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位于宁夏和内蒙古的交界处，在历史和地理上都具有显著的地位。贺兰山是西夏王朝的发源地，是中国北方游牧部族的历史长廊，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首度相会的地方，这里，同时也是宁夏平原绿洲和阿拉善荒漠的界山，是中国内流区和外流区、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本书是作者在研读了近千册文献，跋涉10余万里，对贺兰山进行了16年不间断科学考察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作者以文学的语言、参照纪录片拍摄的叙事手法，从贺兰山的历史、地理、宗教、人文等各个视角来挖掘这座山的文化，还原了一部史诗般的山脉。

　　◎行走记者唐荣尧历时16年，查阅近千种文献，跋涉10余万里，数十次深度探寻，以学者的严谨、记者的求实、诗人的情怀、文学的语言，对贺兰山进行的具有人文历史气息的解读。
　　◎中国著名美术大师韩美林题写书名，《中国国家地理》执行总编单之蔷、北京大学人文学教授唐晓峰、央视大型纪录片《贺兰山》总导演金铁木联袂推荐。

　　借山而文
　　公元1871年5月的一天，一位远路而来的俄国探险家，走进第七代第八位阿拉善王爷多罗特色楞的王爷府，向王爷提出要去距离王爷府东北方几十公里的一座山考察。他的这一请求当即被断然拒绝——当时，整个阿拉善地区将这座山奉为神山，当地居民进山伐木、采摘蘑菇、打猎等都需得到王爷府的特许才行，何况这样一位西方人。然而，当拿出大清帝国开给他的特别通行证，以及送给王爷的望远镜、枪支、药品后，王爷的内心刹那间动摇了，他允许这位俄国人及其团队可以进入那座神山！探险家带领随从从容地从西麓进山，开始了他的探险和勘察。
　　那位探险家叫普热瓦尔斯基，那座山叫贺兰山，阿拉善的蒙古族牧民习惯称之为阿拉筛山！
　　这标志着，贺兰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考察，由俄国人完成了！
　　山是有魅力的，有魅力自然就能够吸引人！时隔12年后，普热瓦尔斯基被贺兰山吸引，于1883年的夏天再次来到阿拉善，拜见第八代第九位王爷塔旺布鲁克札勒后，他的足迹再次出现在贺兰山。这次，他又捕猎了大批动物并将其制成标本带回俄国，也探测到了关于贺兰山的不少气象、植物等方面的资料。他是第一个将贺兰山动植物标本带到域外的西方人！
　　1905年6月，一个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伊尔斯顿城的美国人，在他40岁的夏天，出现在贺兰山东侧，他是一路循着长城而来的。在贺兰山下的银川，挖掘完“庙宇菩萨、凌云宝塔和险峻壁垒的故事，以及当地人讲也讲不完的其他种种传说”后，顺着贺兰山的走向，在东麓的宁夏平原继续他的长城之旅，从贺兰山下的银川城来到祁连山下的嘉峪关西南7.5公里的陡峭悬崖之上——他认为的长城终点！他就是W.E.盖洛，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他确实做到了“我们的研究要完善到让未来的长城史学家除非抄袭我们的记录便无从下笔”。
　　W.E.盖洛离开贺兰山东麓南端10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贴着贺兰山南端马夫峡的长城，还是穿越贺兰山中部的三关口长城；无论是贺兰山腹地平罗县境内的大水沟长城，还是贺兰山北段大武口区内那几段湮于荒草中的长城，还真很少有人像我一样，系统地丈量这些长在贺兰山里的长城！
　　上面两个真实的故事，让我感到汗颜！贺兰山的两侧，从植物考察到长城探究，对这片地域自然或人文的最初考量，都是由外国人来完成的！
　　1923年5月，美国华府国立地理学会组织的一个名为甘蒙科学考察团，年轻的中国植物学家秦仁昌跻身其中，考察仅仅7天时间，便匆匆离开！他的科考仅仅限于植物范畴。目前，关于这次考察的完整报告，被封存在美国！一个月后，贺兰山东麓的水洞沟，法国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来到这里，完成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次考古”！
