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不是平的
要问有关未来的问题，最好的立足点其实就是大地，要尽可能放慢脚步去旅行。
驱车穿越伊拉克北部沙漠后，第一道穹顶般的浑圆山丘突然跃出地平线，群峦叠嶂起伏，最高处可达10 000 英尺（1 英尺约为0.3048米），密布着橡木林和火山灰。身后广袤的平原，如同一张张大饼，我的库尔德司机回头望了一眼，不屑地咂咂嘴，哼了一声：“阿拉伯斯坦。”
再向山上看去，他喃喃地说：“库尔德斯坦。”脸泛出光亮来。那是1986 年，当时正值萨达姆·侯赛因统治巅峰时期，气氛令人窒息。然而，只要我们走进深如地牢的山谷，或行人罕至的豁口，城区无处不在的萨达姆巨幅画像就会突然消失，伊拉克士兵也不见踪影，取代他们的是库尔德自由战士。他们身背子弹带，头戴包巾，身穿宽松的长裤，系着宽大的腰带。
从政治版图来说，我们并没有离开伊拉克但是，这里却不是萨达姆统治的地盘，因为即使是萨达姆，也不可能战胜山脉天险。
持久的“自然”边界
大山具有强大的守护力，它保护着本土文化，防止其受到激进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侵蚀。同时，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大山又为游击队和贩毒集团提供庇护所。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写道：“最好把山民理解为流离失所、孤立无援的群体。两千多年来，他们不断逃离平原河谷地带，那里有政权机构的各种剥削与压迫。”比如说，正是在平原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建立起他的政权，把爪牙安插到人民中间；然而，20 世纪80 年代，我几次登上喀尔巴阡山脉，却很少看到集体化的踪迹。这些山脉号称“中欧的后门”，山上到处是原始树林和天然石料垒成的房屋，很少见到罗马尼亚统治者所钟爱的钢筋混凝土。
喀尔巴阡山脉环绕罗马尼亚，正如山脉包围着库尔德斯坦一样。喀尔巴阡山脉西部，是辽阔而空旷的匈牙利平原，点缀着煤褐色的土壤与绿色海洋般的草地。从这里开始，我离开奥匈帝国的欧洲部分，渐渐进入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一带在经济上相对贫瘠得多。喀尔巴阡山延伸出来的平地，为齐奥塞斯库的专制主义的形成创造了可能，相比之下，匈牙利的古拉什①a共产主义，强制性则要小得多。
然而，喀尔巴阡山脉并非与世隔绝。几个世纪以来，牵着牲口的商人们在古道上络绎不绝，将货物和文房雅玩贩至此处，由此，中欧的文化特征远远走出了本土，在像布加勒斯特和鲁塞这样的城市和乡镇扎下了根。但大山依然层次分明，第一层余脉向东南方向延伸，
消失在阿拉伯和卡拉库姆沙漠之中。
① Goulash，匈牙利炖牛肉，匈牙利最出名的一种炖菜。——译者注
1999 年，我乘夜班渡轮，从里海西岸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发，赶往东岸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沃茨克。公元3 世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期所说的突厥斯坦，发源地就在此。一觉醒来，眼前是人烟稀少的海岸，一排白色帐篷背靠着死灰色的峭壁，如同抽象画一般。尽管室外温度高达38 摄氏度，所有旅客还是被命令在一扇油漆剥落的大门前排成一队，由一名警察逐一检查护照；然后，我们又进入一个空荡荡的、热得像烤箱一样的大帐篷进行随身物品检查，另一名警察翻到了我的胃药佩托比斯摩片，竟指控我走私毒品。
那位粗暴的警察还一把夺去了我的手电筒，把1.5 伏电池倒在脏兮兮的地板上。他那冷酷又野蛮的表情，简直是此处环境的绝佳诠释。除了这间帐篷以外，整座城镇几无半点遮阳蔽荫之处，平坦空旷得让人感到压抑，很难看到物质文明留下的建筑遗存。我突然怀念起巴库来，那里毕竟还有公元12 世纪的古波斯城墙，以及第一代石油大亨的梦幻宫殿里精美的壁画和石雕。在喀尔巴阡山、黑海、高加索地区，这些西方文化特征竟能顽强地保留下来，而再向东行进，欧洲的印迹便在我眼前一步步淡去，里海的自然边界成为欧亚的最后分界线，随后即进入更加荒芜的卡拉库姆沙漠。
当然，从地理上讲，土库曼斯坦并非毫无希望。相反，它体现了智慧的开启，见证了人类探索历史格局的进程。帕提亚人、蒙古人、波斯人、沙皇俄国、苏联以及突厥余部，不断入侵这块光秃秃又不设防的地域，但这块土地不容任何人在此永久扎根，这里几乎没有可以
让文明存活的基本条件。这也印证了我对这里的第一印象的确没错。
再来讲讲另一次经历。我驾驶着汽车在沙漠中前行，地形表面开始逐渐升高，突然间，一马平川的戈壁大漠在我眼前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迷宫一般的地貌，时而是早已干涸的河床湖底，时而是叠加起伏的山坡，满眼尽是灰色和土黄色。惟有山顶上披着一抹夕阳红，
映射着红赭色的霞光。从不同的角度看，太阳似乎只能照在更高更陡的山坡上。一股冷空气吹进汽车里，原来已到达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经历过白沙瓦的热浪熏蒸后，我终于呼吸到第一口山间的清新气息。
开伯尔山口规模不大，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它的最高峰不到7 000 英尺，很少有陡峭的山坡。然而，1987 年，在一个小时之内，我穿越阴曹地府般的火山岩构造带，通过尖削的峭壁和蜿蜒的峡谷，从印度次大陆诱人的热带平原，到凉爽的亚洲中部，最终踏上被废弃的戈壁滩。这边是黑土地、纯棉布、浓厚辛辣的菜肴，那边是大沙漠、粗羊毛、手抓肉，完全是两种世界两重天。
在这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一代又一代商贩像在喀尔巴阡山脉一样踏出连绵古道，但这里的地理环境却能给后人提供别样的经验教训。按照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苏嘉塔·柏瑟（Sugata Bose） 的说法，这个所谓的“西北边境”，首先是英国人叫出来的，其实在“历
史上根本没有界”。但是，印度波斯和印度伊斯兰板块的“心脏”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直接导致它们各自作为国家时，在地理疆域上丧失了内聚力。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更多“人工”边界。
智慧的开端——地理
1973 年和1981 年，我先后两次越过柏林墙，进入东柏林。顶部安装着粗管的混凝土幕墙足有12 英尺高，横亘在东西德之间。西德这一侧，混居着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移民的贫民社区，看起来如同薄薄的黑白胶片一样，而东德一侧则残存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洗礼的建筑。在西侧，你可以顺墙行走，触摸任何地方，墙上到处是涂
鸦乱画；但在东侧，你却能发现到处都是雷区和岗楼。
在当时，城市地面上突兀地出现监狱大院这种离奇事儿，几乎没人会质疑，因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冷战永远不会结束”，对于像我一样在冷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记忆，我们难免会觉得，柏林墙不管多么残酷和武
断，似乎都与山脉一样永恒。然而，真理其实一直存在于书本和德国历史地图上。1989 初的几个月，我滞留波恩，为了完成一本杂志的约稿而查阅资料，偶然间发现了这些文字：
德国处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夹在北海、波罗的海与阿尔卑斯山之间，正如历史学家戈洛·曼（Golo Mann）所形容的，就像被关在一座“大监狱”里，四面大门紧锁，内心蠢蠢欲动，希望打破封锁，冲出牢笼。但因南北两面为山水阻隔，向外扩张就意味着只能东扩和西进，因为这两个方向没有地域的障碍。
戈洛·曼认为，100 年以来，“毫无章法”和“不可靠”这两个词可以概括德国人的特性，他指的是从19 世纪60 年代到20 世纪60 年代这段动荡时期，尤以俾斯麦的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为主要标志。然而，纵观德国历史，这两个词也可作为德国版图的大小和形状的最佳诠释。
