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秋千（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唯一严厉批评过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真实再现苏联劳改营的苦难岁月！）_（德）赫塔米勒　著，吴文权，余杨　译_9787539942865

呼吸秋千（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唯一严厉批评过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真实再现苏联劳改营的苦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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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开始于“二战”结束时，当时的苏联把战争中与纳粹政权合作过的部分德国人流放到乌克兰的劳动营，17岁男孩雷奥便是其中之一。在劳动营的监禁中，雷奥备尝寒冷、饥饿、劳累等等非人的待遇。五年后，雷奥回到家乡，但发现家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同性恋者，雷奥在经过一段11年貌合神离的婚姻之后，搭上前往奥地利的列车，投奔了曾经的难友......

收拾行装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与我如影随行。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它们原先并不属于我。它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猪皮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滚边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埃德温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卡尔普先生的。绿羊毛手套是费妮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收纳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圣诞节收到的礼物。 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点儿什么，指望它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虽然它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得上忙。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点儿东西。我收下了它们。17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国人的名单，只要能离开家，只要将来情况不会变得太糟，于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而是掩饰着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几分良心不安吧，因为那份让我的亲人绝望的名单，于我却是颇可以接受的处境。他们担心我在异地他乡会出事儿。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其实我已经犯了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它变态、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桤木公园，就在浅草丛生的小山包后面最隐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透过细木缝，阳光刺眼地扎了进来。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四边形的、梯形的恐惧，经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连在了一起。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我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两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第二次幽会时，我见的还是第一次约的那个男人，绰号叫做“燕子”。第二个男人是新来的，绰号叫“圣诞树”。第三个叫“耳朵”。接着来的是“绳子”，然后是“黄鹂”和“帽子”，再后来是“兔子”、“猫”、“海鸥”，还有“珍珠”。只有我们知道，哪个绰号对应哪个人。大家在公园里肆意更换着伴侣，我也任由他们把我转来转去。