　　我不是受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绪支配，抱憾国人对祖国山河的冷漠！我只是觉得，无论哪个国家的科学家、作家、探险家，对养育自己的山河的漠视，是一种亏欠！
　　山无言，但山一定在等待。贺兰山一定在等待着属于中国的考察、写作！
　　我和贺兰山在互相等待中，迎来了20世纪末期的时光！当我以记者的身份选择在山下的银川市居住、工作时，其实就选择了一场对贺兰山的认知之旅！于是，从《贺兰山大型真菌图鉴》这类专业书籍，到《宁夏通史》这样的历史巨著，10多年间，捧卷昼读、披衣夜阅中学习了近千种有关贺兰山的各类书籍，既有从《卫拉特蒙古史纲》这种专著中抽丝剥茧般辨认和硕特蒙古部来到阿拉善的路径，也有从《马可?波罗游记》这样的游记体中寻找西方人对贺兰山的片言感知；既有柯兹洛夫的《死城之旅》中西方人对贺兰山的感知方式，也有秦仁昌那种按照现代西方植物研究方式对贺兰山植物的初探；既有《贺兰山大型脊椎动物志》这样的非专业人士读起来十分枯燥的专业书，也有依仗政府基金组织大量人员编纂的某某通志之类的“巨著”……说实在的，看到上述的这些书目时，要么迫不及待地从本已羞涩的囊中掏钱购来阅读，要么坐着公交车去图书馆借阅，但很多书是硬着头皮看到几十页就无法卒读的，常常在掩卷时内心唏嘘不已：中国确实没有一本从人文写作角度立体而完整地书写贺兰山的书。
　　我一直执拗而卑微地在中国文坛倡言：人文写作！它是基于人文认知，在理性阅读前人留下的宝贵史料基础上，通过大量的、诗意激情支配下的田野调查，不断地确认写作对象的人文历史和人文地理的交叉坐标，并对这些坐标进行散文化写作的结果！它更适合对山河立传，对消失的文明现象给予一种有尊严的恢复！
　　山与河，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两大依仗！山脉，是有家乡的——矗立于平原也好，巍峨于雪域也罢，它们会一直厮守于斯，馈赐一方！河流，虽源于山，但一直与山在做着诀别，奔流不回！在中国人的评判标准里，山脉是一种忠诚，是一种赐予；河流是一场路过，是一种养育！持续十多年在山河间穿行，我不断以人文写作的果实挂上自己的人生之株，像一个植树后辛勤浇水、除草、施肥的果农，坐看一树果实灿烂于秋天，同时又如红尘中匆匆奔赴却内心并不满足的男女，期待着另一株的诞生！
　　贺兰山作为我人文写作的新目标被确定！
　　这既非领命于某一项政治任务，也非受惠于某一个企业财团，我恪守一直以来坚持的人文写作所需的干净，然后给自己命题作业！这是一个生活于贺兰山下的写作者的必须！从众多书籍中抬头，在一轮圆月中爬上楼顶，贺兰山清晰的轮廓浮现于夜色之下，一种愈来愈烈的诱惑乘着月色而至。它在轻声呼唤着我：要深入贺兰山山体的内脏、历史的腹地，在穿越中完成立体而全面的认知——这，既需要夜读千册，也需要脚穿百谷。
　　起初，我以一名文化记者的身份接近贺兰山。我以脚步、眼睛和心灵一起贴近它，需要了解大量的人文资料，于是，那些年轻的岁月里，我查阅着与这座山有关的书籍，积累着对它的认知！按照书籍的指向进山，仔细地辨认着书籍中的谬误，读书与行走互为印证！及至写作本书时，回头清点与贺兰山有关的书单，竟然已近千册。
　　对山的阅读，其实是一种认知上的征服，千册阅览后，实地勘察便是一种行动上的征服！这就有了踏雪于山下的古塔之侧，踏青于山腰的原始森林，孤独穿越山间而迷途于荒野的经历，也有了站在顶峰遥望一马平川的感叹，而散见于本土报纸及《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环球人文地理》等媒介上的文章，则一一记述了这种征服。
　　不是每条山都能承载厚重的历史，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伟，却在人文历史上显出窘相；也不是每条山都能扮演文明分界线的角色，像吕梁山，山两侧的民众领受的文明体系几近相同。来回穿越的次数多了，发现贺兰山首先能够藏历史，载文明！它和二郎山、天山、阴山、日月山等山脉一样，成功地担当了两种文明界线的角色。基于这种认识，2008年，曾应邀给《中国国家地理》完成一篇写贺兰山的文章，在这篇《中国有条贺兰山》的文章中，我以空中俯瞰的角度指出，一片褐黛为主色的贺兰山，在干黄的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与夏日碧绿、秋日金黄的宁夏平原之间，优雅地划出了一条弧线，两侧安然分居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时至今日，依然界线分明！