事实的确如此。公元800 年，由查理曼大帝建立的第一帝国，是一次重大的领土重组，其疆域范围不断变化，同时或先后囊括了奥地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以及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意大利和前南斯拉夫；后来，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导致西方基督教分裂，接着重大事变纷至沓来，点燃了三十年战争，战斗主要在德国土地上打响，中欧自此衰败；18 世纪，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之间交叉重叠；19 世纪早期，各个德语国家之间结成关税联盟；19 世纪末，奥托·冯·俾斯麦以普鲁士为中心完成统一。书读得越多，我越发现，原来德国领土一直经历着重组易手的过程，柏林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阶段性插曲而已。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制度也垮塌了。我常年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其他地方工作和旅行，对这些制度早已明了在胸。近距离看，它们似乎坚不可摧，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对我来说，它们突然解体的教训是一个信号，不仅说明所有独裁政权的基础并不稳定，还预示着在目前看似固若金汤、压倒一切者，实际上稍纵即逝。唯一持久的，是人民在地图上的位置。因此，越是在动荡年代，地图就越显得重要，它虽然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却是智慧的开端。脚下的政治版图瞬息万变时，只要认真思考历史的逻辑，你就能推测出下一步可能出现什么。
再来看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紧张对峙，暴力在边境的非军事区（DMZ）无处不在，这是我对这一地区的主要印象。2006 年，我看到韩国士兵在与朝鲜士兵对峙时摆出待令出击的跆拳道姿势，一动不动地僵立着，握紧拳头，绷紧小臂，眼睛死死地盯着敌人的脸。两边都挑选了个头最高的士兵执行任务，目的是让对手看着就心惊胆寒。但是，这种形式化的仇恨，虽然目前陈列在铁丝网和地雷阵前供世人观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会被废弃，成为历史遗产。看看20 世纪其他分裂国家的地图，例如德国、越南、也门，很明显，不管分裂多久，坚持统一的力量终将胜利，没有例外。
这种分久必合的进程，大多是在计划之外一举完成的，有时还会诉诸暴力。非军事区就像柏林墙一样，是一个没有地理逻辑的任意边界，把一个民族国家肆意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正如统一的德国一样，是我们应该期望的，或者至少应该有这样的打算。文化和地理的力量，可能在某个时刻战胜一切；而一个人为的边界是不符合自然的，所以也特别脆弱。
我也曾从约旦和以色列之间、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陆地边界经过，诸如此类的边界还有很多。现在，我更希望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鸿沟，从历史和政治学的角度经历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通过对地理的着重研究，从地图中看出更多玄机，从而模糊地管窥到未来的政治轮廓。正是因为跨越了这么多的边界，我对它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感觉这些地方的命运与我息息相关。我做记者已超过30 年了，在这喷气式客机数小时即可飞越大洋和大洲的信息爆炸时代，一些精英舆论塑造者们高唱着所谓“世界是平的”，这使我确信，当下的人们都需要恢复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敏感性，这些能力我们已失去了很久。
我丝毫没有“世界是平的”的感觉。相反，我将向读者介绍一些貌似“不合时宜”的思想家，以便打消人们的错误观念，使他们不认为地理不再重要了。在这次旅程的前半段，我将深入挖掘和阐释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以便后半段运用他们的智慧，带领读者横跨欧亚大陆，了解从欧洲到中国，包括大中东和印度次大陆，这些地区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我要检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寻找到底缺失了什么，检讨一下我们是如何把它弄丢了的，然后试图恢复它。要放慢我们的旅行脚步，还要慢慢地观察，同时借鉴和援引一些著名学者的丰富学识。这就是我此次旅行的目标。
地理（Geography）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对于大地的描述”，常常与宿命论相关，意味着限制人的选择，因此含有贬义。但对于我来说，只希望通过地图和人口学研究等工具，为传统的外交政策分析作多一层解读，从而找到更深层和更强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你没有必要成为“地理决定论者”，但必须记住：我们越是对当前的事件疲于应付，个人及其选择就越显得重要；而当我们跨越百年历史审视问题时，地理则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中东地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中东何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就在我撰写此书之际，整个中东地区，从摩洛哥到阿富汗，所有专制政权都处于危机之中。寡头统治的旧秩序已难以为继，而通往民主化的道路却又艰难曲折，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大动荡时期的第一阶段，新通信技术的力量似乎打败了地理学派。卫星电视和社交互联网站已经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成为抗议者社区，始自突尼斯的变革使得埃及、也门和巴林等地的民主人士都受到了激励。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存在共性，不过，每个国家的事态发展方向都受到自身历史和地理特征的深层影响。因此，越是对这些方面有所了解，越会对有
关事件表现出更少惊诧。
始于突尼斯的动荡，可能只是个意外。古董级的旧地图显示，今天的突尼斯过去只是一个集中定居点，相比之下，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在那时反而显得地广人稀。突尼斯向地中海突出，与西西里隔海相望，不仅在迦太基、罗马帝国时期是北部非洲的人口中心，在汪达尔、拜占庭、中世纪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统治时期也很繁华。西部的阿尔及利亚和东部的利比亚从地图上看只是模糊的地理概念，相对而言，突尼斯更像一个古老文明的集群。
在长达2 000 年的历史进程中，与迦太基（其范围与现在的突尼斯大致相当）离得越近的地方，发展水平越高。由于城市化进程在2000 年以前就已开始，突尼斯建立在游牧基础上的部落特征相对薄弱，研究中世纪历史的阿拉伯学者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也认为，这一特征对政治稳定非常不利。公元前202 年，罗马将军小西庇阿在突尼斯外围击败汉尼拔后，挖了界河战壕或称为“罗马地宫”，用以标志文明的领土范围。这个地宫与目前的中东危机仍然有关。它从突尼斯西北海岸的塔巴卡向南延伸，然后折向东，直到另一个地中海港口斯法克斯，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条壕沟之外的乡镇较少有古罗马遗迹，今天仍然是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历史上失业率较高。2010 年12 月，西迪布宰德镇一名果蔬贩子采取了自焚行动抗议当地警察的苛待，就倒在离西庇阿防线不远的地方，这成了阿拉伯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这不是宿命论，我只是提供相关时事的地理和历史背景。阿拉伯民主变革从历史上看，正好发端于阿拉伯世界最先进的区域，也是在地理上最接近欧洲的地方。更具体地看，它又肇始于这个国家最穷困的地区，这里自古代起就长期被忽视，此后也一直没发展起来。这种历史知识可以增加对其他地方的理解深度。比如另一个古老文明集中地埃及，像突尼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也门，作为阿拉伯半岛的人口核心，一直怀有谋求统一的雄心，但因庞大的山区地形而备受困扰，这样的地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势力，助长了部落和分裂主义组织的气焰；或者还可以看看叙利亚，那缩成一团般的地形，使基于种族和宗派身份的分裂状态得到了庇护。