那是夏季，桦树皮是白色的，茉莉花丛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叶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绿色墙垣。爱情是季节性的。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叶子掉光了，幽会也随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铁门旁挂着绘有天鹅的椭圆形徽章。每个星期我都会去跟一个比我年龄大一倍的男人约会。他是个已婚的罗马尼亚人。我不问他叫什么，也不说自己叫什么。我们错开时间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后卖票的女人，明鉴照人的石板地，圆圆的中柱，绘有睡莲图案的墙砖，雕花的木台阶，这一切都应该想不到，我们是来赴约的。我们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游泳。一直要到发汗箱那儿，我们才碰头。当年，每一次这样的幽会都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是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的人都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与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五年后我从劳动营被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与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地将自己裹入了沉默之中，再也无法用语言倾诉心曲。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缚自己罢了。为了能延长从桤木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进了圆形广场上的三圣教堂。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在教堂侧立柱上的圣坛旁，圣者身着灰色的大衣，脖子间围着一头绵羊作衣领。这脖子间的绵羊就是缄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但是，如果我说脖子间的缄默与嘴里的缄默是两码事，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25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麇集的街道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柜、电车和楼房窗户的玻璃，盯着喷泉和小水洼反射出的镜面，好像自己就该是个透明人。我父亲是绘画老师。只要他一说“水彩”这个词，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脚似的悚然一惊，因为我脑子里满是海王星游泳池那些事。这个词告诉我，自己已经陷得有多深。我母亲在吃饭时说：别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来对付肉的。我的太阳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说土豆和叉子吗，怎么又扯上肉了？她说的是什么肉呀？我的肉体已经被那些幽会搞得颠三倒四了。我做贼心虚，这些词总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击中我的要害。就像小城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坚信金色发辫与白色长筒袜的美丽，坚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边形，坚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属于雅利安人种。从纯身体的角度来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恶心不过了。和一个罗马利亚人有染，更是种族的耻辱。我只想离开家，哪怕是要进劳动营。我母亲不知道，她对我的了解有多么少，而且我走后，她想我肯定会多过我想她。这些让我深感歉疚。除了脖子间围着沉默之羊的圣者，我在教堂内的白色壁龛上还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启动时间”。收拾行装的时候我就想：白色壁龛显灵了。现在就是已启动的时间。我还庆幸自己不用去前线的雪地里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着行装，没有丝毫不情愿。系带子的皮绑腿、灯笼裤和带丝绒滚边的大衣，没有一样东西适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已启动的时间。不管是经历这样或是那样的事情，总之人是要长大的。我想这世界虽然不是化装舞会，但在这深冬季节要被送到俄国去的人，没有谁是可笑的。