　　在《中国有条贺兰山》中，我还指出：
　　人文学者说，这是中国北方游牧部族的历史长廊；
　　宗教学者说，这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首度相会的地方；
　　政治学家说，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界山；
　　地理学者说，这是温带荒漠与温带荒漠草原的分界线；
　　地貌学者说，这是划开宁夏平原绿洲和阿拉善荒漠的山脉；
　　气象学者说，这是西伯利亚寒流和太平洋暖流抵达尽头的地方；
　　河流学者说，这是中国内流区和外流区的分界线……
　　这，仅仅是一家之言。进而，我站在中国视野指出——
　　如果没有贺兰山，北方民族在史前时期以岩画形式所记载的生活与历史就缺失了重要的一块。
　　没有贺兰山，秦、汉帝国会因为失去北方的天然障碍而变得更加短命。
　　没有贺兰山，党项人会失去一个天然的依靠，无法在贺兰山下建立起西夏王朝。
　　没有贺兰山，从青藏高原而来的和硕特部或许就不会在贺兰山西侧驻留并形成今日的阿拉善盟。
　　没有贺兰山，中国煤炭资源宝库中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基地，就没有因煤而兴的石嘴山市。
　　没有贺兰山，来自内蒙古西北部沙漠深处的沙尘暴，会让成都平原上盛开的鲜花，落上一层细细的沙尘，甚至重庆人吃的蔬菜上，能闻见一种让他们陌生的沙尘味道。
　　没有贺兰山，宁夏平原或许就会变成一片沙漠或戈壁，中国的粮食基地也会失去重要一块；中国人工绿洲的改造史上，也会失去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没有贺兰山……
　　向西出了贺兰山的各个山口，山的另一面凸显出了它迷人的风貌——阿拉善高地、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一片广袤。于是，我的脚步屡屡探向贺兰山西麓！2003年，贺兰山西麓的阿拉善左旗境内，徒步行走在没有网络信号的戈壁滩上，夜晚露宿时，风卷跑了帐篷，并且连续两天没有吃到饭；2008年春天，搭车前往阿拉善，为一家报纸做柯兹洛夫挖掘黑城100年祭的专题，途中，领略了贺兰山西麓沙尘暴的肆虐，一场沙尘暴伴着冰雹逼停了车辆，沙尘过后，挡风玻璃上竟然全是裂开的细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3年初秋，得知阿拉善左旗要在旗府所在地巴彦浩特镇郊外举办一场大规模的骆驼比赛，便去往距离旗府所在地近300公里的银根苏木（类似内地的乡镇建制）科泊嘎查（类似内地的村子）。说是嘎查，其实就是中国和蒙古国边境地带的一个牧点，那里的人几乎全使用蒙古语。在生着火的蒙古包里住了一晚后，大清早就跟随着参加骆驼比赛的牧民，一路向巴彦浩特而去！到距离巴彦浩特仅仅几十公里的一个驻牧点时，已是黄昏，牧民忙着扎帐篷、烧茶去了，我揣着相机，和一起跟拍的宁夏电视台编导胥陆林拍骆驼，那峰担任驼群领袖的儿驼开始还配合，静静站在那里让我们拍，当胥陆林的镜头越来越逼近儿驼的脸，突然，那峰儿驼扬颈向天长鸣一声，随即直视着我，口一张，喷我一脸未消化的草渣。其他骆驼纷纷响应，长鸣声奏成了荒原上的一道驼声大合唱，随着儿驼的扬蹄而去，其他骆驼也紧跟其后，像一场突然爆发的起义军，不堪一个暴政王权的控制，向自己理想的境遇奔去！我们傻傻地看着这一幕，最先钻出蒙古包的牧民，紧紧地跟随着，大声呼唤着，暴动般的驼群组成了一个移动的黄色阵营。这阵营的移动速度越来越快，徒留它们的主人越来越无助的呼唤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沙漠里。最后从蒙古包里钻出的牧民，很快发动了摩托车，试图以现代化机械拦截驼群，然而，没走多远，摩托车便瘫痪在沙堆里！眼看呼唤驼群无效，先跟出去的牧民返回蒙古包，发动了皮卡车，开始追赶驼群去了！主人因为我们对阿拉善骆驼的关注，特意宰了一只羊，放在他们路上带的铁锅里，用驼粪慢慢地煮着，按照他们的时间推演，我们在晚上6点多就能就着阿拉善本地产的骆驼酒吃上那顿羊肉。然而，等到快8点，主人开着那辆疲惫不堪的皮卡车回来，脸上的沮丧表明他的追驼行动失败了。他的脸上写满了焦虑，却一味地向我们道歉：“肉煮烂了，对我们蒙古族人来说，是对客人的不礼貌！”显然，他并没有心疼他那上届获得全旗骆驼大赛冠军的儿驼“造反”出跑给他造成的损失，只是偶尔抬起头来，望着儿驼带领追随者去的方向。