地理学证明，突尼斯和埃及具有天然的凝聚力，而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凝聚力就没有这么强。因此，突尼斯和埃及只需要温和的专制形式即可维持统治，而利比亚和叙利亚则需要更强硬些；至于也门，从地理上讲一直就很难统治。20 世纪的欧洲学者，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罗伯特·蒙塔涅（Robert Montagne），一直把也门称为“条块分割的社会”，这里集中体现了中东的山地和沙漠地形。也门，在中央集权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徘徊，用蒙塔涅的话说，就是一种典型的“颠沛流离”的制度，“其本身十分脆弱”，因此不能建立起持久的政权。这里的部落很强大，中央政府则相对薄弱。
我们越是重视地图的价值，就越不容易造成失误。我们将不仅可以决定何时干预、何时不干预，还可以规划我们该怎样干预。
当前，全球性的政治动荡屡见不鲜，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难以管理，美国及其盟国应该如何应对，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地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对的方法。通过翻查研究旧地图和求教于早期地理学家、地缘政治思想家，我想在21 世纪搞清地球的真相，相关的前沿性工作我早在20 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做了。即使我们可以发送卫星到太阳系外，即使网络没有国界，兴都库什山这样的山脉仍然构成无法逾越的强大屏障。任何旨在这些地方搞什么重建自由秩序的意图，都不能脱离这样的现实。
罗伯特·D. 卡普兰，于1952 年6 月23 日生于纽约，1973 年毕业于康涅狄格大学。1975 年起，他游历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自此开始了长达16 年的海外生涯。他曾在以色列国防部队服役一年，并在希腊和葡萄牙生活9 年之久。直至现在，他已游历了近70 个国家。
罗伯特·D.卡普兰（Kaplan R.D.），共写过14 部外交事务及旅游类畅销书。在20 世纪80 年代，他是第一个对巴尔干地区即将发生的剧变发出警告的美国作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他为“后冷战时代至关重要、值得受到广泛关注的四位作家之一”。
★《外交政策》评选其为“100 位全球顶级思想者”之一
★《大西洋月刊》资深国际事务记者
★全球首屈一指的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 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
★美国海军学院特聘教授
★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
★美国防务政策委员会成员
★曾担任美国陆军特种兵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顾问
★地缘政治家、知名畅销书作家
他的主要作品包括：
《巴尔干鬼魂》（Balkan Ghosts）：《纽约时报书评》年度最佳图书
《阿拉伯专家》（ The Arabists）：《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华尔街日报》关于美国与中东地区历史关系的五本必读书目之一
《地球边缘》（The Ends of the Earth）：《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
《帝国的荒野》（ An Empire Wilderness）：《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图书
《东进鞑靼大地》（Eastward to Tartary）：《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
《战之华》（Warrior Politics）：《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
卡普兰的文章也有巨大的影响力。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卡普兰的文章印象深刻，并特意为此组织了跨部门研究，该研究对卡普兰的结论深表同意”。前总统乔治·W. 布什也是他的读者，认为卡普兰对世界局势的诸多观点与他本人的世界观颇为吻合。除了在《大西洋月刊》任主笔外，卡普兰的文章也常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外交事务》等主要外交类杂志也有刊登。
此外，卡普兰还经常在美国军事战争学院、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国防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各主要院校及全球财经论坛上发表演讲，并在美国国务院开放论坛上作为秘书发言。100 多个国家的媒体报导过关于他的新闻。
第10 章
摒弃历史的地理
中心地带的俄罗斯
俄罗斯的整个历史，从高加索打开窗口。历史上蒙古人对俄罗斯的统治更是导致了俄罗斯人的“侵略妄想恐
惧症”，但这个经度跨越东经26°至西经170°的国家终究摆脱不了陆权国家的命运。
严酷的气候和地貌以及车臣等分裂势力的干扰，加之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俄罗斯也表现出了对印度洋、阿富汗和伊朗的兴趣。
俄罗斯正在运用手中的能源筹码影响欧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但曾经的加盟共和国并不安心受其摆布。一度被贬低的地缘政治随着苏联的解体逐渐恢复过来，但在亚洲与欧洲的天平上，俄罗斯似乎并不清楚应该站在哪边……
《1914 年8 月》（August 1914） 是俄罗斯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大型史诗小说，开篇就是一首高加索山脉的颂歌：“那高耸入云的高加索山脉白雪皑皑，……一个个锯齿形的山坳全都清晰可见。与人类所创造的种种渺小事物相比，这座山脉简直是人类不能想象的庞然大物。数千年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的所有人，即使尽可能地张开手臂，把他们曾创造的一切全部堆积起来，也造不出这样一座鬼斧神工的山脉。”沿着这条脉络，索尔仁尼琴又对其“辽阔雪域”、“裸露的峭壁”、“深谷和山脊”、“缭绕的云雾”进行了描绘和赞美。
从历史上来说，高加索始终紧扣俄罗斯人的心弦，索尔仁尼琴这样激烈的民族主义者，特别对它充满恐惧和敬畏。在黑海和里海之间有一座大陆桥，欧洲在这里逐步消失于绵延600 英里、高达18 000英尺的群山中，那蜿蜒的山脊格外迷人，舒展而平坦的草原向北延伸。这里是俄罗斯的“蛮荒西部”，虽然这些山脉处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南边。自17 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俄罗斯殖民者试图征服的“蛮夷”民族的聚居地，他们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奥塞梯人、塔吉斯坦人、阿布哈兹人、卡特维尔人、卡克特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等；在这里，俄罗斯也见识了伊斯兰教的温文尔雅和残酷无情。俄罗斯人对高加索地区复杂的情感，让他们既着迷又惶恐，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故事，也在这里打开了窗口。