一个罗马尼亚警察和一个俄国警察组成了一个巡逻队，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查访。我记不得他们在家里是否说了“劳动营”这个词。如果没说，那么是否提到除“俄国”之外的其他字眼。如果说了的话，那“劳动营”这个词也没有吓着我。战争和幽会的事儿并未让我成熟，17岁的我心智其实还处在极无知的孩童时代。“水彩”和“肉”这样的词会让我心惊肉跳，而我的脑子对“劳动营”这个词却无动于衷。那次用叉子吃土豆，我母亲说“肉”这个字点到了我的痛处。就是那次，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在楼下的院子里玩，母亲在阳台的窗口大吼道：“如果你不马上回来吃饭，还要我再叫一次的话，你就待在那儿别回来了。”我还是在下面多待了一会，等我上去时，她就说：你现在可以收拾书包去闯世界了。你想干吗就干吗。母亲边说着边把我拽进房间，拿出个小背包来，把我的羊毛帽子和夹克塞了进去。我问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儿啊？很多人都认为，打点行装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学唱歌或者祈祷一样，可以无师自通。我们从未练习过，也没有箱子。父亲当年参加罗马尼亚军队上前线打仗时，就没什么行李好收拾。部队什么都会发，这是装备的一部分。除了离家外出或是抵御严寒，我们想不出为了什么别的理由收拾衣物。我们手头没有该带的东西，于是就即兴发挥。用不上的成了必备的，必备的就是唯一正确的，而这只是因为手头恰巧有这些东西。母亲把留声机从客厅拿出来，放到厨房桌上。我用螺丝刀将留声机箱子改装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机体和转盘卸了下来，接下来用软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摇柄的那个洞。箱子火狐红的丝绒里衬，原样保留。还有那个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着小狗坐在留声机喇叭前的图案，图案上方标着“主人的声音”几个字，我也没拆下来。我放了四本书压箱底：亚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尔的集子，还有一部收集了八个世纪作品的诗歌集。我没带小说，因为小说读完一遍，就不会读第二遍了。书上放的是收纳包。里面有：一瓶香水，一瓶TARR牌的须后水，一块剃须用的肥皂，一把剃须刀，一把修面刷，一块明矾石，一块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纳包旁我放了一双羊毛袜（棕色的，里面已塞了东西），一双及膝长袜，一件红白格子的法兰绒衬衫，两条棱纹平布的短内裤。为了不被压皱，最上面放的是那条新的真丝围巾，它印着酒红色的暗方格，色泽亮哑交替。箱子就这样装满了。接着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发毯（羊毛的，镶着浅蓝与米白色的方格，体积超大，却并不保暖）。卷到包袱里去的还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经穿得很旧了）和一双皮绑腿（老掉牙了，还是“一战”时候的东西，香瓜黄色，带有皮质的小绑带）。接着来整理干粮袋：斯坎迪亚牌的火腿罐头一听，涂了黄油夹了火腿片的面包四个，圣诞节时剩下的饼干几块，装满水的军用水壶一只，带有可当水杯用的盖子。接着我祖母把留声机行李箱、铺盖和干粮袋放到了门附近。那两个警察说好午夜时分来带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门边了。接着我开始穿衣：一条长内裤，一件法兰绒衬衫（淡棕色间绿色格子），一条灯笼裤（灰色的，说过是埃德温叔叔的），一件袖口带绣花的布马甲，一双羊毛袜和一双雪地靴。费妮姑姑的绿手套就放在桌上，随手就能拿到。我在系鞋带时，忽然想起多年前某个夏季，我们在文奇山度假时的情景。那时母亲穿着一件自己缝制的水兵服。我们正在草地上散步，她突然倒在深草中装死。我当时八岁，吓得要命，觉得天塌到草里去了！我紧闭双眼，不敢看天会如何将我吞噬。这时母亲跳了起来，猛摇着我问道：“喜不喜欢我？我还活着呢。” 鞋带系好了。我坐到桌边，等待午夜来临。午夜到了，巡逻队却迟迟未到。等了三个小时，都快让人受不了了，他们才来。母亲帮我穿那件带黑丝绒滚边的大衣。我穿上了，她哭起来。我戴上绿手套。在木地板的门厅内，就在挂煤气表的地方，祖母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并没有刻意去记这句话，只是不经意地把它带到了劳动营。我并不知道，它会一直伴随着我。但是，这样一句话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我所有带去的书加在一块，也没有它对我的作用大。“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句话后来成了心铲的同谋、饥饿天使的对头。因为我真的回来了，所以我有权说：“这么句话能让人活下来。” 巡逻队来带我走时，是1945年1月15日凌晨三点钟。寒气渐重，气温零下15度。我们上了带遮蓬的卡车，穿过空旷的街市，直奔展览厅。它原是萨克森人举行各种盛大庆典活动的地方，如今成了集中报到处。