　　我问道：“这些骆驼能回得去吗？”
　　“回是一定能回去的！”
　　“那你担心什么呢？”
　　“骆驼的认路能力很强，不用担心迷路！只是现在的阿拉善被一道道铁丝网划开了，每家都有自己的骆驼圈子。来时，我们尽量走直路，让不少牧人家打开他们的铁丝网门穿过来，我担心我家的骆驼硬闯铁丝网会被划伤！”
　　吃着那锅被炖得烂烂熟熟的羊肉，大家都没心思喝酒。我能感觉到贺兰山西侧的蒙古族人对骆驼的感情。2016年夏天，当我再次穿越贺兰山抵达西侧阿拉善时，又体味到了蒙古族人对骆驼的情感：几年前，我曾经在《环球人文地理》发表了一篇关于骆驼的文章，被阿拉善蒙古语学校的图雅老师看到，她辗转找到我的电话，通话时，一句话中有三分之一是阿拉善式的普通话，三分之二是自然而来的蒙古语。但我们的交情保留了下来，逢年过节，互相总有个短信问候。2016年6月10日傍晚，我和她相见于巴彦浩特镇，她叫来对骆驼有感情、有研究的几个当地蒙古族人讲述他们的骆驼故事，给我唱着蒙古族牧民在母驼产羔后的“催奶歌”……
　　我曾经多次给人介绍所居城市紧挨着贺兰山，遇见的却总是迷茫的眼神——贺兰山在哪？我只好面带无奈之色地解释：如果将一幅中国地图展开，将大陆疆域南北、东西两次折叠，最中间的位置就是贺兰山。我想告诉国人：贺兰山并不遥远，地处中国大陆的几何中心！从古到今，它一直就那样默默地记取着属于它的历史和记忆！是我们固有的心理距离与地理偏见，导致它一度游移出历史的视线！
　　我想，是缺乏有影响力的书写，导致贺兰山外的居民缺乏对它的深度认知，也阻碍了外界对它的了解！
　　从21世纪第一年来到贺兰山下采访，到2008年为《中国国家地理》写专题文章；从2010年出任“中国十大新天府”评选推荐人与评委，到2013年为筹拍贺兰山的纪录片做策划、编剧与撰稿，我一次次感慨贺兰山的人文类书籍之空白！一次次站在地图前审视也好，一次次穿越山谷隘口也好，一次次采访专家也好，一次次聆听民间之声也好，都是为这样一部立着的史诗小心翼翼地做着铺垫。回头一看，这样的工作，竟然累计10多年。人生能有多少个10多年？尽管这10多年我置身于自己命定的西夏王朝、黄河、伊斯兰文明等作业的书写，但起步外出或江湖归来，出与归之间，何曾挣脱出那一抹黛色的视线？
　　10多年间，一次次从宁夏平原到阿拉善高地的穿越与回归，贺兰山日渐在我眼前清晰、完整、立体！眼前万卷书已阅，脚下千峰雪尽赏。我想，对贺兰山的书写已经成熟，我要成为一名贺兰山的人文书写者，一名贺兰山的代言者！
　　力图还原这部立着的史诗，是对贺兰山最大的礼敬与回馈！
　　出于这种写作前提，我给自己立下了规矩：避开20世纪流行的游记或时下旅游书的嫌疑，按照以往人文书写之例，在驳杂复繁的历史与文化中，梳理出它的骨架，让采访来的故事变成血肉，让宁夏平原和阿拉善高地像地壳运动时两支挤压的力量，隆起一座人文的贺兰山！
　　因此，在一个被舌尖和旅游吊起全民欲望的时代，这是一本有门槛的书，它不是一本时下常见的旅行指南，它开启的是一个关于贺兰山的、贯通时空与永恒的人文之旅！同时，这也不是一本富有刺激性或震荡性情节的故事书，它尽可能做到取材上的平衡——不是为了平息那些以为贺兰山属于宁夏或内蒙古者的怒火，而是力图展示一座山最佳、最完整的面孔。它是非虚构的，里面的内容没有违反历史事实，而是基于我从经过时光淘洗后的志书，以及没有经过权力话语或经济话语侵蚀过的民间声音。我仔细辨认这些志书的内容和民间声音，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完成了写作！
　　临近结笔，再次想起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W.E.盖洛的那句话：“我们的研究要完善到让未来的长城史学家除非抄袭我们的记录便无从下笔。”我想，一个人对一座山的认真书写，让后来者除了欣赏和抄袭之外，没事可做，那这个人就做到了极致。身为一名作家，内心里如果这样想的话，有什么不正常的呢？
