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起源（斯大林与国共内战、大国对抗、俄国档案解密第一人、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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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论述了冷战的思想根源、冷战在欧洲的起源和在亚洲的起源情况，并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决策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冷战形成的最初起因，对冷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
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一、共产国际的解散势在必行二、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双重考虑三、斯大林突然决定解散共产国际四、解散共产国际并非一场骗局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一、“联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二、“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实施三、“联合政府”政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实施四、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一、导言：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二、大国合作：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三、有限扩张：在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中的进攻态势四、集团对抗：马歇尔计划及苏联的反应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一、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二、重建国际组织的设想和国际关系背景三、召开情报会议的初衷和苏共构想的变化四、情报局的建立和苏联冷战政策的形成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一、联盟：冷战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二、冲突：巴尔干联邦与希腊革命三、分裂：斯大林的压力和铁托的抵制论1948年苏南冲突的结果——南斯拉夫是如何走上独立道路的？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一、对日宣战——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二、实力外交——苏联在中国谋取政治权益三、城下之盟——以最小代价取得的最大成果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一、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二、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三、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美国对中苏结盟的反应与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一、新中国成立前：制约中共，阻挠中苏接近二、中苏条约签订前：挑拨离间，阻止中苏结盟三、朝鲜战争爆发前：“全面遏制”战略的出台四、朝鲜战争爆发后：冷战格局在亚洲的形成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一、斯大林否认东方情报局的存在二、毛泽东一心要建立东方情报局三、从第一学习组到马列学院分院四、毛泽东成为亚洲革命的领袖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一、中苏同盟条约与美国对日媾和的决策二、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三、旧金山和约与中苏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立场
附录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的俄国解密文件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俄国档案关于苏南冲突的档案文献选编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表
一、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
从斯大林掌管苏联政权起，特别是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以后，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逐渐改变了其功能，即从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降格为莫斯科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附属品和二等工具（对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而言）。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利于苏联开展外交的副作用——莫斯科因领导共产国际而成为各国政府集中攻击的对象。此外，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状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示随苏联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地位和策略的变化而显得反复无常，杂乱无章。正是这种状况，迫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就考虑到应解散已经成为苏联负担的共产国际了。1941年5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活动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把各国的运动引向一个国际中心，而是把重点放在每个国家中的运动及其领导，竭力使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得到发展，使这些党善于由他们自己来领导本国的工人运动，善于由他们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在完全和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同时为本国的工人运动担负全部责任。”这种考虑的实际目的在于摧毁“所有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础，打掉资产阶级因本国共产党反对战争而指责其为“叛徒”这张王牌。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十分紧急，不应匆忙，而应加以认真的讨论和准备”。
当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苏联确定必须建立巩固和长期的反纳粹德国同盟，并感到需要同英、美盟国建立新型的相互关系时，解散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当务之急。1943年5月23日斯大林在答记者问时说明：解散共产国际是因为必须驳斥共产主义敌人所制造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于外国的命令。斯大林这一说法并非完全虚言，为了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和推动西方盟国开辟第二战场，莫斯科必须对国际舆论有所交代。不过，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没有发生在对于苏联来说是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和1942年，而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战场局势以后的1943年，这说明莫斯科的考虑绝不是仅仅着眼于战争的胜负，其中还蕴含着斯大林为战后国际安排和苏联外交政策奠定基础的长远打算。也许应该更确切地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为苏联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思维提供了契机，而斯大林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与西方大国合作这一历史机遇。
从1943年初，苏联驻英、美使馆就开始通过电报与莫斯科讨论战后世界的格局问题。1944年1月，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在给莫洛托夫（后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长信中，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主要目标，坚持认为“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局势，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最低限度地保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以使苏联能够强大起来。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除非在德国爆发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则，苏联还是应当与同盟国进行合作而不是与之进行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此，苏联“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加强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友谊”。几个月后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做出了判断：美国会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苏联的合作感兴趣，双方的目标将会大体一致。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同年7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更强烈地主张双方合作。对于战后苏联应当“同盟国合作还是断绝所有联系”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寻求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莫洛托夫后来也承认，当时认为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正如葛罗米柯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回忆的，1944年9月参加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斯大林“确实期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进行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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