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收录有关旧严州自唐代至清代,经著录和遗存的钟簋、碑石、摩崖、经幢、墓志等史料三百余种,按所辖六县区域分类,铭刻文字加以整理点校,并对主持者、撰记作者、镌刻时间和地点进行考证,对严州的历史、文化、经济、宗教、风俗等方面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金石,为钟鼎碑碣的总称,即指中国古代镌刻文字。所谓金,盖凡钟鼎铜器之类;石,则乃碑碣石刻之属。金石最初作为铭刻纪功记事的载体,史载早在夏商时期,即有这样的表现形式存在。而金石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则始于宋代,《考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集古录》《金石录》等一批著作的诞生,庶几可以看作金石学研究滥殇的标志。
自宋以降,直至清代,金石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清代受到乾嘉学派的影响,考据成风,金石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通过对著录文字的考证,以达到证经补史等研究目的。同时,也对于研究历代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钩沉索隐,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文本资料。因此,金石文献的重要性,向为学者重视。
关于严州金石的状况,《集古录》中有云:“此郡唐时石刻颇不一,今往往不存,其所存者,前志已辑之矣,兹志其后来者焉。”而阮元的《两浙金石志》,在搜采浙江各州的古刻碑石方面颇为详备,但对严州金石的著录却寥寥无几,多有忽视。加上此地历史上频遭涝灾兵燹之劫,昔日州县所属金石遗存多有阙失,隐见靡常。
尽管如此,对于严州金石的关注者并非鲜有其人。早在宋代,严州知州董弅在编纂《严陵集》的序言中云:“尝与僚属修是州《图经》,搜求碑版,稽考载籍,所得逸文甚多,又得郡人喻彦先家所藏书,与教授沈愫广求备录而成。”之后历代严州志书,对此亦多有采撷,并设有碑碣一类辑录。
而真正研究严州金石并汇编为专著的先行者,则为清代的邹柏森。邹柏森在任严州教谕期间,除了参与编纂光绪《严州府志》之外,在短短数月间,搜查稽考,编撰出一部《严州金石录》,为相关严州地方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翔实的资料,功不可没。
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百年前的《严州金石录》,所涉范围下限仅到元代,而明清两代皆付之阙如。时至今日,为当年邹柏森所未见者,更不知凡几。故而重新搜集、辑录有关历代严州金石的资料,也许能为严州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一条冷僻的途径。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随着城镇改造,此间发现和挖掘出土的碑石颇多,贸然收入,难免鱼龙混杂之嫌。所以,根据材料的重要程度,在选编时多有取舍。另外,本书初稿曾附录现存有关碑石和拓片的图片,图文互为印证,或为添光增彩。然因各地所存碑刻多寡不一,各个时代所存碑刻亦多寡不一,并且纵观严州历代金石,除了《唐大历八年独孤勉题名记》和唐《移城隍庙记》碑等数件外,大部分文献价值要高于艺术价值,限于篇幅的原因,决定将附图予以舍弃。
困于寻访线索的贫瘠,书中对于具有显著意义的碑石肯定疏漏较多,尤以淳安、遂安、桐庐、分水等地为甚,为此,尚待有识之士补充完善。
前言
凡例
建德县
龙兴寺碑一
龙兴寺碑二
乌龙山有道先生许公碑
睦州大厅记一
睦州录事参军厅壁记
马目山新庙记
移城隍庙记
朱买臣祠记
隋司徒陈公新庙碑
能仁院钟
大悲井栏题记
睦州大厅记二
文宣王庙碑
范文正高风堂记
范文正潇洒桐庐郡十咏诗刻
睦州学进士登科题名记
竹阁诗刻
睦州新作浮桥记
灵香阁记
睦州政平桥记
九峰庵记
兴福寺记
惟庵记
天庆观钟
严州高风堂记
重建兜率寺记
知州题名记一
祀仁安山祝文
均减严州丁税记
宋左中奉大夫直秘阁封建德县男詹公墓志
