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向中国人民发出了最高领导的声音，我们选择“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作为《比较》第74 辑“卷首语”的题头，为的是阻击那些形形色色的违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谬论，坚定不移地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中国伟大改革开放的事业进行下去。客观认识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在目前所处的阶段，直面各种问题和挑战，在《决定》的指导下，“学他人所长，纳百家之言”，比较、借鉴、分析，是改革开放历程中相当重要的角色。为此，本辑《比较》从经济增长政策设计、国家政府能力建设、包容性制度和经济增长、现代福利国家体制、气候变化与经济、法治，以及与地方政府高负债紧密相关的软预算约束等多个方面，挑选了一组海外学者的文章，展开理论分析，从外部人的视角，问诊中国改革和发展。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五篇文章是2103 年财新峰会邀请的五位海外学者根据其发言，历经数月修改而成。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关于比较制度分析的学生性平台。《比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比较》第七十四辑
寻求竞争力：对中国增长政策设计的启示 菲利普?阿吉翁
中国面临的挑战：通过制度改革提升政府能力 蒂莫西?贝斯利　托尔斯滕?佩尔松
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达龙?阿西莫格鲁
中国应构建现代福利国家 佩尔?克鲁塞尔
碳税： 中国和世界的三重红利 约翰?哈斯勒　佩尔?克鲁塞尔
法治的微观基础 吉莲?哈德菲尔德 巴里?温加斯特
软预算约束 雅诺什?科尔奈
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布莱恩?阿瑟
金融监管的域外适用： 为什么外星人回不了家（ 下） 小约翰?科菲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菲利普?阿吉翁的《寻求竞争力：对中国增长政策设计的启示》运用现代贸易经济学，特别是将国家竞争力归结为单个企业竞争力的想法，阐述了企业竞争力与其生产率和成长潜力有关的实证研究，着重分析决定企业生产率的因素和可能抑制企业规模扩大的潜在障碍。文章认为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首先需要横向政策（产品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高额的教育投资等），或许也需要设计和管理得当的纵向定位（部门）政策。对全力以赴转向创新导向型增长的中国来说，需要通过组织或制度上的改革来培育创新型经济体的四大支柱：竞争和创造性破坏、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动态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以及更多依赖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证券市场的金融体系。
　　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蒂莫西?贝斯利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原主席托尔斯滕?佩尔松的《中国面临的挑战：通过制度改革提升政府能力》借助已有的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的政府能力。中国的政府能力可以在三个方面，即生产支持、财政收入和集体服务，进一步提升。根据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该文认为这种提升也是中国现行制度结构所隐含的基本激励机制的反映。有长远眼光的领导人可以预见到这些基本趋势。因此，该文重点探讨一系列配套性的制度改革，它们结合起来，可以强化不同层级政府的能力，改善中国应对未来重大挑战的能力。作者认为，在推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由于现有治理架构形成的内在激励机制，治理改革将是关键挑战。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的《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要讨论的问题是：回望过去，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30 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展望未来，中国能否延续之前的成功，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以及高收入国家的转型。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学范畴，但是，阿西莫格鲁认为，政治问题至少同样重要，因为经济选择是有其政治基础的，而且经济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发生的。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包容型、攫取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组合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并探讨这个分析框架对中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含义。他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呈现出攫取型制度的一些特征，成功转型要求中国的制度升级到包容型经济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新宏观经济学创始人佩尔?克鲁塞尔的《中国应构建现代福利国家》着重阐述了福利国家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福利体系是可取的。在这两个问题上，该文认为应该更多关注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有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本文详细对比了关于福利国家的传统观点和现代观点，介绍了依据现代福利国家观点，普遍可采用的政策工具。
　　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约翰.哈斯勒、佩尔.克鲁塞尔的《碳税：中国和世界的三重红利》运用气候和经济模型分析了最优碳税的确定，以及实施碳税政策的有效性。分析表明，引入合理的全球碳税对经济增长只有有限的影响，而且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税收比配额要好得多，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现结构变革的国家。中国如果率先广泛引入碳税，可以为自己和世界带来三重红利：不仅会使世界其他地区广泛受益，也可以帮助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回到正确轨道，与此同时，通过碳税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特别是煤的使用，对中国国民的福利也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且不会危害经济增长。
　　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是一篇回顾和总结之作。1976 年科尔奈首次提出软预算约束概念，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短缺经济，自此以后，这个概念被学者们广泛应用于行政、金融、卫生、工业、农业等各个领域，既有理论研究，也有经验研究，既被用于分析前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转型中的相关经济问题，亦被用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济问题。“软预算约束”概念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一支。文中详细说明了软预算约束的种种病征，分析了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下软预算约束产生的条件；并从研究的视角，着重阐释软预算约束和道德风险之间的差异，探讨软预算约束与制度和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的时间不一致性、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结构、公共财政领域的财政分权论等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还提出了未来软预算约束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
　　斯坦福大学教授巴里?温加斯特及其合作者的《法治的微观基础》尝试解释法治如何出现；为什么法律秩序可以独立于政府存在，如中世纪的冰岛和淘金热时期的加利福尼亚；为什么有些国家能维持法治，而另一些国家却没能维持法治；如何才能建立稳定可持续的法治环境。他们认为，解答这些问题，必须跳出当前经济学和政治学文献将法律和法治视为当然之物的窠臼，解释法治得以产生的微观基础。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微观基础模型，来揭示制度、信念和行为如何相互作用，从而产生法治，也即法律制度如何将人们的行为引向合意的模式。模型的分析也表明，政府强制力不足以维持法律秩序的稳定；强健的法律秩序依赖于社会制裁和日常自愿遵守等规范性社会秩序的广泛支持。因此，建设“法治”并非引介法律，而是要修改现有的规范性社会秩序的运作，它也不仅是制度建设的问题，还需要完成共同知识和信念体系的转变。
　　在规模递增、技术和金融市场、经济学和复杂性等领域颇有声望的布莱恩?阿瑟教授在《复杂经济学》一文中，探讨了复杂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复杂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系统对各种反应永远都是开放的，经济系统的每个组成部分对于新的行为都是开放的，例如钻空子以谋利，结构上的突然变化。复杂性观点建议实施精心设计的防控措施，就像当局为地震地区制定合理的建筑规范一样。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复杂性观点将我们的认识转向现实主义。经济并不是由一系列不能激发改变、不能共同造就最优结果的行为组成的；相反，经济是一张激励网，总是激发进一步的行为，引发进一步的策略，共同形成“合理”的结果，进而使系统不断变化。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小约翰?科菲教授《金融监管的域外适用》一文的续篇。这个续篇讨论美国国会及美国各相关金融监管当局对如何在场外衍生品市场中适用美国金融法律法规的立场；探讨“沃尔克法则”对美国监管体制改革的影响，《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域外效力等问题。美国在这些监管问题上的种种争论表明，防范系统性风险这种公共品，从长期来看，最大的问题是供给不足。在这个领域，改革的失败十之八九并非由于对改革的直接反对，而是因为拖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及大幅调整规则时决策的不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