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嘲讽的口吻来讲，宗教领袖需要罪恶就像医生需要病人一样，虽然两者都不会互相鼓励对方的存在。然而……宗教为了维护和助长罪恶的存在传教士在控制潜在教徒意识的同时可以现身说法。罪恶吸引教徒的同时也吸引一些自愿性人员，因此需要“罪恶的创新”来填补对宗教的潜在需求，或者像在有关文章中提到的”更新信息”。IEI的罪恶领域所产生的行为可能会在时间表或惩罚中消失或被容忍，需要新的领域为宗教成员的福祉而准备。

《七宗罪的经济学》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研究了罪恶的定义和演化的过程，但也很明确地指出了理性选择的局限性。作者认为这些被认为是有罪的行为是一种行为上的选择，它们受制于经济学模型中的选择逻辑。　　《七宗罪的经济学》认为宗教包括新兴起的“巫术教”是通过对准市场中的罪恶的规范而形成的，它评价了具体的罪恶如说谎、羡慕、嫉妒、贪婪、欲望懒惰和浪费等在个人层面和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同时也分析了有关食人、成瘾、私通、娼妓等行为的经验证据。现实中有太多的经济行为同罪恶相关，特别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有些行为会对市场的运行有所帮助。

 　　塞缪尔·卡梅伦（Samuel Cameron），英国经济学家。1981年毕业于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并获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巴斯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费城Temple大学任讲师。在巴斯大学、斯塔福郡大学任教授。2000年起至今在布拉福德大学任教授。1990年起至今任美国经济学会会员、社会经济学会会员，任《美国经济学评论》评委会评委。1980年代中期卡梅伦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的影响。致力于犯罪经济学的研究，并在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理性选择模型解释宗教及社会现象，获得了西方经济学界的肯定。主要著作有：《爱情的市场》（2000）、《经济学对罪恶的分析》（2002）、《计量经济学》（2005）、《仇恨的经济学》（2008）。 

 　　经济学和罪恶两者间有什么关系呢？这是这本书我们要尽力去探讨的问题。从宗教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一个大胆的起点来讨论：罪恶是依靠和强调个人的自私来延续的。在正统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中，它有很大一部分避免了查尔斯·狄更斯、约翰·罗斯金和托马斯·卡莱尔等人文主义者对此观点的批评。在20世纪初，当时经济学依然被看做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对这个论点的争论导致了福利经济学中最优条件的形成；而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可以找到基本的答案。但近年来这种对经济学中美德的攻击有了越来越多的抵抗，虽然其中很多只不过是经济学家日常大量调研资料中的观点，并局限于为了维护这门学科的实证性（positivistic）本质而采用的对经济学分支越来越细化的划分。　　更实际的回应是，在很多人眼中创造了大量收入的诸多行为都是有罪的。如果认为这些行为有负面的外部效用，那么就要调整国家收入的标准，以便给出更真实的国家财富衡量标准。在这本书里我们并不对罪恶行为进行量化的描述，也没有成本与收益分析、回归分析等计量经济学的东西。但从另一方面看国家财富的衡量标准，可以说罪恶的行为会严重地影响效率和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