　　以此，献给被遗忘得太久、被忽略得太久的贺兰山，以此，奉献给这本书的每一位读者！
　　唐荣尧
　　2016年8月26日初稿于贺兰山下阅海万家之载水岗
　　2016年9月11日终稿于杭州灵隐寺旁之乐白桥1号

　　唐荣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记者、作者、修者、行者与学者。
　　迄今为止出版个人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象》，西夏学专著《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王族的背影》、《西夏帝国传奇》、《消失的帝国：西夏》、《西夏史》、《西夏王朝》、《神秘的西夏》,人文专著《中国新天府》、《文字背后的美丽》、《宁夏之书》、《青海之书》、《大河远上》、《月光下的微笑》、《一滴圣蓝青海湖》等。曾担任央视大型人文纪录片《中国回族》、《神秘的西夏》,以及大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纪录片《西夏陵》、大型城市人文专题片《这里是银川》总撰稿、编剧以及多部人文类纪录片编剧、监制。

第一章 科考者的背影 001
第二章 渠水染绿的黄土 025
第三章 农垦出的绿洲 041
第四章 刀光淬硬的战争史 053
第五章 褪色的军工记忆——『102』069
第六章 褪色的军工记忆——『304』 076
第七章 石头的传奇之旅 082
第八章 会燃烧的黑色石头 093
第九章 酒神眷顾的夜晚 102
第十章 神赐一味白与咸 111
第十一章 驼峰上的白色财富 124
第十二章 狂欢中，不曾老去的声音 139
第十三章 蘑菇下山 145
第十四章 一张红白黄三色巨照 155
第十五章 岩画——石头上的诗 174
第十六章 佛音塔中来 188
第十七章 追忆一个王朝的盛衰242
第十八章 王爷在此270
第十九章 水润诗地一座城289
第二十章 穿越者的背影 311
后记 367

　　第十三章
　　蘑菇下山
　　“你上去了，蘑菇下来了！”
　　我一直记着那个场景。几年前，在阿拉善左旗的那家小面馆里，听完我的这句，老范愣了一下，很快便回过味了。继而放下筷子，仔细地咂摸着刚吃下的那碗面里的贺兰山紫蘑菇——“对，我上山，就是为了请蘑菇下山！”
　　几年后，当我在电脑上敲出这段文字时，老范已经走了，永远留在了贺兰山。他再也没下山，但贺兰山的紫蘑菇却年年如约，被采摘后运至山下，接着走向不同的餐桌，不同人的口里。
　　对四川人老范来说，贺兰山原本是一个遥远的陌生，他并不知道这座山究竟地处何处。后来，贺兰山变成他年年要赴的约，变成程序般的一次次亲近，他那瘦小的身躯走进昏暗的、海拔2400米以上的云杉林，为的是采摘那一株株无毒的紫蘑菇。最后，贺兰山成了一场再也没醒来的噩梦，他永远地在那里闭上了眼睛，再也看不到蘑菇、树林、雨水、积雪的模样。
　　20多年前，前往银川打工的老范，在鼓楼西侧的那家小面馆吃饭时，点了一碗贺兰山蘑菇面，紫色的蘑菇在白色的面条和红色的辣椒中显得格外醒目。通过闲聊，他才知道：这种紫色的蘑菇野生于海拔2400米以上的贺兰山原始云杉林中，因为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氨基酸、菌糖、脂肪、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被誉为“贺兰山山珍”。它因为稀少和营养价值高，自然就成为贺兰山两侧人们餐桌上的上等食物。
　　后来，我也常常在一碗贺兰山蘑菇面、一盆紫蘑菇炖土鸡、一盘紫蘑菇炖羊肉前遐想：在山此侧，西夏王朝10代帝王的宫廷盛宴上，岂能少了这份人间珍物？在山彼侧，阿拉善王爷府10代王爷们在招呼贵宾时，又怎会少了这道珍馐？
　　和人有着不同的肤色一样，蘑菇也有着属于各自的体色。紫蘑菇，是贺兰山和雨邂逅出的一张食材名片。而一碗面汤里的紫蘑菇能产生怎样的诱惑？事实证明，老范后来的生活轨迹，完全被这碗面中的紫蘑菇牵引着发生了改变。
　　20多年来，家在四川的老范就像一艘茫茫海域上的小船，每年夏天来临之前，他就守着电视里的天气预报，或者通过小收音机了解银川和阿拉善的天气。贺兰山的第一场雨水，就像一盏亮起于他那茫茫海域上的航灯，让他看到希望，并循着这丝光亮来到贺兰山下。他将20年的时光嫁给了银川、阿拉善和贺兰山，紫蘑菇就是他们之间的媒人。
