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兴强：一个敢于超越自我乐于蝶化的作家
冯晓澜
结识蒋兴强大约在2016年初，一聊，他竟是中篇小说不时上名刊、散文屡获大奖的那位实力作家，还是达州老乡。之后，我们同在某个QQ高端群，随着微信兴起，我俩又进了同一个文学微信群，甚觉投缘，也就直呼老蒋了。
许是爱写文学评论之故，我喜欢静观默察。几年下来，老蒋在群中自曝那一二“丑照”，给我印象极其深刻：比如，写得作品来，锅儿烧穿了；又如，边煮饭边构思，一瓢水倒进了米缸。老蒋醉心于文学世界，可见一斑。直觉告诉我，这位曾经以散文《老家那盘青石碾》斩获第二届“中国散文”特等奖，长篇小说曾获得贾平凹、阿来等大家亲笔题词推荐的老兄，还会有大动静。
果然，2018年，老蒋以《远去的野渡》获得“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单篇奖，成为达州首摘全国散文类最高奖作家，但他并未停留在个人殊荣和“最高奖”的光环之下，一如既往交替耕耘着散文和中篇小说，每月都有散文、每年都有中篇小说发表于大报名刊。2019年12月推出他个人第一部精选散文集《远去的野渡》，而且出现加印、热销的可喜局面；仅隔七八个月，又打来电话，说他第一部中篇小说选集《等到天晴》即将出版，让我写点“批评意见”。本人才疏，难堪大任，权当写点印象吧。
对于老蒋的散文和小说，我陆续读了不少，给我的印象是：他不仅数十年专注于小说、散文的阅读、创作，还爱隔三岔五去学习文学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实际，习惯性地安排时间去研究一些经典作品的短长，从而化“长”为我所用，避免出现同样的“短”，其作品的艺术性、特色，可想而知。所以，老蒋的每一篇作品，创作思路都非常清晰，知道哪些题材有特色，明白该写什么，要怎样写才有生命力。借他的话——“作品不在多，要几十近百年后有人看，才是好东西！”
可见，老蒋是一个沉稳、务实的作家。其沉稳，静得下心，扎得住劲，不跟风，不凑热闹，咬定目标，下沉文气，稳步推进，从而用文字的世界而不是嘴上的空谈，形塑了他文学征途上稳健的身姿。事实上，在不多的几次文学活动的面见中，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三句话不离文学的人。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对世界的好奇及忧患思维，催生出一种责任感，正如略萨所言，“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和反抗生活。”因此，这让老蒋一直葆有文学的天真并成为颇有问题意识、锐意反思和不懈耕耘的写作者。
关于老蒋写小说的动机，我有如下的猜度：当他自觉不能以直抒胸臆的散文，尽兴地反映日益纷繁的社会世相和复杂的人性，或者说被他写得得心应手的散文已无力表达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时，便毅然拿起小说这把“虚构之刀”承载起他对心灵、人生和社会的思考，以民俗、亲情、家庭为基点对时代做文学化的演绎和记录。
转向小说写作的十余年间，小说这把“刀”在老蒋手上舞得风生水起，先有书写跨境边地民俗风情的中篇小说《瓜客》亮相而一鸣惊人，被著名作家、文艺学教授张运贵誉为“四绝”，后有写亲情题材的《丢失的人》（后简称《丢失》）《为儿为女》接力，继而是《二婚》《等到天晴》之爱情题材的拓展，再是写同行“相残”的社会题材《同行同根》等，都是清一色中篇小说，且全是在诸如《青年作家》《滇池》《延安文学》《黄河》一类名刊精彩登场！在写作者众多，一本期刊容量有限，连刊载短小的散文、诗歌都难，能在一期老牌刊物，发表洋洋洒洒三五万字、达二三十页篇幅的一部中篇小说，得与多少名家或新锐比拼那一两个名额？这于身处基层的老蒋而言，显然，拼的不只是自信、耐力，还有实力和底气！
如果说老蒋的底气，源于他写散文敢于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再否定、再超越，不断突破瓶颈，那么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熟悉的身影，竟写出十七八部中篇，继中篇小说《丢失》被选入《小说选刊》，近作《隔单》又获建国70周年、达州建市20周年全国征文最高奖（排名首位）之殊荣，并被老牌名刊《黄河》2020年第4期（双月刊）刊载。几乎是同时，老蒋从这些年所发的中篇里精选六篇，以《等到天晴》为名结集出版，是小说界的喜事，也是四川中篇小说创作的又一成果。