地理决定的集体主义？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独特的陆权大国，经度跨越东经26°至西经170°，几乎占地球的一半。主要出海口在北方，一年中数月被北极冰层封锁。马汉曾暗示过，俄罗斯作为陆权国家常年处于不安全境地。在获得海洋屏障之前，他们永不满足，要么继续扩张，要么坐视别人
征服。俄罗斯土地平坦宽阔，几乎没有自然边界可以为其提供保护，因此他们对陆地上的敌人充满恐惧，这也是麦金德学说的一个主要议题。因此，俄罗斯想方设法把边界推到中东欧中间，以阻止19 世纪法国和20 世纪德国的进犯。为了限制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并寻求在
印度洋的温水出海口，俄罗斯多次出兵阿富汗，他们还把边界强推到远东，以限制中国。此外，俄罗斯对高加索山脉的作用极为重视，将其作为屏障，以防御大中东的政治和宗教争端。
俄罗斯面临的另一个地理事实是严寒。俄罗斯的大片陆地都位于北纬50°以北，大部分人口居住在比加拿大更寒冷的气候带上。地理学家索尔?科恩（Saul Cohen）写道，“俄罗斯纬度较高，又远离海洋，加上山脉的屏障作用和大陆性气候”，使得该国的大部分地区
都寒冷干燥，不适宜永久定居。但高加索和靠近朝鲜边境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例外，这也是高加索的另一个吸引力所在：处于北纬43°，气候相对温和。
俄罗斯的气候和地貌确实严酷到极点，这也是掌握俄罗斯人性格和历史特点的钥匙。俄罗斯史学家菲利普?朗沃思写道，俄罗斯的极度高寒，似乎正是这个民族“能够承受苦难，普遍具备集体主义意识，甚至愿意为共同利益牺牲个人”的原因。他解释说，北部高纬度地区农作物生长季节很短，需要农民之间齐心协力，“通过狂热而艰苦的努力完成长时间的田间劳作，甚至要动员儿童参加”，因为播种和收获的全过程，都不得不匆匆完成。此外，寒冷造成的低产量，促使新兴的俄罗斯富豪们尽力控制广阔的土地，这严重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只要没人强制就不愿多干活，这造成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具有“暴力倾向”。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特点以及对于个人自由的不以为然，都与寒冷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空荡荡的大地，冰冷平原上的大教堂和防御工事，东正教的祈祷诵经以及所有风俗制度，都体现了集体主义的冷酷无情。
俄罗斯北部处于北极圈和北冰洋之间的冻土带，常年覆盖着冰雪，除了苔藓和地衣外寸草不生。当夏季冰雪融化时，大量的蚊虫又会泛滥成灾。冻土带往南是世界上最大的针叶林，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这样的地区，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占40% 左右在俄罗斯南部，从西部匈牙利平原经由乌克兰、北高加索地区以及中亚，一路直到远东，绵延着世界上最大的草原，用俄罗斯学者W. 布鲁斯?林肯（W. Bruce Lincoln）的话说，这简直就是一条“以草铺就的大路”。
麦金德说过，俄罗斯人本来是蜷缩在森林里的民族，从远古、中世纪到近代早期一直受到亚洲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迫于无奈，不得不寻求对外扩张与征服。特别是蒙古人，包括中世纪莫斯科公国附近的金帐汗国和中亚的蓝帐汗国对他们的长期侮辱和侵犯，直接导致俄
罗斯错过了文艺复兴时期，但同时也赋予他们共性、动力和极强的目的性，这些至关重要的品质最终反过来帮助他们摆脱了蒙古人统治的枷锁，在近几个世纪里夺取大片领土。历史学家G. 帕特里克?马奇（G.Patrick March）认为，蒙古人的统治造就了俄罗斯人“对暴政的极大容忍”，使他们在遭受困苦的同时，患上了“侵略妄想恐惧症”。
不安全感是俄罗斯典型的民族情感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员詹姆斯?H. 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写道，“既想在历史中寻根，又希望利用历史为自身辩护，这种需求部分源于来自东部平原的不安全感。”他在关于俄罗斯文化的巨著《标与斧》（The Icon and the Axe）中写道，“地理，而不是历史”，一直主导着俄罗斯人的思想：
严酷的季节转换，远方的几条河流，降雨多少和土壤肥瘦，决定了普通农民的生活方式。游牧民族征服者来了又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成不变的冷酷海面上某种物体的无意识游荡而已。
平坦空旷的俄罗斯大地，从欧洲一直延伸到远东，几乎没有自然边界。分散定居的生活方式造成了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每一个族群都永远地缺乏安全感。在森林深处防备着草原上潜伏的敌人时，俄罗斯人对于泛灵论和宗教的渴求相互融合，形成了他们的精神避难所。比
林顿写道，东正教的复活节“影响极大，特别是在俄罗斯北部”。在这个传统节日里，问候语不是“复活节快乐”这样平淡的西方客套话，而是对一个神圣史实的直接肯定：“基督升天了！”得到的答复则是：“千真万确，升天了！”这一对话赞美的不仅是升天的基督，也是复苏的自然——漫长而黑暗的冬季接近尾声，树木抖落枝丫上的积雪，拱出稚嫩的叶芽。在严谨的东正教基督教义中，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异端”了吧。20 世纪初的俄罗斯神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colasBerdyaev）指出，布尔什维克强调总体性，因此俄罗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俄罗斯宗教，是东正教的世俗化替代品。正如比林顿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它的图标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提醒，唤醒那些受难的先驱者对于东正教的信仰，并体会到其带来的庇护和更高的目标；而斧头是“用于征服森林的，象征着实现大俄罗斯基本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无论是俄罗斯宗教还是共产主义，都让人回想起森林深处、草原边缘那种深重的不安全感，因此顿生征服之欲——因为俄罗斯土地平坦，并与亚洲和大中东整体相接，本身就容易被征服。其他帝国历经崛起、扩张、崩溃直至销声匿迹，再也无人提起，而俄罗斯帝国扩张、崩溃、恢复，又几度东山再起。地理和历史表明，我们永远不能低估俄罗斯。前苏联帝国解体后俄罗斯的复苏，有可能就在我们有生之年，将化为古老故事的一部分。
欧洲的“外省人”
俄罗斯第一个帝国，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东欧政体，是公元9 世纪中叶的基辅罗斯（Kievan Rus），它兴起于第聂伯河最南端的历史文化名城基辅。基辅罗斯可以经常接触南部的拜占庭帝国，对俄罗斯人皈依东正教有极大促进作用，它与俄罗斯的严寒条件相结合
后，发展成一种极富特色的本地化宗教；地理也决定了基辅罗斯的人口构成，从北方顺流而下的北欧维京海盗和东部的斯拉夫土著都相继加入；该地土壤贫瘠，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征服大片土地以保证食物供应，两种动态区域势力在此合二为一，即维京海盗和拜占庭人，帝国
由此开始形成，并使俄罗斯逐渐成为一种地理和文化概念。由于长年疲于应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袭，13 世纪中叶，基辅罗斯终于被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汗（Batu Khan，1207 – 1255 年）带领的蒙古大军摧毁——蒙古传统的牧马地连年干旱，马既是他们的食物也是迁徙工具，促使蒙古人向西进发，为马匹寻找新的牧场。俄罗斯帝国的首次扩张企图，在欧亚腹地陷入了僵局。
经过无数次迁徙往复以及各种政治伎俩，俄国逐渐转向北方，到达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等地，其中莫斯科在中世纪后期实力逐渐变得最强（正如我们看到的，中世纪这几百年的特点是专制和偏执，部分缘于蒙古的压力）。莫斯科的脱颖而出得
益于其商业上的有利地位，它地处伏尔加河中上游河谷的河流港口沿线。布鲁斯?林肯写道，“莫斯科位于高地中心，是俄罗斯欧洲部分大河的发源地，蜿蜒交错的河流水道以此为枢纽不规则地向外延伸，如同倾斜的轮圈辐条一般。”这段历史使俄罗斯避开了蒙古人出没的
