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三四百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聚在一起，他们被要求两两配对，一遍又一遍地问搭档同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
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及其答案似乎都绝无恶意。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人们在每次团体练习中都会产生强烈的感情。通常几分钟之内，房间里的人就都热情高涨了。这些人绝不是走投无路或迫切需要关怀的人，他们中一部分人事业有成，衣着光鲜，走起路来更是神采奕奕。但是无论男女，他们都被团体练习触及了内心最深处。有些人父母去世，有些人失去了伴侣、孩子或是朋友，他们大喊：“我很想再次见到你。”“我想得到你的爱。”“我想听你说你以我为傲。”“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抱歉我从未说出口。”“我希望你能回来，我很孤独。”“我希望能经历从未有过的童年。”“我希望能有健康的体魄，希望能再次年轻。我希望被爱，得到尊重。我希望我这一生能够有所作为。我希望能有所成就。我希望有人在乎我，希望我是重要的，希望我能被人记住。”
我们想得到的有很多，渴望得到的有很多，痛苦也有很多，这种痛苦只在少数时候深藏，多数时候显露无遗，有如切肤。造物弄人，存在即痛苦。痛苦总是伴随着你我，只要我们还活着，它就默默存在。痛苦也很容易触及。很多东西（比如简单的团体练习、几分钟的深度反思、艺术创作、布道、个人危机、丧失）提醒着我们，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永远无法实现：我们渴望永葆青春，渴望不再变老，渴望失去的挚爱回到身边，渴望得到永恒的爱，渴望被保护，渴望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渴望永生。当这些难以实现的欲望主宰着我们的生活时，我们会向家人、朋友或信仰寻求帮助，有时还会找心理治疗师。
在本书中，我讲述了十位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的故事，讲述了他们与存在性痛苦抗争的过程。其实，化解存在性痛苦倒不是他们来找我咨询的原因。这十位患者的问题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孤独感、自我厌恶、阳痿、偏头痛、性强迫症、肥胖、高血压、沮丧、为爱痴迷、情绪波动、抑郁。然而，某种程度上（这个“某种程度上”在每个故事中有不同的表现），治疗揭示了这些日常问题的深层根源—深入存在的根底。
“我想要！我想要！”这种话在这些故事中比比皆是。一位患者痛哭道“我多想我亲爱的女儿还在人世”，却忽略了两个还活着的儿子。另一位患者的淋巴癌细胞已入侵身体的每个角落，却坚称“我想和我见过的每一个女人上床”。还有一位患者恳求道“我希望父母健在，我想感受不曾有过的童年”，但是他却苦苦挣扎于自己不愿启封的三封信。一位老妪则称“我想永远年轻”，因为她对一个比她小35岁的男士爱得痴狂，无法自拔。
人们通常认为心理治疗是让人压抑内心本能的欲望，或是潦草掩饰悲伤的过往，但是我始终相信治疗的首要目标是应对这些存在性痛苦。在对这十位患者的治疗中，我主要的临床诊断（基于自身医学经验的假设）是，基本焦虑源于一个人在应对生活中的残酷事实，也可以说是存在性“关怀”（given）时，做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努力。
我发现在心理治疗中，有四种存在性关怀尤为重要：我们及挚爱终有一死、生活不如我们所愿的那样自由、我们终极的孤独，以及生命的无意义感。这些关怀看似很恼人，但其中孕育了智慧，能让人实现救赎。我希望这十个心理治疗的故事能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直面存在的事实，借助其力量，破茧成蝶，获得成长。
在这些存在的事实中，死亡是最直观且显而易见的。在很小的年纪，甚至比人们意识到的还要小，我们就知道死亡终将来临，我们无处遁逃。尽管如此，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万物都努力维护自己的存有。”在生存的渴望和死亡不可避免的意识之间，冲突始终存在。
