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研究丛书：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变迁史（1840-2010）》试图以生态史观为指导，对洞庭湖生态系统的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对生态库，也就是洞庭湖区的外部大环境进行分析，主要探讨长江与湘资沅澧的水量、泥沙及气候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的影响；二是洞庭湖区人类直接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以水资源为中心进行分析，从水资源与洞庭湖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湖区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与破坏、水患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血吸虫疫病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等方面探讨20世纪洞庭湖区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三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管理、文化和技术进行分析，从而系统探讨洞庭湖地区人类社会与所处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探讨环境变迁的机制，总结环境保护的经验教训，为今天建设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美丽湖南提供借鉴，探讨人类与环境共存共荣之道。

　钟声，湖南湘阴县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湖南历史与人物及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等方面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及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3项。出版专著《从重商思想到实业振兴思潮》，参编著作有《中华民国史大词典》《长沙文化发展蓝皮书（2012，2013）》。在《史学月刊》《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杨乔，女，1981年8月出生，湖南省长沙市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史。著有《民国时期两湖地区桐油产业研究》，主持省级社科基金项目1项，其他项目3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01 历史时期的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1.1 晚清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1.2 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1.3 1949年以来的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02 大环境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2.1 长江流域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2.2 湘、资、沅、澧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03 水资源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3.1 水资源与洞庭湖区人民的生产生活
3.2 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与破坏
3.3 水患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3.4 疫病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04 人类经济活动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4.1 人口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4.2 围湖造田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4.3 农业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4.4 工业化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4.5 渔业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05 政府、社会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5.1 政府管理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5.2 政府政策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5.3 洞庭湖区环境变迁中的个人、政府与社会


06 技术、文化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6.1 技术进步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6.2 文化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编后记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研究丛书：洞庭湖区生态环境变迁史（1840-2010）》：
　　洞庭湖区堤垸的恶性膨胀造成洞庭湖区水系紊乱，河湖蓄洪和泄洪能力减弱，生态平衡被破坏，使得这里的人民饱受“人与水争地为利，水与人争地为殃”的苦难。
　　洞庭湖区除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洪灾之外，堤垸的涝渍灾害也很严重。外洪内涝往往叠加，给湖区的环境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加重了抗灾减灾的难度。
　　洞庭湖区堤垸总面积10991.5平方千米，其中耕地8763万亩，属水网圩区，地面高程一般为15～40米，低于外河最高洪水位。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等原因，洞庭湖区的涝灾几乎年年都有，严重地阻碍堤垸的环境修复和生产生活。
　　据1950—1999年资料统计，50年内洞庭湖区累计受涝面积10231万亩，年均204.63万亩；累计成灾面积3896万亩，年均77.9万亩。按阶段来说，50年代年均涝灾面积76.91万亩；60年代大建电排站后，年均受灾面积降至51.85万亩；70年代因大型电排站和撇洪工程建设，受灾面积减少至历史最低的年均27.79万亩；80年代因水情变化、机电设备老化等原因，涝灾面积回升到年均78.47万亩；90年代连续发生大洪水，年均涝灾面积竟达135.3万亩。
　　洞庭湖区洪涝灾害发生，除了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因素外，人类活动对湖区环境的破坏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包括水土流失导致的河道湖泊淤积、围垦造田及城镇化挤占河道导致湖泊调蓄能力大大减弱等。
　　1949年以来，长江上游流域森林植被不断遭到破坏，导致森林吸纳雨水的能力减弱，大量泥沙顺流而下，进入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区。长江中下游变成了第二条悬在头顶上的河流，每到汛期，洪水位高出两岸数米到几十米。四水上游的植被同样遭到破坏，四水挟带泥沙注入洞庭湖区。近50年来，泥沙淤积使洞庭湖底平均淤高1米多，湖泊的容积由293亿立方米减少到174亿立方米。严重的水土流失，已使长江流域塘堰的总容积被泥沙淤积了一半以上，中小水库淤积占了库容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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