草原，进一步向森林深处集中发展，并在那里作为国家凝聚在了一起。
中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四面被围，内陆闭锁。东部只有针叶林、草原和蒙古包，南部草原上的匈奴人、蒙古人阻止莫斯科公国出入黑海，西部和西北部则有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把控着波罗的海。“恐怖的”伊凡四世①a在遥远的北方获得的唯一一个勉强可用的海岸，就是北冰洋的入海口白海。这种局面使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在伊凡四世治下尝试突破，力图有作所为。
伊凡四世，史称“恐怖的伊凡”，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同时被人看作怪物和民间英雄。他的绰号“恐怖的”，是对Groznyi 的误译，原意其实是“严厉的”（Dread），其支持者的本意是说他对有罪者严惩不贷。历史和地理部分地赋予了伊凡首位大帝国扩张者的身份，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和地理环境中，对付混乱的唯一方法是实行专制。1453 年，拜占庭统治下的希腊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希腊
① Ivan IV，1553－1584年。又被称为伊凡雷帝或者“恐怖的伊凡”“伊凡大
帝”，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三岁即位，母亲暂时摄政，却苦于
大贵族们的横暴。当时各集团激烈争权、倾轧和谋杀，对伊凡四世性格的形成及
其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译者注难民从君士坦丁堡逃难到莫斯科以北，更是给他们带来了政治、军事和管理经验，这对帝国的建立至关重要。
伊凡四世的残暴和狡猾集俄罗斯人经验之大成，他的臣民曾一代又一代地与亚洲人“耐心而顺从地打交道”。作为史上第一位沙皇，他先是击败了喀山鞑靼人，为接触乌拉尔山脉创造机会，迈出了日后征服西伯利亚的重要一步；后又击败额尔齐斯河附近的失必儿汗国，
即现在的蒙古西北部。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俄罗斯以惊人的速度突飞猛进，60 年后的17 世纪初即到达鄂霍次克海，直抵太平洋边缘。
伊凡也觊觎南部和东南部，特别是穆斯林居住的阿斯特拉罕地区，它是金帐汗国的一支，控制着伏尔加河河口通往高加索、波斯和中亚的道路；其东是诺盖汗国的地盘，当地居民属突厥游牧民族，说钦察语的一种。虽然诺盖是莫斯科公国的政敌，但他们愿意与大公进行贸易活动，并欢迎伊凡的士兵保护主要道路的安全。草原如无边的大海，蒙古人和鞑靼人隐藏其中，与俄罗斯一边打仗，一边贸易；高加索地区的艰苦和复杂性不亚于此，在俄罗斯人眼中，那里有更奇特的异域风光，让人痴迷忘返。
伊凡不知疲倦地扩张。在南部取胜之后，他紧接着在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地区发起战争以抢占波罗的海，但被汉萨同盟①a和日耳曼利沃尼亚骑士团打败。虽然俄罗斯此前刚刚在中东和亚洲获得大片土地，这次失败仍彻底阻断了其与西方的联系。16 世纪中后期和17
世纪初，俄罗斯大陆帝国首战告捷，哥萨克人作为御用军队名声鹊起，稳定了其在高加索地区的地位。哥萨克这个词，或称哈萨克，原本是指自由的鞑靼战士，他们对家园苛刻的生存条件感到绝望，从俄罗斯、立陶宛、波兰等地迁移到南部的乌克兰大草原。在前蒙古边境的混乱形势下，他们迫于生计，干起了盗贼、商人、殖民者、雇佣军等行当，并因坚强勇敢和佣金便宜而逐渐被吸纳进伊凡的非正规军行列。
① Hanseatic League，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和政治联盟。13世纪逐渐
形成，14世纪达到兴盛，加盟城市多达160个。15世纪转衰，1669年解体。——
译者注
哥萨克人定居点主要集中在顿河和第聂伯河的河谷中，尼古拉?果戈理的经典之作《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描写的正是第聂伯河哥萨克人的故事。果戈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但他在乌克兰（俄语原意“边疆”）看到了真正的、原始的俄罗斯：一望无际、
四通八达的草原，几近枯竭、无法通航的河流，造成了民族之间矛盾频发，人民嗜血好战。
虽然果戈理用“俄罗斯”、“乌克兰”和“哥萨克骑兵”来表示特定的人群，但他同时承认这些身份有其重叠性（三种身份代表的地域也是如此）；他笔下的故事阴暗悲惨，充斥着不可饶恕的暴力，虽然小说中描绘的人物完全缺乏人性，其结局都源于自己的可怕选择，
但书中的暴力场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大草原的地理特点，其平整度、大陆性和迁徙路线导致了冲突的发生，并引发财富的迅速变化。
伊凡四世的帝国在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1598 －1605 年在位）统治期间继续扩张，囊括了斯大林格勒东南方向的乌拉尔山地区和哈萨克草原。好景不长，莫斯科大公国最终也如基辅罗斯一般轰然倒塌，这次是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哥萨克人把帝
国的庞大躯体凿得支离破碎。
中世纪莫斯科大公国自封为“第三罗马”，是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它解体后的时期号称“乱世”（the Time ofTroubles），似乎整个世界和文明都会随之结束。但俄罗斯并没有结束，短短几年后的1613 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chael Romanov）被推为沙皇，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开始了。
罗曼诺夫王朝（1613 － 1917 年）奠定了现代俄罗斯的基础，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运行机器和行政组织在这一时期初见规模，比浪漫有余、规范不足的中世纪莫斯科公国大有改进。在罗曼诺夫王朝300年的统治中，俄罗斯征服了波兰和立陶宛，摧毁了瑞典，羞辱了拿破仑的法国，夺回了乌克兰，并从奥斯曼土耳其那里成功抢到了克里米亚和巴尔干，同时正式实现了对高加索、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扩张，边境直接推到中国和太平洋。
至此，俄罗斯从克里米亚战争（1853 － 1856 年）和日俄战争（1904 － 1905 年）的逆境中恢复了。广阔无阻的地理条件，使俄罗斯在战争中进可攻、退可守，来去自如，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调度成了俄罗斯历史上最盛大的主题之一。1812 年，罗曼诺夫王朝在一次战役中败给了拿破仑军队，从而失去了波兰和俄罗斯西部，短短几周后即卷土重来，将法国赶回到中欧，拿破仑军队完败。
彼得大帝于17 世纪末至18 世纪初统治俄罗斯，他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地位与伊凡四世在莫斯科大公国的地位相当。他的卓越功勋，使地理仅仅成了故事的一部分。关于彼得大帝，历史上最知名的事件
是1703 年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圣彼得堡，其间与瑞典帝国的战争可谓艰苦卓绝：瑞典穿过马祖里湖区大举入侵白俄罗斯，俄罗斯以焚烧农作物的“焦土战术”对敌，此举后来也用于对付拿破仑和希特勒，屡试不爽。
彼得大帝成功地巩固了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并面向欧洲建立了新都，但其试图改变俄罗斯政治文化身份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虽然致力于全方位扩张，俄罗斯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认同欧洲文化的欧亚国家，其典型性可谓独一无二；即使其地理条件和被侵略（例如蒙古）的历史否认这一点，俄罗斯仍然想方设法成为欧洲国家。19 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对此是这样解释的：
目前，我们看待欧洲人和欧洲的心态，就像外省人看待首都居民一样，既羡慕又自卑，喜欢屈从和模仿他们，凡是与人家不一样的地方，都认为是我们不如人家。