对于死亡不可避免的现实，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进行否定或逃避。年幼时，在父母的安慰和神话的帮助下，我们否认死亡；后来，我们赋予死亡灵性，把它看作一个怪物、睡魔或其他恶魔。毕竟如果死亡是可触碰的实体，我们可能会有方法摆脱它，尽管这个怪物很可怕，却也不及我们每个人出生就携带着死亡的基因—我们终将死亡这一事实可怕。后来，孩童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减轻死亡带给人的恐惧。他们嘲弄死亡，使其不再那么可怕，或者叫上同伴，准备好刚出炉的黄油爆米花，一起听恐怖故事或看恐怖电影，以对死亡这个话题脱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试着不考虑死亡；我们尝试转移注意力；我们将死亡看成积极的东西（如传承、归根、听从上帝指示、最终的安息）；我们相信流传已久的神话，否认死亡存在的事实；我们希望功成名就以实现不朽，我们繁衍后代，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或者拥抱宗教，以实现精神永存。
许多人对这种关于否认死亡的描述持有异议。他们如是说道：“无稽之谈！我们不否认死亡存在。每个人终有一死，我们知道，这显而易见，但是纠结于这个事实有何意义呢？”
其实我们知道死亡却不了解其内涵。我们知道死亡存在，知道终将死亡的事实，但是我们已经过滤或解离了由死亡带来的恐惧感—大脑潜意识的部分让我们不因此而过度焦虑。这个过滤过程是无意识的，我们也没有察觉，但是在少数情况下，当这种否认机制不再奏效，关于死亡的焦虑蔓延开来时，我们就能确信这种过滤的存在。这种情况鲜有发生，我们一生可能只会遇到一两次。它有时出现在我们觉醒之时，有时出现在我们与死神擦身而过之时，也有可能出现在我们遭遇至亲去世时。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的死亡焦虑浮现在噩梦中。
噩梦是失败的梦，它没有充当好睡眠守护神的角色，没能“抵御”焦虑。噩梦的内容多样，但每个噩梦的原理本质上都一样：潜意识深处的焦虑逃过了睡眠的守卫，侵入了意识层面。“寻找做梦人”（第十章）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后台视角，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努力逃避对死亡的焦虑，以及试图遏制这种焦虑的孤注一掷：在马文的噩梦中，无边无际的黑暗背景下，主人公用有白色尖端的手杖做工具，正和死神进行一场性的对决—这正是对死亡的反抗。
性行为在其他故事里被当作护身符，用于抵御病情恶化、衰老和死亡：一位年轻人患上了绝症，于是开始强迫性滥交（第二章）；情人去世30年后，一位老人还保管着她留下的已泛黄的信件（第六章）。
我在多年与病危癌症患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有两种很常见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担忧：一种是对个体独特性的信仰，另一种是对终极救助者的信仰。这两种所谓的信仰其实是错觉，它们代表了“固着的错误观念”。对于“错觉”这个词，我并没有轻蔑的意味：这两种错觉是人们普遍的信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意识的某个水平上，它们在本书的几个故事中发挥着作用。
对独特性的信仰指相信自己能超脱于生理和命运的普遍规律，不受伤害、不可侵犯。在生活的某些阶段，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一些危机：可能是严重的疾病、职场失利或离婚，或者正如埃尔娃所经历的那样（第五章），可能仅仅是手提包失窃这样一件小事，却让人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尘埃，打破了生活是不断上升的螺旋过程这一假设。
信仰个体独特性能给予人安全感，而另一种否认死亡的主要机制，即相信有终极救助者，能让我们感受到有股外来力量始终在照看和保护着自己。尽管我们会衰弱，会疾病缠身，会到迟暮之年，但是我们始终相信，万能的主一定会让一切都回到正轨。
这两种信仰共同构成了一组对立，二者是人类对特定情境做出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人类要么逞英雄以维护自主，要么寄希望于外部力量以寻求庇护。换句话说，要么挺身而出，要么寻求融合；或主宰自己的命运，或永远依赖他人。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会不安地避开死亡这个话题，正如伍迪·艾伦（Woody Allen）所说：“我不怕死，只是希望死亡来临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场。”这样他们心里会好受点。但是还有另一种应对死亡话题的方式，一种可以应用于心理治疗的传统方式，它教导我们：深刻认识死亡这个话题会使人心智成熟，使生活更加丰富而充实。一位患者（第二章）的临终遗言说，虽然死亡会摧毁我们的躯体，但对死亡的理解却能使我们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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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另一种存在性关怀，它令我的几位患者陷入两难。贝蒂患有肥胖症，当她宣称在见我之前暴饮暴食，可能会在会面结束后也继续时，是想放弃自由，期望我能够控制住她。另一位患者（第一章中的塞尔玛）陷入上一段（和治疗师的）感情无法自拔，我始终在帮她寻找重新获取掌控力和自由的方法。