瑞粟图记
新建贡院记
山阴陆氏女女墓铭
浚西湖记
知州题名记二
严州重修南山报恩光孝寺记
严州乌龙广济庙碑记
续登科记
重修浮梁记一
建德县儒学记一
重修浮梁记二
翊忠侯庙记
天宁寺钟
申免严婺两易米绢始末
申用全会纳坊场钱本末
重建军门楼记
建德县儒学记二
重修浮梁记三
平籴仓记
修谯楼记
济川桥记
城隍灵应庙记
拨代解婺州绢籴米饷军省札
梓潼真君行祠碑
救荒记
建德县知县题名记
建德县进士登科记
孝行记
……
寿昌县
淳安县
遂安县
桐庐县
分水县
《严州金石/钱塘江学·严州文化全书》:
据《严州图经》载:“国朝雍熙二年,知桐庐县事刁衍撰《大厅记》。以道古所撰绵历既久,残缺为多,复自唐显庆二年至太平兴国三年,盖元和八年之后,又一百六十三年。而自道古已下,至韦诸、陈晟才三十一人。《唐史》载:‘中和三年,董昌据杭州。柳超自常熟人睦州,刺史韦诸杀之。四年,余杭镇使陈晟攻诸,诸以州授。晟据睦州十八年,死,弟询代立,自称刺史。天祐元年,叛附于杨行密。’其间七十二年,盖衍记所谓钱氏割据非王命,略而不书者。而李继敏则钱氏纳土后,国朝首命知州也。其后萧璀继之,璀之后,田锡继之,衍记所谓田公是已。今据衍记,列其姓氏于左方:(略)。”
文宣王庙碑
宋雍熙三年(986)八月,睦州知州田锡撰记。田锡于雍熙二年(985)迁庙城西北隅。是年去任,故记为其去任后所撰。万历《严州府志》载为太平兴国三年(978)田锡所撰,当为讹误。盖其时知府为李继敏,田锡乃太平兴国八年(983)始到任。
关于文宣王庙,《严州图经》载:“在城东南隅,国朝雍熙二年,知州田锡迁于城西北隅,即庙建学。表请人纸国子学,印经籍给诸生。诏赐之,还其纸。景祐中,知州范仲淹始建堂宇、斋庑。庆历中,知州向俟奉诏增广。嘉祐中,知州赵扦营置田租养士,作诗以勉诸生,且有‘莫将荣悴汩于中’之句。大观中,知州李升奉诏重新庙学。宣和中,颁降御书,殿榜日大成。绍兴七年,知州胡寅尽彻旧屋,自殿堂、廊庑、斋舍,焕然一新,但门径屈折而东出。乾道五年,知州张栻悒然不满,属学之南有志真废尼寺故址,悉举以广学官。于是学门南开,门内有屋二十余间,僦与民居,日收赁钱,添助养士。续因寓公欲广其居,强将他处赁屋,换易本学,告于州。绍定元年,知州陆子通于是撤去赁屋,起造二亭,东日采芹,西日擢桂,杏坛在焉,先是从祀列绘殿上壁间。淳祐改元,知州王佖谓无等差,乃命工绘从祀于两庑,且前设桓槛,以肃庙貌。增创东西夹廊共二十四间,俾归斋升堂者,毋亵殿庑而出入是。三年,知州何处信以殿庑绘像距庭砌,犹觉逼隘,又展拓近里,由是严之学宫改观矣。有郡博士桂锡孙为之记。”
记文:
夫子之道,布在六经。深于六经者,得其时、遇其主而用之,则王道明而万邦受其赐也。夫子之庙,列在郡县。典于郡县者,习其礼、洁其诚而祀之,则庙貌严而诸儒知所宗也。不然,则帝王之道未融,卿大夫弃德背义,而朝廷礼乐似是而非也。祭祀之礼不修,士庶民淫祀征福,而春秋享奠如存若亡也。宜其宫垣阒寂,草木罗生,祠宇荒凉,风雨不庇。矧浙江之右,洞溪之滨,建邦于山谷之间,居民多水潦之害。岿然旧庙,密迩通沟,当于城东南之隅,在故叠闺阁之下。藩篱疏壤,固无数仞之高;堂庑湫隘,且非两楹之制。水至则几筵斯没,水落则塑像其颓。不堪庳陋之忧,安仰高明之祀?加以俗巫交惑,徼求木偶之灵;风教未还,奔走金人之福。逮乎祀先圣,享先师,食禄者忽略而不知,为儒者流荡而忘返。锡以东岳待封之岁,移典是邦;北戎薄伐之年,议迁此庙。人来献地,县亦庀徒,宫赞温仲舒佥谋之,护戎张元吉辅成之,督邮邱直方经营之。七月某日兴役也,八月上丁释奠也。庙无祭器,拜章以请之;郡无经书,上言以求之。志素王之新祠,成斯文也;列门人之道像,题旧赞也。翼翼诸庑,不浃日而成;凄凄众心,不俟募而至。惜乎乡饮酒之礼久废,人不知尊卑;党有序之学久废,人不识廉耻。列郡无轩县之乐,祭不足观;在笥非衮冕之衣,礼不足取。《白华》《南陔》之诗,寝则无以警不教不悌之心;泮宫、齿胄之仪,亡则无以训为臣为子之学。然庙不立,则释奠无所执;礼不备,则释菜无所观。是以筑为儒宫,修其祀事,请笾豆之古器,复牲弊之旧仪。祭之者可以交神明,观之者可以知劝教。神明交则福至,劝教明则化行。夫世之浇淳在乎诗,礼之用舍由乎上。故颜回谓:“舜,亦人也。”孟轲曰:“回,亦人也。”若然,则克念谓之圣,罔念谓之狂。必祖述夫子之至仁,宪章颜氏之亚圣,则文中子亦人也,韩文公亦人也。乃知取法于延陵季子,问礼于柱史老聃,而知之乎?学而知之乎?勉人之学,读是碑也;迁庙之志,见是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