　　靠山吃山，贺兰山的紫蘑菇自然就养活着进山的采集者。就如同贺兰山成就了伐木者、驼客、护林员、采石客、背盐工一样，也滋育了老范这样的身份：采菇者。
　　那一年，我在雨季来临之际候到了四川人老范。
　　我冲着他那不为人知的身份：采蘑人！
　　对贺兰山的理解，老范有着别人没有的体会。在他眼里，贺兰山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师，而雨是它难得的、奇妙的道具。由于地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承迎一场雨水，对贺兰山来说是一种奢侈，一场吝啬的恩赐。老范曾目睹，一场雨过后，林木隐蔽下的土层会滋生不少破土的植物，而耸立在黛色山体上的丛林，会有一抹新绿亮相。
　　在贺兰山东麓的贺兰山口内，他亲耳听到那些平时死寂的沟谷，会在一场或大或小的雨过后充满水流声，他甚至曾眼见那条四季不断的瀑布会在一场雨后陡然增加流量，划过干黄山体的白色之练变粗了腰身，瀑布落池的水声更加响亮。他也曾向西翻过贺兰山，进到属于阿拉善的水磨沟，每每一场雨后，那里会有变魔术般呈现出的神来之笔：山谷里的人工湖水位会更高，周围的芦苇倒影和一片氤氲水汽，以及山谷更深处的松柏，让置身此处的他产生追问：这是贺兰山吗？
　　老范对这些所谓的美景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对雨后的贺兰山里生长的紫蘑菇感兴趣。
　　那年，我和老范一起等待一场雨的到来。我们知道，只有雨才会拉开紫蘑菇登场于贺兰山的大幕。
　　一场雨就是一道无声的召集令，雨刚过，不仅分布在贺兰山两侧的宁夏人、内蒙古人前往山中采摘蘑菇，像掌握了采菇规律的老范这样的陕西人、甘肃人、四川人也纷纷而来。老范告诉我，20年前，他被一场雨、一个招募他的贺兰县的采蘑菇者引领着，开始了他的采蘑人生活。
　　那是8月第一场雨停住的第二天，凌晨3点多，他和几个招来的采菇人一道，坐上皮卡车出发，天刚亮就抵达山下，乘着护林员还没上班，将车停放在隐蔽处，带上一天吃喝的东西和盛蘑菇的袋子，选择向苏峪口的兔儿坑、头道沟、二道沟、红石峡子、小口子，甚至拜寺口、贺兰口、黄旗口等紫蘑菇产量多的地方进发。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攀登，他们进入海拔2400多米的原始云杉林，那些见雨就长的紫蘑菇正舒展着身体，亮出的却是一小片的褐红。看着这些贺兰山馈赠的礼物，他才知道，真正的贺兰山紫蘑菇并非紫色，菇的“伞面”呈现的是褐红色，蘑菇要运到山下晒干，缩去水分才会变成紫黑色。那些吃到贺兰山蘑菇的人，眼见的是一片黑紫，便称贺兰山野生菇为紫蘑菇。而它那浪漫的“丁香蘑菇”的学名，也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老范那时才发现，随行的有经验的采菇人，在阴湿的坡地上，在各种疯长的野生菌中，会很快发现紫蘑菇。采摘完后，采菇人会用地上的腐土将菌坑盖好，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来年的这个季节，在同样的地方采摘到紫蘑菇。这便是“廊檐水照窝窝下滴，紫蘑菇照坑坑长大”谚语的由来。
　　采菇人也一直恪守着这样的朴素理念，期待着来年在这里能够采摘到新长出的蘑菇，这份人和蘑菇之间不成文的约定就这样悄悄地延续着。
　　在阴昏的山林间，采蘑菇是一项辛苦活儿，常常是转悠大半天才能采摘到100斤的鲜菇。为了保证在天黑前能下山，下午时分，他们就得告别山林，往山下走。
　　采摘来的蘑菇运出山后，要连夜晾晒，否则会滋生许多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会迅速吞噬掉伞肉，影响收购时的数量。晾晒也有讲究，不能摊在地上，而是平铺在吊起来的丝网上，在网下架起火炉，让火炉带来的高温逼出蘑菇里的微生物，然后那些纷纷爬出来的微生物会掉到丝网下。丝网上的蘑菇，经过贺兰山秋天骄阳的暴晒，三两天后才能完全晒干。
　　闻风而来的收购者和采蘑人开始讨价还价，原本20元左右一斤的鲜蘑菇，晒干后的市场价每斤最高时曾超过600元。贺兰山的紫蘑菇就这样养活着采蘑人、收蘑人、餐厅经营者。