显然，俄罗斯没有什么值得自卑的，他们已经做得够好了：这个民族凭借不利的地理条件，建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帝国，并不断地侵扰黎凡特东部和印度门户，从而威胁法英帝国的安全。在赫尔岑写下上述文字的同时，俄罗斯军队攻占了塔什干和撒马尔罕，踏上了通
往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并逼近印度次大陆边界。
当法国和英国这两个海权帝国忙于应付海外的劲敌时，俄罗斯却不得不在自己的领土上接受敌人的挑战。忧虑和警惕，成了他们从早期历史中学会的东西。这个国家似乎总是处于不同形式的战争状态，再来看看高加索的例子：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穆斯林在18 世纪后期
抵抗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军队，19 世纪则继续与沙皇战斗，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不曾安歇；而高加索南边更顺从的地区，如格鲁吉亚，早在很久之前已纳入沙皇统制下。车臣的好战，源于其生活条件的极端困窘。石质山脉少得可怜的土壤本就收成极低，还需要拿起武器来保
护绵羊和山羊免遭野生动物的侵害。
在经过高加索地区的贸易路线上，车臣人既是导游也是劫匪；此外，他们虽然皈依了苏菲伊斯兰教，却往往不像其他教派信徒那样狂热，而是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保卫家园、抵御东正教俄罗斯的入侵上。地理学家丹尼斯?J.B. 肖（Denis J. B. Shaw）写道，在高加索地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哥萨克殖民者，遇到了山区暴民的顽强抵抗。除了奥塞梯人以外，此地居民在文化上都从属于伊斯兰，这更使他们下定决心痛击俄罗斯入侵者”。
出于对北高加索地区人民独立精神的恐惧，布尔什维克拒绝将其纳入统一的共和国，而是将其与不同语言和民族构成的其他民族人为划分到一起。正如肖指出的，“把卡尔巴德人与巴尔卡尔人划分在了一起，尽管前者与切尔克斯人有更多共同之处，而后者与卡拉恰伊人更合得来”。更有甚者，1944 年斯大林以涉嫌与德国人合作为由，将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卡尔梅克人流放到了中亚。他摆出的这副冷酷面孔，相当一部分是由高加索造成的。这是陆权国家的宿命，也是他们对征服的需求使然。
俄罗斯的步步为营，触动了麦金德“枢纽”理论的形成。19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铁路建设迅速发展，1857 年至1882 年间修通15 000英里，将莫斯科与西部的普鲁士边境相连，东部连至下诺夫哥罗德，南部通往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此外，1879 年至1886 年间，俄罗斯从里海东岸的克拉斯诺沃茨克铺设了一条铁路线，通往东部的梅尔夫，全长超过500 英里，逼近波斯和阿富汗边界。1888 年，这条铁路线又往东北新增300 英里，直到撒马尔罕。
在卡拉库姆沙漠和克孜勒沙漠南部的中亚草原，帝国的新动脉跟随俄罗斯军事扩张的步伐不断推进，覆盖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全境。至此，俄疆域已接近印度次大陆，与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霸权争夺亚洲的控制权；同时另一条铁路线跨越高加索地区，把里海
西岸的巴库与黑海之滨的巴统连接起来。
1891 年，俄罗斯开始修建从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直通太平洋沿岸的铁路，该线全长4 000 英里，经过俄罗斯境内所有森林、高山、沼泽和冻土带。到1904 年，俄罗斯已拥有铁路38 000 英里。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从圣彼得堡跨越11 个时区，一路走到俄罗斯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这再次证明，新版俄罗斯“天定命运”的推动力正是其不安全感，他们必须保持进攻，并在各个方向探索，否则自身难保。
“不安全感”造成的无休止扩张？
欧亚地图上有一个突出的事实，可以作为俄罗斯故事的解释。西部的喀尔巴阡山脉和东部的中西伯利亚高原之间全是低洼平地，使广袤的大平原形成了一整块大陆（乌拉尔山脉作为小插曲横亘其间）；这个大平原，包括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从白海和喀拉海的北冰洋
入口延伸到高加索地区、兴都库什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直到阿富汗地区和伊朗境内。
俄罗斯帝国一直对打通印度洋心存模糊的希望，对印度洋附近温暖的出海口垂涎三尺，这是前苏联1979 年入侵阿富汗的背后动因，但其冒险跋涉的范围远不止此。从17 世纪初到20 世纪，俄罗斯的哥萨克人、毛皮贩子和贸易商勇敢地跨越叶尼塞河，从西至东进入西伯
利亚和远东地区，那里高寒广袤的七座大山绵延2 500 英里，整个地区每年霜冻期可达9 个月。如果说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征服是顺其自然，因为这片土地与俄罗斯地理上接近，共享文化和历史，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则是硬生生地夺取一个全新的“北方河流帝国”（boreal
riverine empire）。
布鲁斯?林肯在其权威性巨著《征服大陆：西伯利亚和俄罗斯》（The Conquest of a Continent: Siberia and the Russians）中写道，“真正让俄罗斯变得庞大的，一直是它在亚洲的扩张”，而非欧洲。俄罗斯人在对东西伯利亚和更远处的征服过程中总结了极为严酷的历史经验，正如菲利普?朗沃思所言：
严寒的气候，磨炼着他们的顽强意志和持久耐力，地广人稀加上生长季节短促，又促使合作加强迫的社会关系形成。为了生存，俄罗斯人比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需要有更大的组
织规模。在过去，这方面的需求有利于形成集中、独裁的政府形态，并阻止了其他政体的参与。
叶尼塞河是世界第六长河，洪水泛滥时面积可扩至3 英里宽。它从蒙古向北流淌，绵延3 400 英里注入北冰洋。与乌拉尔山相比，它是俄罗斯西部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真正的分界线，其西岸是绵延上千英里的低地平原，东岸耸立着上千英里的高原雪山。英国游记家科林?萨布伦（Colin Thubron）写道：“这条从虚无中流出来的河宛如实体，历久不息，时而平和时而可怕，把我的心揪得紧紧的。”在北极圈之外，沿着河流偏向更北方的另一点上，“地球变成了扁平状，偏离其轴线，而河岸正在沉下去。这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历史只剩下了地质痕迹”。
将探险家们吸引到这个冰川期世外桃源的第一件东西是动物毛皮，后来则是石油、天然气、煤、铁、金、铜、石墨、铝、镍等其他各种金属和矿物质。此外还有电力，因为西伯利亚的河流落差之大有利于发电。
正如叶尼塞河把西伯利亚分为东西两半，同样雄伟的勒拿河则是西伯利亚东部与俄罗斯远东之间的分界线。事实上，西伯利亚的大江大河支流繁多，“犹如参天大树，枝丫交叉，旁逸斜出”，形成了一个宏大的河口港湾系统。还有地面上星罗棋布的矿区，构成了沙皇和
苏联刑法制度的核心。事实上，西伯利亚一直是环境残酷和战略财富的代名词，它使苏联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一个道义黑暗、能源丰富的强权国家。18 世纪初它突然跻身欧洲列强之列，即得益于乌拉尔森林中储量丰富的铁矿石，它们适合做大炮和火枪，这些都是发动现代
战争的必需材料。