自由这一关怀似乎是死亡的对立面。我们畏惧死亡，也肯定自由是积极向上的。不正是对自由的渴望，才使西方文明的历史不断改写，甚至驱动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吗？但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自由会让人焦虑，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进入并且将最终离开的这个宇宙并没有经过精巧的外部构造和设计，这和我们的日常经验背离。自由意味着我们要对自己的选择、行为和以后的人生道路负责。
“负责”这个词有很多种用法，我更倾向于萨特的定义：负责是指“成为作者”，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设计的作者。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却无法选择不自由：萨特说过，我们被判处自由之刑。一些哲学家对此有更多的解释：人类思维的建构甚至要为外部现实世界的结构负责，为时间和空间的形式负责。焦虑正存在于这一自我建构的观点之中：我们都渴望秩序，这种自由的观念让人害怕，因为它暗示我们脚底下空空如也，一无所有。
每位治疗师都知道诊疗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患者为自身的处境承担起责任。如果患者认为自己的问题由外部因素造成，治疗将毫无效果。他们会想，如果外部的问题总是存在，那么自己为什么要做出改变呢？应该是外部因素（朋友、工作或伴侣）做些调整或被替换才对。戴夫（第六章）抱怨自己有个爱管闲事、占有欲强的妻子，他就像被囚禁在婚姻的牢笼中，苦不堪言。只有他认清自己才是建造起牢笼的罪魁祸首，治疗才能进展下去。
患者都倾向于推卸责任，因此治疗师必须想出一些对策，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因何产生。在很多治疗中，我都用了一种有效的方法—专注当下。患者通常会在治疗环境中再现实际生活中困扰他们的人际关系问题，我不纠结于他们现在或过去的生活琐事，而是专注于当下他们与我的相处。通过观察治疗关系（或者在治疗团体中，成员和其他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的细节，我能够当场指出每位患者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例如，戴夫不愿意对其婚姻问题承担责任，但我从他当下的反应中发现，戴夫不愿敞开心扉，不尊重他人，他对团体成员的这些反应和他回家后对待妻子的方式如出一辙。
类似地，贝蒂（第四章）将她的孤独感归咎于加利福尼亚无可生根的文化，因此她的治疗也没有效果。我向她解释了在与其他团体成员的相处过程中，她同样让自己和他人疏离，不敢与人打交道，她才渐渐意识到她对自己的孤独也负有责任。
患者承担起责任是转变的开始，但并不等同于转变。无论治疗师多么努力帮助患者获得洞察力、承担责任、追求自我实现，患者愿意做出改变才有意义。
自由不仅要求我们对自己的人生选择负责，还要求我们有意志做出改变。治疗师很少会特意使用“意志”这一概念，但我们都会尽力影响患者的意志。我们假定理解总能带来改变（这是一种“神迹”，缺少有说服力的实证依据），所以我们不断地解释、澄清。在解释了数年却毫无效果后，我们就会直白地说：“你需要付出努力，还要再努力些。需要分析和思考，同样也需要付诸行动。”如果直接的劝诫失败，就像这些故事中体现的那样，治疗师会尝试一切方法，希望患者转变想法。我会采用建议、辩解、督促、诱导、激励、祈求，甚至只是忍受，希望可以重建患者的世界观。
只有通过意志这一行动的动力，自由才能实现。我认为意志分为两个阶段：先是有想法，再是下定决心并付诸行动。
有些人看不到希望，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感受，不明白自己的人生追求。他们没有想法，没有驱动力，没有目标，成为他人意志的寄生虫。贝蒂扼杀了自己所有的可能性，其他人也厌倦了给予她希望和想象的空间，所以她孤苦无依。
还有一些患者无法下定决心。他们知道自己的追求和使命，但只是空有想法却没有行动。索尔（第八章）知道任何人按常理都会拆开信件，但是可能产生的恐惧却让他下不了决心。塞尔玛（第一章）知道对爱的执念让她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她知道，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她还活在八年前，为了过上正常的生活，她必须割舍掉这份执念。但是塞尔玛做不到，或者不愿意放下，她也坚决抵抗我为帮助她重燃斗志所做的一切努力。
