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艺作品没能让我为第一次接触做好准备。天空中并没有飞满了炮塔林立、架着无数轨道炮和加农炮的星舰，所有的电视和广播频道也没被外星人用“征服宣言”啊“世界和平”啊“奇迹疗法”啊之类的信息淹没。外星人也并没有在联合国或者别的政府首脑面前主动现身。当时我正在华盛顿特区郊外，就坐在公寓里，不期然接到了母亲从加利福尼亚打来的电话。那是个周日下午，我刚订了份比萨，准备在新买的电视上看“大对决”。但母亲打电话来了。她刚接到我外祖母的电话—老人家还住在中国，就在那个小小的山村里。

有个外星人着陆了。

我用信用卡买了机票，两小时之后便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我没看比赛，也压根儿没吃比萨。

我父亲是美国人。他大学一毕业就远赴中国贵州教英语。我母亲是他的学生，一个苗族女孩。作为扶贫工程的一部分，她靠着奖学金离开了自己那个边远小村。他们坠入了爱河，然后生下了我。我的外祖母仍然住在中国，就跟她的祖先们一样。屋里没有上下水管，没有电，她照样过得很好。电脑、手机或者电视，这些她一直都没有。她抚养我母亲长大的那间屋子坐落在一片陡峭的山坡上，下头半公里远的地方是河。就在那条河边，按照比她年轻得多但失明了的邻居的转述—实际上给我母亲打电话的是这位：“有个滑稽汉子坐在一颗巨大的珍珠里，从天而降，正在教村里的孩子们一些古怪玩意儿。”

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长大，后来去了美国国务院工作。我母亲给我打电话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政府并不知道外星人的事。中国政府也不知道，至少，通过我对北京的那些中国同行们做的模糊试探，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知道有个外星人正造访地球的，只有我的外祖母，她失明的邻居，还有顶多十来个村民，以及他们光着脚的小娃儿们。

下午母亲给在华盛顿的我打来电话。她传来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当地孩子用那位失明邻居的手机拍摄的。出乎意料的是，视频的质量还不错，我能听到那小孩边笑边做解说。他前后晃动着手机，把沿岸的一些树木收进画面里，然后镜头移动，显示出河水，还有一个漂在河面上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颗硕大的珍珠。那些树木提供了参照：这颗“珍珠”最少也肯定得有两层楼高。它看上去和地球上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同，而且绝对跟我外祖母那个偏僻山村里出现过的任何东西都扯不上关系。不过它就是出现在了那里—一个不像任何外星访客或侵略者会着陆的地方。那儿没什么重要的东西，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有一小批居民，一直与现代世界隔绝—那唯一的手机是个例外。只是，我外祖母在那儿。

事后想来，也许我该把视频传给我的上司，把整个事情都上交给国务院处理。按说是该那么做的。只是当时我脑袋里压根儿没有这个想法—直到我的飞机起飞，我已经上路之后。相反地，某种愚蠢透顶的英雄主义念头让我冲了出去，要去从某种科幻小说里的大麻烦中拯救我的外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