一系列论争中。毫无疑问，罗尔斯的《正义论》是道德与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开启了近五十年正义讨论的篇章。时至今日，这些讨论依然激烈，研究成果亦俯拾皆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仍然值得我们反复深入细致地思考，而他的批评者，如诺齐克（Robert Nozick）、德沃金（Ronald Dworkin）、科恩（G.A.Cohen）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等人的理论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在当代正义诸理论的纷争中，平等、应得、充足、需要等概念纷繁复杂，纠缠在一起，需要我们进一步予以澄清和辨明。
对正义问题的深入思考是为了更好地审视我们周遭的现实。正义决不是空洞无用的道德术语，相反，它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土壤。日常生活千姿百态，现实社会大异其趣，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人们也往往形成不同的正义要求，诉诸不同的正义原则。这些要求和原则甚至相互掣肘，彼此冲突。例如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如何公正地分配大气中有限的碳排放空间，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历史上的“无知”排放责任如何衡量，当前减缓和适应气候变暖的成本如何分担，未来世代的排放权益如何保障，等等。人们围绕这些具体的问题争论不休，从本质上说，是对何为正义有着不同的看法。面对此类棘手的现实难题，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和剖析不同的正义原则和规范，探讨什么样的正义方案才能得到证成和运用。
在本书的行文中，我努力清晰、严谨和厚道地进行论述，也尽量对某些理论展开“内部批判”。关于这一点，我受惠于很多人。在此不妨用程炼教授的总结来概括：第一，我们要用清晰的概念将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我们要用字面的意思（literal meaning）而不是修辞的方式说话；第二，我们的思想要经得起推敲和论证，而不是愿望式的、跳跃式的、故弄玄虚的。程炼：《思想与论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本书的结构将以如下的方式来安排：
第1章“马克思与正义的所指”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争论。“塔克尔伍德命题”是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该命题认为马克思没有在道德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功能和作用来看待资本主义，该命题得出结论“剩余价值的剥削不是不正义的”。对此，批评者认为，“塔克尔伍德命题”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用隐晦的、间接的方式谴责了资本主义的不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争论涉及不同的理解模式和分析范式，也涉及马克思理论中的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之区别。
第2章“罗尔斯的《马克思讲座》”分析罗尔斯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有关马克思的讲课稿，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直接讨论马克思的作品。在《马克思讲座》中，罗尔斯对劳动价值论发起责难，认为这一理论如今很难抵挡现代经济学的冲击。他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相互矛盾的正义判断，并且相信马克思抱持的是永恒的、普适的正义观念。对于未来“生产者自由联合”社会，罗尔斯则认为它存在致命的缺陷，必须引入“差别原则”“劳动分工”和“正义感”加以克服。
第3章“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思想关联”进一步探讨他们二人的学术关系。通过分析原初状态中对人的观念的思考、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中对自由的分析，以及第二个正义原则中对平等的主张，我们能看到，马克思和罗尔斯之间有着超出某些批评者想象的相似性。
第4章“应得概念的历史叙事”转向一种宏大的视角，分析应得概念从古至今的演变。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等人语境中的“应得”更接近于英文词汇merit，这与现代社会强调的“应得”(deserve)有很多不同。前者指基于德性来应得公共职务，后者是基于理性个体的行动应得社会基本善。“应得”从古代merit到近现代deserve的范式转型与启蒙运动息息相关。20世纪以来，约翰·罗尔斯等人对“应得”和“反应得”的区分再次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当代“应得”的讨论还突破传统的问题域，在“代际应得”和“全球应得”等论域实现了新拓展。
第5章“在当代语境中重访洛克”把近代重要的思想家约翰·洛克置于当代的正义语境来讨论。在《政府论》一书中，洛克通过区分“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指明了证成个人财产权的一系列约束条件。诺齐克自认为是洛克思想的继承者，却在弱化前者约束条件的基础上，以“弱的约束”方式与其分道扬镳，转而支持一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反，罗尔斯体认到实质平等之重要意义，支持一种比洛克更平等的分配方案。相形之下，洛克、诺齐克与罗尔斯三人的财产权论述表达出对“自我所有权”的不同信守。如果说诺齐克坚持“完全”的自我所有权，罗尔斯对“自我所有权”存而不论，那么洛克的理论看起来正是允执其中，坚持一种“敏于事实”的自我所有权。这意味着洛克的财产理论既不是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式的，也不是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式的，而是锚定在二人之间。