出于多种原因，下定决心很难，有些原因触及了存在的根本。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在他的小说《格伦德尔》（Grendel）中描述了一位智者，这位智者用了两句简单却可怕的陈述总结他对生命的思考：“万事皆灭，选项互斥。”第一句陈述指死亡，我在前文中已经谈过。第二句，“选项互斥”是理解为何下定决心如此困难的关键。决定总是伴随着放弃，这是无法避免的：每个肯定都必然伴随着否定，每个决定都意味着其他方案只能被扼杀（“决定”（decide）一词的词根就有“杀戮”的意思，如自杀（homicide）和他杀（suicide））。正因为此，塞尔玛坚持想等到和爱人再续前缘的缥缈机会，拒绝考虑衰老和死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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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关怀，即存在孤独，指的是个体和其他生命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双方关系无比亲密，这种鸿沟也依然存在。个体不仅独立于其他生命，某种程度上说，也孤立于整个世界。这种孤独和其他两种孤独—人际孤独和内在孤独有所不同。
如果一个人缺乏社交技能，或有人格障碍而无法与他人进行正常交往，他就会产生人际孤独。内在孤独则是指内在自我分裂，如一个人将对事件的记忆与情绪分割。最极端、最戏剧性的分裂形式是多重人格，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当这一情况发生时，治疗师可能会面临与我在帮助玛格（第九章）时遇到的一样的问题，即对于哪种人格最宝贵感到左右为难。
存在孤独没有解决方案，但治疗师必须阻止不当的方案。一个人摆脱孤独的努力可能会破坏他和其他人的关系。许多朋友闹僵、婚姻破裂都源自彼此不会互相关心照顾，而是把对方当作自己逃避孤独的盾牌。
在几个故事中，出现了一种常见的、能有效解决存在孤独的办法，即融合—软化个人边界，与他人交融。融合的力量已经在阈下感知实验中得以凸显。在实验中，“妈妈和我一体”这一信息在屏幕上一闪而过，实验者无法看清内容，但这一闪而过的信息让他们感到更有力量，态度更加乐观。对于存在吸烟、肥胖或青少年叛逆行为等问题的患者来说，观看阈下融合信息比其他治疗方法（包括行为矫正）效果更好。
人生最大的悖论之一就是自我觉察会产生焦虑。融合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消除焦虑—消除自我觉察。坠入爱河的人进入了合而为一的极乐状态，他们不会自我反思，因为孤独的“我”（以及对孤独的焦虑）都消解并化为了“我们”。因此我们摆脱了焦虑，却失去了自我。
这正是治疗师不愿意接收坠入爱河的患者的原因。治疗与爱和融合的状态不相容，因为治疗工作需要患者有不断质疑自己的自我觉察以及一种焦虑，这两者最终会为患者应对内部矛盾指引方向。
更重要的是，对于我和大多数治疗师来说，与陷入爱情的患者建立关系是很困难的。例如，在第一章中，塞尔玛不愿与我交心，因为她的精力在对爱情的执念中消耗殆尽。对另一人产生的强烈依恋，可能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纯粹的爱恋。这种自私的爱情基于幻想，深陷其中的人既没有付出，也不关心他人，这种爱情注定会走到尽头。爱情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激情，坠入爱河和维持爱情有显著的差别。爱是顺其自然，是一种“给予”，而不是“沦陷”；是一种普遍的依恋，而不是仅限于一个人的行为。
尽管我们努力过上二人世界，甚至组成一个大家庭，但我们时常（尤其在死亡来临时）会清醒认识到一个事实—我们独自来到世间，也会独自离开。我听到许多将死之人说，死亡这件事最糟糕的一点是必须独自承受。但即使在濒死时，希望有人陪伴的想法也会让人在孤独中感到慰藉。如第六章中的患者所说，“即使一人孤身在船只上，看到附近船只上的光亮也能让人感到极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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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死亡不能避免，如果我们所有的成就在某一天终会成为废墟，如果世界是偶然性的（也就是说，一切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如果人类只能对这个偶然性的世界进行构建和设计，那么生命永恒的意义何在呢？