厅内已经挤了三百来号人。地上铺着床垫和草褥。整夜都不断有车开抵，卸下集中来的人，包括附近一些村子的村民。清晨时分已经有五百来号人了。那天夜里，想要清点人数是徒劳的，没有人能统观全局。大厅内整夜灯火通明。大家都四处闲逛找熟人。有人说火车站征募了一些木匠，在牲口车厢内用刚伐下来的木头钉木板床。另外一些工匠给火车安装小圆铁炉，还有一些负责在地板上锯出蹲厕坑。人们轻声地聊了很多，聊的时候双目圆睁；人们也轻声地哭了很久，哭的时候双目紧闭。空气中混杂着旧羊毛、被汗浸透了的恐惧、肥腻的煎肉、香草饼干和白酒的味道。有个女人把头巾摘了下来。她肯定是乡下人，把辫子在后脑勺绕了两圈，并用一把半圆形的羊角梳将它盘在头中央。梳齿的那头已没入发间，圆拱形的那边只露出两只角，像竖着的小耳朵。这耳朵和厚厚的发辫，使她的后脑勺看上去像是一只蹲着的猫。我坐在站着的人群和行李堆间，像个观众。我打了个小盹儿，梦见我与母亲站在墓地里一座新坟前。坟上长出一株植物，快齐我的腰高了，叶子上满是毛，茎上有一个带皮扣手的果荚，像只小箱子。它开了手指宽的一道缝，衬里是火狐红的丝绒。我们不知是谁死了。母亲说：把粉笔从大衣口袋拿出来吧。我说：我没有呀。我手伸到口袋里，发现有一截裁缝用的粉笔。母亲说：我们得在箱子上写个简短的名字。就写“露特”吧。我们的熟人里没人叫这个。我把露特写了上去。在梦中我明白死的人就是我，但不愿告诉母亲。我从梦中一下惊醒过来，因为有个上年纪的男人，带了把雨伞，在我身旁的草垫上坐了下来，并凑近我的耳朵说：我连襟还想赶过来，但这大厅四周已经被看得严严实实了。他们不让他进来。我们可还是在城里呢，可他却过不来，我也回不去。他外套的每一只银纽扣上，都有一只鸟儿振翅欲飞，野鸭什么的，更有可能是信天翁。因为我欠身靠近时，发现他胸前徽章上的十字架原来是个船锚。雨伞就像是散步时用的拐杖一样，立在我和他之间。我问：您把这个也带上了？他说：那儿下雪可比这儿还要多。没有人告诉我们，必须什么时候、怎样从大厅去火车站。我其实想说的不是“必须”，而是“允许”。我一心只想离开这儿，哪怕是带着留声机箱子，脖子贴着丝绒滚边，坐着牲口车厢去俄国人那里。我不记得是怎么到的火车站。牲口车厢非常之高。我也想不起上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牲口车厢度过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好像我们本来就一直待在里面似的。我记不得我们坐了有多久。我的想法是，坐的时间越长，离家就越远。只要还在车上，我们就不会有事的。只要还在车上，就一切平安。男人、女人，年轻的、年老的，都带着行李，靠着床头。说话、沉默、吃饭、睡觉。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当坐车成为一种习惯之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一些亲昵的行为。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对坐在身边的特鲁迪? 佩利坎说：我觉得这就像是去喀尔巴阡山的滑雪旅行，那次有一所女子中学，半个班的学生都在布勒亚小屋〔1〕被雪崩埋了。我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说，我们根本就没带滑雪的装备。你可以骑上留声机行李箱，骑啊，骑啊，穿过白昼、黑夜、白昼，你不是对里尔克很熟吗。特鲁迪? 佩利坎穿着一件悬钟式的大衣，袖口的皮毛长得都快到手肘了。每边的棕色毛袖口看上去就像半条狗，她不时地将双手交叉着伸入袖笼，两个半条狗便合二为一。当时我还未见过荒原，不然会想到土狗的。特鲁迪? 佩利坎身上有股温热的桃子味，甚至嘴里都有，在牲口车厢待了三四天后还有。她穿着这件大衣，就像一位女士坐在电车里，正在上班的路上。她告诉我说，她在邻家花园工具棚后面的地洞里藏了四天，然后却下起了雪，房子、工具棚与地洞间的每一步都变得清晰可见。她母亲再也没法悄悄给她送吃的了，整个花园里都可以看到脚印。是雪出卖了她，她必须自愿地离开藏身之所，被雪强迫的自愿。她说，我永远不会原谅雪。新下的雪是无法仿制的。人们无法在雪上做手脚，让它看上去就像没人碰过一样。她说，泥土是可以做手脚的，要是花点心思，沙子甚至草都可以。水自己就会做手脚，它吞噬一切，之后又马上闭合。空气更是早已被做过手脚，因为人们根本看不见它。除了雪，所有一切都会替我保密的，特鲁迪? 佩利坎说。厚厚的积雪要负主要责任。虽然它好像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像在家一样熟门熟路，落在我们城里，可却立刻成了俄国人的帮凶。因为雪出卖了我，我才在这儿的，特鲁迪? 佩利坎说。