同样，由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在西伯利亚西北部发现了大型油气田，俄罗斯在21 世纪初一举成为能源超级大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还使俄罗斯进入了太平洋的地缘政治带，并与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冷战的核心动力，正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冲突，由于事关如何21 世纪与两个大国打交道，它甚至对美国自身战略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与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不同，阿穆尔河的流向不是从南到北，而是由西向东，与乌苏里江连接，形成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黑龙江省之间的边界。自17 世纪中叶起，沙俄和中国清廷为此地区争夺不断，先是俄罗斯的盗猎者进入该地区，随后
是莫斯科士兵，两国外交官也纷至沓来，当时清廷为了平定中原和收复台湾，分身乏术。这一较量最终在1860 年有了结果，积弱腐朽的清政府，被迫割让35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俄罗斯因而开辟了目前的边界。
当然，现在中国强大了，俄罗斯相对较弱，因此边境再次面临压力。中国以移民和开设公司的方式北上，以便开采利用其石油、天然气、木材和其他资源。地理注定要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造成持续紧张关系，只是有时会被战术性需要或一时的反美联盟所掩盖。2009
年7 月，俄罗斯总参谋长尼古拉?马卡罗夫（Nikolai Makarov）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指出：“北约和中国是我们最危险的地缘政治对手。”
其实，地理显示的恰恰是我们经常遗忘的东西：俄罗斯历史上正是驱动东亚权力斗争的重要力量。1904 － 1905 年日俄战争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的煽动，他们要求俄罗斯承认中国的满洲自治（以及日本对韩国的自由干预权），对此俄罗斯表示反对。那场战争不仅使
沙皇当局受挫，中国清政府更是遭受莫大的耻辱，因为这片饱经蹂躏的土地正是清廷皇祖列宗的故土。也就是说，俄罗斯虽然失败了，仍然保留着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的控制权。这成了清廷的一块心病。
日俄战争中，俄罗斯失去了萨哈林岛（Sakhalin Island，即库页岛）南半部和南满的一部分（根据地理逻辑，它无论如何也应属于中国），然而更为严重的是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和随后的混乱，它真正撼动了俄罗斯对远东的控制。中国、日本和美国（一个名符其实的新兴远东力量）分段控制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范围从贝加尔湖西部直到东方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即海参崴），后者在1918 年至1922 年间又随着日本八万大军进攻阿穆尔而被占领。不久以后，列宁的红军镇压了“白”俄罗斯反革命内战的潮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有了足够的实力收回边疆的领土，特别是中亚沙漠地带的土耳其民族聚居地等极易受到西方攻击的地区。尽管布尔什维克公开宣称“世界上所有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但在面对外围备受威胁这个陆权大国的“老问题”时，他们还是变成了现实主义者。
不管谁统治俄罗斯，都不得不面对其领土过于庞大平坦、与周边邻国缺乏自然分界这个令人头痛的事实。为了弥补这一天然缺陷，布尔什维克们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帝国主义者，比起他们的沙皇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将摩尔多瓦人、车臣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
疆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蒙古人、鞑靼人以及其他所有民族一概纳入囊中。布尔什维克很容易把他们的征服合理化，他们向这些民族许以共产主义的幸福，就连俄罗斯人自己也成为了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之一。因为地理的
原因，苏联有意识地向东迁都，从波罗的海之滨的圣彼得堡迁回莫斯科，恢复了亚洲国家的主要身份。毕竟，亚洲对于俄罗斯而言，总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自此，彼得大帝开创的从“西方的窗口”统治俄罗斯的半现代化制度，被克里姆林宫统治的国家取而代之，这里也曾是
历史悠久的中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半亚洲基地。
苏联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联盟共和国以及11 个自治共和国和州区等组成。因为许多地区划分没有与族群边界正相重合（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有庞大的塔吉克少数民族群体，而塔吉克斯坦有更多的乌兹别克人），内战的迹象时时出现，迫使苏联逐
渐演变为一座国家监狱。在20 世纪，这个监狱一如继往地富有侵略性，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不安分的理由。1929 年，苏联动用步兵、骑兵、飞机攻击满洲的西部边缘，夺取了穿过中国领土的铁路控制权①。a1935 年，苏联提出在中国西部的新疆省设虚拟卫星站，并扶植蒙古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与其结成同盟。1939 年，苏联又在欧洲与纳粹签署条约，允许苏联合并波兰东部、芬兰东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就是说，在苏联的幌子下，俄罗斯帝国从欧洲中部延伸到了朝鲜
半岛。
各种事件证明，苏联仍然不够安全，地理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1941 年希特勒向东进犯，穿过苏联的欧洲平原部分，直逼莫斯科郊外，里海几乎触手可及，直到1943 年初才被挡在斯大林格勒外面。战争结束后，苏联通过大举报复来宣泄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安全感，其规模让人回想起蒙古人对基辅罗斯的掠夺。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崩溃以后，苏联迅速地占领了整个欧洲的东半部，建立其共产主义卫星国系统，这些国家的忠诚度在大多数情况下靠苏联驻军保障；后又回师向西，跨越整个平原和第聂伯河、维斯瓦河和多瑙河。当年面对广袤的苏联欧洲部分地区，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因后勤物流严重不足而陷入瘫痪，重蹈拿破仑一个世纪前的覆辙；现在，苏联东欧帝国已延伸到中欧的心脏深处，超过了1613 年至1917 年的罗曼诺夫帝国的范畴，以及纳粹与苏联协定互不侵犯的领土。另一方面，苏联的亚洲部分也已扩张到日本北部的萨哈林和千岛群岛，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
① 即中东路事件，1929年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府以武力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
的特权，双方发生军事冲突。——译者注
日本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混乱和疲弱状态。在毛泽东的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为国内权力而斗争时，苏联军队趁机在满洲大举进驻，一方面巩固亲苏的蒙古政权，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对苏友好的共产主义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5 年，朝鲜半岛遭遇海上
强权美国介入，当时苏联作为大陆强权同刚刚确立了共产主义政权的中国一起支援朝鲜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麦金德描述的心脏地带强权最终以苏维埃俄国的形式建立起来，而马汉和斯拜克曼的海上强权则以美国的形式存在，二者形成两极对峙局面。