第6章“罗尔斯论应得”分析罗尔斯讨论应得概念时的得与失。与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正义理论者支持“道德应得”（前制度性应得）不同，罗尔斯指出自然天赋和资质的分配是任意的和偶然的，人们不应得基于偶然分配的利益，正义应当优先于（道德）应得。对此，诺齐克、斯特恩伯格和罗森伯格等反平等主义者对这种“反应得”理论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反应得”是否破坏了个人的自我选择，差别原则是否缺少对个人努力的重视，以及自然天赋能否被当作集体共同所有等方面。本章通过考察罗尔斯的理论的考察，指出有些批评实际上误解了罗尔斯，他只是反对“前制度性应得”，他依然支持依系于正义制度的“制度性应得”，并且认为后者等同于“资格”或“合法期望”。但是本章将指出，罗尔斯的处理方式会遭遇两个严重的困难，一种基于非自我选择的分配如何才能不贬损人的“自主性”，另一种是“应得”在分配正义的话语中是否完全等同于“资格”与“合法期望”。
第7章“平等的价值、自我所有与道德动机”回应葛四友教授的观点。在他的著作《分配正义新论：人道与公平》中，葛四友批评了包括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在内的主流义务论，指出在人性动机和道德直觉的讨论中，义务论不如后果论有说服力。由此，他创新性地从后果论出发，证成一种新的正义观念。本章认为，葛四友在方法论上对“初定的”和“初步的”之不同意涵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厘清关于平等价值之论争的本质。但是，他对罗尔斯有关自我所有权和道德动机的批评是有问题的，后者拥有更好的理论资源和空间为自己辩护。在这个基础上亦指出，葛四友对罗尔斯理论的重构也值得商榷。当我们澄清罗尔斯暗含的基本需要原则作为绝对优先原则，再融合两个正义原则，同样能很好地实现葛四友提出的分配正义目标，即人道与公平。
第8章“平等和妒忌”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有人认为，人们追求平等实际上是妒忌心理推动的结果。这种观点批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主义者没有认真对待平等和妒忌的关系。本章指出，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批评有失公允。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虽然在原初状态中证明两个正义原则时不考虑妒忌因素，但是后来稳定性检验中表明，现实社会中的妒忌心理既不会威胁到两个正义原则的证成，也不会破坏到良序社会的稳定运行。然而本章亦将证明罗尔斯处理妒忌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他无需将妒忌之心排除在原初状态的考虑之外，另一方面也不必担心原初状态中引入妒忌会改变人们对两个正义原则的最终选择。
第9章“持有正义的失败”探讨诺齐克的正义理论。诺齐克认为，从正义的初始状态出发，经过正义的步骤，最终能得到正义的结果。然而，通过分析能看出，三阶段中每个阶段诺齐克的论证都是有问题的。在初始状态中，虽然“诺齐克条件”能够避开科恩等人的批评，但是满足“诺齐克条件”的初始占有也不能证明他人的境况没有变糟；在正义步骤中，即使能通过“张伯伦论证”的检验，也不能证明自愿的交换是正义的；对于不正义的后果，矫正正义的作用相当有限。此外，作为持有正义之根基的“自我所有”不能等同于对外在事物的所有权，奉“自我所有权”为圭臬的做法容易引致“独尊自由”的后果。诺齐克论证理路中隐藏的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持有正义”论证的失败。
第10章“平等与充足”讨论哈里·法兰克福的充足主义理论，它被认为是对平等主义理论提出了犀利批评。法兰克福主张一种充足主义的观点，认为真正重要之事不在于比较人们之间是否平等，而是让每个人都拥有“足够”，即让更多的人达到充足的门槛水平。本章表明，法兰克福的观点虽然有吸引力，但是他对“充足”的定义模棱两可，对平等的理解过于窄化，还忽视了充足门槛上下的不平等问题及其引发的不利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充足主义是不充足的。充足与平等都是分配中重要的道德价值，充足不能完全离开平等而独立存在。
第11章“应对气候变暖的正义探索：一个应用分析”在现实层面讨论正义的应用。具体地说，是分析应对气候变暖的语境下追究历史责任时经常诉诸的“污染者付费原则”。本章将指出，诉诸“污染者付费原则”是有缺陷的。第一，这一原则无法辨析谁才是真正的污染者，除国家外，各种非国有组织和企业、个人甚至大自然本身都可能是污染者，而且诉诸集体的辩护会遭遇某些挑战；第二，数百年前的污染者如今已不存在，要求后代承担祖先的责任会使“污染者付费”变成“得利者付费”，问题是后者难以消解帕菲特所言的“非同一性问题”，而且当时污染者很可能处在“可原谅的无知”的状态；第三，“污染者付费原则”具有一定的适用条件，需要确定时间点等要件。基于诸多理由，提出其他一些原则，如“有能力者负责原则”，作为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补充是非常必要的。
必须指出的是，围绕正义问题的研究范围之广、领域之多，远不是笔者能力所及的。本书所研究和探讨的内容，只是我过去几年兴趣之所在，也是阶段性思考的结果。毫无疑问，这些思考有很多不足与瑕疵，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激励自己更加深入地探索。
新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