这一问题困扰着当代人类，许多人甚至感到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因此选择接受心理治疗。人类是寻求意义的生物。生物学上，我们神经系统构造的方式会让大脑自主将刺激集合成各种结构。意义也能赋予人掌控力，在面临混乱或意外事件，感到困扰、希望渺茫时，我们试着理出头绪，获得掌控感。更重要的是，意义会塑造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当我们有了“为什么”类问题（我为什么活着）的答案时，也就能够回答“怎样”类问题（我怎样活着）了。
本书的十个心理治疗案例中，很少有对生命意义的明确讨论。寻找生命的意义，就像寻找快乐，道路一定是曲折的。生命的意义产生于做有意义的事情：你越刻意找寻，就越不容易找到。当你找到一个答案时，总有更多疑问在等着你。在治疗和生活中，意义是投入和承诺的副产品，所以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要努力让患者用心投入—投入并不会提供对关于意义的问题的理性回答，而会让这类问题不再困扰患者。
这种存在主义的困境—在宇宙中找寻并不存在的意义和确定性，对于治疗师的专业工作而言极其重要。在日常工作中，治疗师如果要和患者建立真实的关系，会体验到很大的不确定性。患者纠结于无法回答的问题会让治疗师也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而且就像在“两次微笑”中讲述的，治疗师必须意识到患者的这些经历是绝对私密、无从知晓的。
专业的治疗师必须要能忍受这种不确定性，这很关键。虽然大众普遍认为治疗师的工作是通过系统且有效的方法引导患者，经过可预期的治疗阶段直到达到预期目标，但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常见。相反，正如书中的故事显示的，治疗师时常会纠结，会根据实际情况摸索治疗方向。我们时常面对这样的诱惑：通过信奉一种观念流派和采用严密的治疗系统以获得确定性，其实这种强大的诱惑很危险：这种想法可能会阻碍有效的治疗中不可或缺的不确定性和自发邂逅的出现。
这种邂逅是两个人之间的深入交流和关怀，其中一人（通常是患者，但也有例外）的烦恼更多。这是治疗的核心。治疗师扮演着两种角色：他们不仅要观察患者的生活，更要参与其中。作为观察者，治疗师必须客观地为患者提供必要的基本指导：作为参与者，治疗师要走进患者的生活，通常还会因为这种邂逅受到影响，甚至发生改变。
作为一名治疗师，我选择完全了解某位患者的生活时，不仅自己要面对和这位患者一样的问题，也必须时刻准备用一样的准则自检。我必须假设知之比不知更好，冒险比不冒险更好，并且假设无论魔法和幻想多么有诱惑力，它们最终都会削弱人的意志。我完全相信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忠言：“假若真有通往‘更善’的道途，它必然苛求‘极恶’的全貌得以显现。”
治疗师扮演着双重角色，因此都会面临让人头疼的问题，我在这十个案例中也不例外。比如，对于一个请我帮他保管情书的患者，我能预期他应对那些连我自己都会逃避的问题吗？我有可能帮他处理得比我自己更好吗？对于一些有着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垂死之人、丧失亲友的人，或者焦虑的退休者，我能提出连自己也无从得知答案的严酷的存在性问题吗？如果患者的某一人格深深吸引我，我能向他们坦白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性吗？如果一位胖女士的外表令我反感，我能和她建立起彼此坦诚、互相关怀的关系吗？一位老妪长时间陷入不理智的爱情幻想中，但她却能从中得到慰藉，我应该以自我启蒙的名义帮助她抽离吗？一位男士总是恐惧于三封未启封的信，因而不能做他真正该做的事情，我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吗？
虽然这些心理治疗的故事里不断出现“患者”和“治疗师”这两个词，但千万不要被误导：这些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普遍故事。患者的病态心理具有普遍性，他们身上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给定的，且通常更多取决于文化、教育、经济等因素，而非病理学的严重程度。由于治疗师和患者必须面对同样的存在性关怀，科学方法要求做到的无私、客观其实并不合适。治疗师不能喋喋不休地谈论对患者的同情，不能劝说他们下定决心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不能对患者说“你”和“你的问题”，而要谈论“我们”和“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一定会经历死亡、痛失爱人、恐惧和分离。世间所有人都要经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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