　　那几年，老范和那些采蘑人一样，和贺兰山的8月有着年年不割的约会。贺兰山的8月，就是他的牵挂和希望，紫蘑菇带给他的是越来越好的收入。
　　9月来临后，天气转凉，即便有几场缠绵秋雨，因为气温转低，紫蘑菇无法再大面积长出，像一个个完成演出的演员，它们集体谢幕休息去了，和采蘑人的身影一道消失了。
　　像老范这样的外省人越来越多地集聚于8月的贺兰山，一股采摘狂潮让贺兰山开始了不能承受之重。于是，林业部门开始了限时、限沟、限人、轮采的管理方式，老范这样的外地人失去了进山采集的资格。
　　老范发动了几个四川老乡，决定从贺兰山西麓的阿拉善进山采蘑。
　　出了阿拉善左旗旗府所在地巴彦浩特镇，顺着贺兰山西麓往北，他们雇的车行驶在314省道上。老练的司机在快到木仁高勒苏木处向右拐，走进水磨沟嘎查（嘎查，蒙古语，村庄的意思，类似内地的村，作者注）。一条简易的土路连接着不远处的沟口，司机指着沟口的那个牌子告诉他们，前面有检查站，他只能送到这里，从这里往采蘑菇点的路他们只能步行了。他们这些不想办理采菇证的外地人，不绕开检查站是无法进山的。
　　老范清楚，他这样的外地人很难得到进山采集蘑菇的许可证，他也懒得去留心林业管理部门制定的《入山须知》内容。
　　我曾经仔细地看过对蘑菇的采摘规定：一是根据紫蘑菇的生长周期，进行定期开山和短期封山相结合，基本上是开5天封5天，保证合理采拾，杜绝为采拾小蘑菇而进行掀翻草皮的行为；二是采蘑菇期间，所有人员凭证入山，采蘑菇人员入山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遵守管理局的规定，按时出入山；三是各入山站点严查火源，任何人不得携带火源入山，一经发现严厉处罚；四是要求入山人员爱护环境，不得丢弃饮料瓶等垃圾，各站在短期封山期间，组织管护员捡拾采蘑菇人员遗弃的垃圾；五是管理局成立专门的搜救队，协助家属搜救因采蘑菇迷路走失人员，尽最大努力保证入山人员人身安全，护林员24小时轮流进行安全检查和巡防。
　　为了省去办证的麻烦，老范他们决定绕开检查站，偷偷进山采摘。怀里揣的小收音机已经告诉老范，这两天会有一场雨。沿着那条土路往里行走，进沟后不久，几间废弃的旧房子映入眼帘，这是吴家老房子。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这里的几家住户全搬走了，眼前的这几间房子成了老范他们的临时住处。
　　后来的几天，老范在贺兰山水磨沟水源地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一辆接一辆的越野车、客货车、摩托车沿水源地以东长驱直入贺兰山腹地，那些有“证”的采集者，在本没有路的山谷里碾压出一条“新路”，奔向山脚，准备上山采蘑。
　　他在贺兰山西麓的采菇生活，就此开始了！一直到一场雨，像一把大手拧断一个发条一样，终止了老范每年8月准时出现在贺兰山采菇的摆钟。
　　贺兰山的雨，往往很暴烈。加上山体大多是岩石，集雨效果不好，雨水容易冲下山坡，肆意于山沟中，常常暴雨成灾。走在沟里也好，行在山坡也罢，总是不安全。
　　因此，上山采集蘑菇者都遵守着下雨后一两天再上山的古训。随着上山采菇者的增多，竞争也激烈了。很多采菇者担心雨后一两天上山，蘑菇会让别人采去。有人就开始在雨前进山，带着几天的干粮，忍着山上的暴雨，一等雨后蘑菇出来就采摘，甚至连小蘑菇不采的古训也丢了，更有甚者连草皮带蘑菇一起挖起，挖完后也不填土掩埋采摘后裸露的地表。
　　老范就是这样开始冒险的。雨还没停，他已经止不住幻想蘑菇疯长的情形，幻想采菇者抵达山上开始采摘的情形。望着沟里还在流淌的浑水，他一个人出发了！
　　那天，只有沟底流淌的水和偶尔飘落的雨丝在陪着老范。凭着几年来进山的经验，他将脚步送到海拔2400米以上的地方，在那里，一株株蘑菇迎雨而生，正努力地生长着。雨时下时停，披着雨衣的老范忍受着丛林里的闷湿，兴奋于采菇中。他担心别人会紧跟而来，和他抢着采菇。往年采后填土的习惯也终止了，他的眼前只有一株株的蘑菇，不管大的小的，他都采。他觉得整个贺兰山的蘑菇都应该是属于他的。
　　那天，是他采菇以来最丰收的一天。他觉得将装菇的袋子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担心其他采菇者会拿走装菇的袋子。每采完一处，他就背着湿漉漉、沉甸甸的袋子，小心翼翼地往另一处转移。