苏维埃强权在心脏地带的扩张，使欧洲和中国的命运都受到了影响，而大中东和东南亚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因此感受到美国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压力。这是冷战的最终地理真相，但它被意识形态的对立掩盖了。
在地缘政治中迷失的俄罗斯
对于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来说，冷战看起来似乎永无休止，但事后证明那仅仅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阶段，并按照地理规律自然终结。20 世纪80 年代，戈尔巴乔夫企图改革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由此暴露出了系统的实际状态。这毕竟是一个由被臣服民族组成的僵化帝国，许多人仍居住在俄罗斯的森林和平原、草原、平地和山区的边缘。实际上，一旦戈尔巴乔夫本人宣布帝国赖以建立的思想戒律存在严重缺陷，整个系统就开始解体，边缘部分纷纷脱离中心，这与其13 世纪中期基辅罗斯的失败、17 世纪早期中世纪莫斯科公国的结束、20 世纪初罗曼诺夫帝国的崩溃是一样的。
这就是历史学家菲利普?朗沃思强调俄罗斯历史的主要特征是“地势总体平坦，国家反复膨胀和崩溃”的原因。事实上，正如地理学家丹尼斯?肖解释的那样，开放的边疆以及由此带来的军事负担，“促进了俄罗斯国家集权”。沙皇的权力是传奇式的，但俄罗斯毕竟曾
是弱国，沙皇无法在遥远的省份巩固行政机构，这使得俄罗斯更加容易遭受入侵。1991 年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国土面积锐减，成为自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以来面积最小的时期。它甚至失去了乌克兰，那可是基辅罗斯最初的心脏腹地。但尽管失去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
家，损失了高加索和中亚，尽管车臣、达吉斯坦和鞑靼斯坦在军事上具有不确定性，尽管蒙古成为独立的国家，摆脱了莫斯科的把控，俄罗斯的领土仍然是地球上最大的，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占据亚洲大陆1/3 强，陆地边界仍然绵延横跨近一半的世界时区，从芬兰湾直到白
令海。这个广阔而裸露的疆域，再也没有山脉和草原的屏障，不得不靠只有前苏联一半多一点的人口去守卫。事实上，俄罗斯人口比孟加拉还要少，在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只有2 700 万人。
和平时期的俄罗斯，在地理上从未如此脆弱，但俄罗斯领导人没有时间评估严峻的形势。苏联解体后不到一个月，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俄罗斯政府公报（Rossiyskaya Gazeta）中说，“我们果断地认为，地缘政治正在取代意识形态”。爱丁堡大学名誉教授约翰?埃里克森
（John Erickson）写道：“地缘政治在前苏联时期一直被妖魔化了……现在它又带着复仇回来了，困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地缘政治作为一门学科在俄罗斯获得平反，不再有人谴责地缘政治是军国主义的工具，麦金德和马汉等人都恢复了名誉。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以“不折不扣的新麦金德风格”，宣布俄罗斯不得不恢复对“心脏地带的控制”。历史上的起伏跌宕和新的地理薄弱环节，迫使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强权，以一些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形式收复附近的地盘，如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高加索
和中亚地区，那里生活着2 600 万俄裔人。20 世纪90 年代失去的10年期间，俄罗斯经济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国力虚弱并备受侮辱，但新一轮扩张正在孕育。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Zhirinovsky）建议，南高加索以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都必须置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日里诺夫斯基的极端主义并不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所认同，但他仍是俄罗斯思想的一个重要暗流。俄罗斯目前在欧亚大
陆的弱势地位，使地理学成为21 世纪之交俄罗斯的心病。当然，前苏联将永远不会重组，但某种松散的联盟形式仍然可以实现，并延伸到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边界。
重要的是，让它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背后动力是什么呢？俄罗斯还能拿什么在道义上为下一波扩张辩护呢？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一书中写道，20 世纪90 年代，俄罗斯开始重提19 世纪的欧亚主义学说，以此作为共产主义的替代物，把
非俄罗斯民族的前苏联人民吸引回来。
欧亚主义非常适合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个性。俄罗斯从欧洲一路漫无边际地扩展到远东，两端都不稳固，它以任何国家都没用过的方式，集中体现了它的欧亚大陆国家特点。此外，封闭的地理形势体现了21 世纪的“空间危机”，消解了冷战地区问题专家之间的分歧，
使其一致认同欧亚大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陆块，“欧亚大陆”这个概念在未来几年内对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将更显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或乌兹别克人将立即把自己视为“欧亚人”，毕竟他们的民族身份承载着所有的历史和情感记忆，而且随着冷战权力集团的崩溃，这种身份有可能得到更丰富的发展。
中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比如说，俄罗斯人以及哈萨克人，即使能通过各种“欧亚联盟”（Eurasian Union）抑制他们的民族对手，欧亚主义也不会成为让他们视死如归的原因；似乎也不会出现某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使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其他民族迫不及待地争当欧亚人。但是，如果欧亚主义能够抑制差异，哪怕在前苏联的一些地区能稍微求同存异，因此有助于稳定，那么又岂能因善小而不为呢？
但地理不能解释一切，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仅仅是一个不变的背景幕布，思想的交战可以在上面任意投射。即使地理是一种能够形成团结的力量，就像美国、英国，或印度、以色列那样，民主、自由和精神元素（如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才是这些国家普遍认同
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除了地理就再也没有别的可以团结的力量，正如前独裁者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或前执政党自民党统治下的日本，那么国家对于强权的不适将非常强烈。得益于地理，这些国家也可能是稳定的，但若地理就是全部，那就只能听天由命。因此，厌倦
了沙皇统治和共产主义的俄罗斯需要一个超越地理、提振民心的统一理想，这样才能成功地把前苏联人民吸引回来。特别是在当今原本就略显稀薄的人口正在迅速减少的时候更应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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