老蒋的中篇小说集《等到天晴》，从所反映的题材而言，无疑是广阔丰富的；从写作方向而言，他选中篇小说为主攻方向，无疑是富有成效的；从切入视角而言，他的小说大多以家庭这扇窗口为出发点，无疑深谙小说之道。因为，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文学作品对家庭伦理亲情的记录和书写，犹如晴雨表，是反映社会和时代变迁的体温，能以小见大，去映照、透视世界的变化、人心的跳动和人性的演变，表达对人类命运的关切。
老蒋在以家庭为窗口的中篇《丢失》中，书写了一家之主父亲被子女因金钱异化“遗忘”而“丢失”；最近，又以透视时代变迁的中篇《隔单》再次塑造了一个悲剧父亲的形象。前者是“人”的丢失，亲情的丢失，人性的丢失；后者却是父亲薛亮被亲情人为隔开，孤单而亡，是家庭伦理亲情的分裂、崩溃和消逝。显而易见，后者比前者悲壮，提出和探索的问题，也更为深广、从容。应该说，事隔几年之后，老蒋对家庭伦理亲情的关注、书写和坚持，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和发现：那就是金钱于现实胜过亲情，导致家庭伦理亲情之解体，道德滑坡的危机，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隔单》文学图景所呈现的老薛晚景之悲凉，既发聋振聩，又令人深思并发出追问。
这种追问也体现在社会题材的书写中，其《奸小》以敏锐的眼光，选取了西部天州辽包水果批发市场，以“奸小”来命名，反映同行间竞争，必然关地盘、涉利益。小说讲述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这绝不仅仅是出于怀旧的需要，而是从文学的角度发现了当代精神生活的某种根源。以此，与当下烛照产生跨越时空的现实感，给读者提供一个回顾的视角和一具解剖的标本。小说借天州辽包水果老板集团的兴衰，让我们窥见到市场经济建立之初，人们为利益分配所左右而上演的一场人性深处的悲喜剧。水果商贩们由无序到有序，又由利益分配导致人性幽暗复杂的呈现。小说批判与弘扬兼具，带给我们诸多思考和启迪，更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信心和力量。其他诸如爱情类的小说，都试图走出个人情感的小天地，与时代接轨并书写出人性所共有的真假、美丑、善恶的挣扎与决斗，体现出老蒋积极介入现实的写作伦理姿态。
老蒋的小说，均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主，但表达手法是多样化的，而且所营造的小说世界也是浑厚驳杂的，其人物精神之基调虽站低处，却总是昂扬向上、向善、向美的。他的小说既写乡村的凋落，也写城市化进程的变迁和缩影，还写时代飞速发展、物质富足导致的欲望化无止境、人心被金钱异化的裂变和人性背离传统的精神溃败。他的小说富有对人性追根溯源的历史感和观照当下的强烈现实感，所关注的不是粗浅外表的现实，而是个人生存的现实、生命的现实、内心的现实、精神的现实。总之，即便是写边境生活的《瓜客》，老蒋的小说都有巴蜀人物的出现或巴蜀人的生活，都游走于都市与乡村之间，通过对现实世界人物的勘探和书写，流露出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和为当代人反省并寻找精神出路的忧患意识——这一点尤其珍贵！以此实现文学成为映照现实的镜子，同时，也成为照亮心灵的灯火。
这些都源于老蒋的胆识、良知和责任感，也得益于爷爷是“纤夫”的坚韧、父亲是石匠的“精雕细刻”之家传。他在《我和〈舒洁〉》的创作谈中，对工匠精神的熏染和养成，进行了自画像：“即便是做了职业记者，”几十年来也毫无轻车熟路的随意，“需一两小时的稿子，会用三四个小时去构写；要三四天的，就多放一两天才交稿。不知不觉，竟养成一种习惯，哪怕是烂熟于心的题材，‘材’无价值，决不轻易动笔”。于此，足见老蒋对文字的敬畏、对选材的审慎和对工匠精神躬身践行与不断超越。
工匠精神，并不高深，那是对所从事职业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精益求精从一而终的精神。老蒋既有不断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又有一个优秀作家敢于破茧、乐于创新、奋力超越“工匠精神”的自觉行为，这才有他今天的成就。如果老蒋能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更多地吸取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并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那么，他的小说会更上层楼，蝶化出更多精彩之作！
2020.7.11雨夜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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