　　悲剧就是在那一刻发生的。坡面的岩石在雨后变得湿滑起来，连续大半天的采摘，他连吃点东西都忘了，而身上的袋子似乎越来越沉。终于，脚底下一滑，老范失控的身体像一个线并不长的风筝，在整个坡面上划过一道歪歪斜斜的影子。他失控的身子下滑不到几米，遇到另一块横出来的岩石，他的头猛然撞到了那凸出的尖角。采菇人老范、四川人老范，就被那小小的岩石尖角夺走了生命。他连叫一声的时间都没有，离开他身体的袋子继续向下滑落，那些蘑菇陆续奔出袋子，然而老范连看它们一眼的时间都没有。
　　老范，就这样被定格在贺兰山的那一方岩石上，那些蘑菇继续散乱着脚步，往山下滚去。那些没有采摘的蘑菇，依然在山上等待着其他人的采摘！拿当地人的话说，老范，是被贺兰山收走了！
　　同伴们发现老范不在了，心里很清楚他是提前上山采摘去了。等发现老范时，他已经彻底地离开了人世。这种事情不能张扬，几个人将老范的尸体偷偷运下山，给他家里人打电话。家人赶来后，连丧事都不敢举办，选择了一处向阳的坡地简单掩埋。
　　2012年8月28日的《北方新报》这样报道：8月1日到25日的20多天时间里，贺兰山管理局工作人员协助报案人和采蘑菇人家属成功搜救迷路走失人员12人。一个叫张虎的采拾者，走失两天后被管理局搜救队成功解救。
　　采菇人老范，悄悄地死在了贺兰山的视野里，却没死在管理局工作人员和记者的关注里。其实，老范不知道，当时每人每次只要给贺兰山管理部门交80元，就可进山采蘑。而他因为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没在管理部门的登记册里。他的来与去，和山里的一道风没什么两样，轻飘飘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终结。
　　老范走后，我曾经去过水磨沟水源地，看到昔日那条全部被绿草、树木覆盖的山沟，采蘑车辆的辙印依然清晰可见。沟底是采菇人丢弃的西瓜皮、矿泉水瓶、食品袋等垃圾；山谷里，依然有不少背着筐上山采蘑菇的人群。
　　站在凉飕飕的谷底，想着几次采访老范的情景，一条现代采菇人心态和生活变化的轨迹，逐渐在脑海里浮现。我清楚，一场秋雨一场寒，当一年中最后的采蘑菇者的身影退去时，贺兰山海拔超过3000米的峰顶上就会落雪。元末官员贡师泰笔下“太阴为峰雪为瀑，万里西来一方玉”的浪漫，只能存在于诗人的篇章里。采菇人的8月艰辛之幕，来年依然会如约拉开。
　　没想到，当初对老范说的那句——“你上去了，蘑菇下来了”，竟然一语成谶。
　　念叨着这句，脚步跟着那些下山的蘑菇，开始了另一种追寻。
　　随着封山禁牧政策的实施，贺兰山下的居民被下令搬离。一处处石头房子成了一片片有关贺兰山民的记忆废墟。旧主人走了，但他们的生活痕迹却如石头缝里的蜥蜴，乘人不注意时，会冒出头来张望一下四周。
　　新的主人来到时，石头房子成了旅游时代的餐馆。外来的旅客经过石头房围成的院子时，闻得见一股陌生的香味。这是走下山的贺兰山紫蘑菇和山下农家饲养的土鸡，相遇于一柄盛装贺兰山泉水的铁锅内，经山柴的烧煮，慢慢飘出的味道。
　　每年夏秋季节，我如果陪伴外地来的文友登贺兰山，一定会去山上人家的石头房子吃“贺兰山紫蘑菇炖土鸡”。我常戏言，这个菜名是宁夏乃至中国菜名中最长的。喝着石头房四周出产的酸枣泡的茶、望着偶尔飘过山腰的一片云彩、听凭阵阵凉风送走爬山带来的热与累，看着那个直径达60厘米的大碗，朋友们惊奇不已，说那简直就是一个盆。而紫蘑菇静静地躺在土鸡旁，等待着执筷者的享用。
　　征得主人同意后，我踱进后面的厨房，仔细观看紫蘑菇入菜的过程。只见掌勺大厨将干蘑菇放进盆内，用开水浸泡，使蘑菇充分吸水、变软；接着，仔细清洗菌根及菌帽上的松针泥土；然后将洗干净的蘑菇，放入炖土鸡的锅内。当蘑菇的香气和土鸡的肉味充分融合时，一顿“贺兰山紫蘑菇炖土鸡”基本就完成了！
　　跟着紫蘑菇再往开移一下脚步，当紫蘑菇和羊肉相遇时，一碗此味只属贺兰山的羊羔肉便出现了。
　　在贺兰山西麓，阿拉善的蒙古族牧民吃羊肉时，提倡清炖，下山的紫蘑菇便少了和羊肉邂逅的机遇。而在贺兰山东麓的滩地上，一直有牧养滩羊的历史，蘑菇下山后，和滩羊的相遇，飘出的羊肉香味，不仅温热着宁夏平原上众多的胃，也使北距银川300公里之外的巴彦淖尔市的一些县、镇感受着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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