　　火车开了12 天，也许是14 天，不知多久没有停。然后又停下来，不知多久没有开。我们不知道到了哪儿，除了上铺的人，透过上悬窗的缝隙，可以看到站牌，上面写着：布泽乌〔1〕。小圆铁炉在车厢正中发出空鸣声。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大家都有了些许醉意，有的是因为喝了酒，有的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被俄国人拉去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每个人脑子里都想过，却并未影响到心情。现在还在路上呢，只有到了目的地，他们才能枪毙我们。他们没有像家乡的纳粹宣传的那样，一开始就枪毙我们。这几乎让我们的心情称得上是无忧无虑了。在牲口车厢里，男人们学会了有事没事喝上几口，女人们则学会了有事没事唱上几句：林中月桂吐艳战壕白雪皑皑一封短短信笺字字伤我心怀总是哼着这同一首歌，直到人们再也没法分得清，究竟是人在唱，还是空气在唱。这首歌在人的脑海里回荡，配合着火车行驶的节奏。它是牲口车厢的布鲁斯，是由天命启动的时间之伴奏曲。它成了我生命中最长的一首歌，女人们整整唱了五年，把它也变得跟我们一样，害了思乡病。车厢门从外面用铅封了起来，推拉门是带滑轮的，总共打开过四次。我们还在罗马尼亚境内时，有两次分别有半只褪了毛的山羊被扔了进来。那羊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砸在地上哐啷作响。第一次时，我们把山羊大卸几块，当成柴火给烧了。它又干又瘪，也就没什么异味，很好烧。第二次时，大家都盛传这是PASTRAMA，即用来吃的风肉。不过我们还是笑着把这半只羊也当柴火烧了。它跟第一只一样冻得发紫，瘦骨嶙峋。我们都笑得太早，过于自负，没有收下这两只罗马尼亚的、善意的山羊。对环境的熟悉感与日俱增。在狭小的空间内，人们做着些琐碎的事：坐下、起身、翻箱子，把东西清出来、放进去，到两条竖起来的毯子后上厕所。每一件小事都会带出另一件来。在牲口车厢内，个性化的东西都萎缩了。人更是因为与他人在一起、而非独处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顾忌毫无必要，大家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互相照应。也许是今天讲起来，我才会谈及自己，也许连自己也谈不上。也许牲口车厢内的狭窄已让我没了脾气，因为反正我想离开家，箱子里又还有足够吃的。我们没有料到，不久之后，疯狂的饥饿将如何席卷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饥饿天使造访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就像那冻得发紫的山羊一样，并对它们充满了缅怀之情。罗马尼亚已在我们身后，俄罗斯的夜晚来临了。在一次数小时的停车时，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冲撞。车厢的轮轴换上了新轮子，是给更宽些的俄国铁轨、给荒原的广阔准备的。皑皑白雪让外面的夜晚亮了起来。这天夜里，在空旷的野外，我们第三次停车。俄国卫兵高叫着UBORNAJA。所有车厢的门都打开了。我们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雪地深处，雪深及膝。虽然不懂俄语，我们都明白了UBORNAJA是集体大小便的意思。高高的天际上，是一轮圆月。我们呼出的气息在脸前飘过，晶莹剔透，一如脚下的白雪。四周是上了膛的冲锋枪。现在要做的是：脱裤子。那份难堪，那份从整个世界袭来的耻辱感。还好只有这片雪地和我们在一起，没有人看到，我们是怎样被迫紧挨着，做同样的事情。我并不想上厕所，但还是脱了裤子蹲着。这夜晚的国度是何其的卑鄙与沉默，看着我们如厕出丑；看着在我左边，特鲁迪? 佩利坎是如何提起她的悬钟式大衣，把它夹在腋下，褪下裤子，鞋间响起嘶嘶的撒尿声；看着在我身后的律师保罗? 加斯特，在用力憋时是如何地呻吟，而他的妻子海德伦? 加斯特在腹泻时肠胃如何咕咕乱叫；四周升腾起的热蒸气如何立刻在空气中被冻得发亮；这雪地是如何给我们下了一味猛药，让我们和光着的屁股、下半身发出的声音一起，感受到孤独；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种一致性中，是何其遭罪。
　　也许这一夜突然长大的并不是我，而是我心中的恐惧。也许一致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因为所有的人在如厕时，都无一例外地面朝路堤、背对明月，不敢让敞开的车门离开自己的视线。这扇门已让我们心生眷恋，如同眷恋家中的一扇房门。我们无比恐惧，怕我们还没上车它就关上了，怕火车会丢下我们开走。我们中有人冲着无边的夜色喊道：怕什么，来什么吧，拉屎的萨克森人，大家挤在一齐拉呀。江河日下呀，下的可不只是尿呀。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他干笑着，声音像金属一样刺耳。大家都推搡着，想离他远一些。他有了足够大的地方，便像演员一样向我们鞠躬，并用高亢的声音庄重地重复道：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他的声音引起了共鸣。有几个人哭了起来。空气如玻璃般透明，他的神情像是沉浸在某种幻想中。外套上的唾液也像上了釉似的发亮。这时我看到了他胸前的徽章，他就是那个纽扣上有信天翁图案的男人。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抽泣的声音像个孩子。留下来陪着他的只有污浊不堪的积雪，他的身后是一片冰封的世界。天际一轮明月，宛如X光照片。火车鸣起一声沉闷的汽笛，是我听过的最低沉的“呜缮”声。大家朝车门蜂拥而去，上车后继续前行。即使没有胸前的徽章，我也能认出那个男人。在劳动营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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