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他宽泛的政治理论思想中，存在着一条贯通彼此的重要线索：揭露20世纪极权主义的概念根源。伯林大体通过对三个层面的分析来追溯这一根源：卢梭等思想家对自由观念的扭曲；启蒙的科学至上主义，反启蒙的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及道德一元论。
乔治·克劳德认为，伯林对自由在当代之敌人的批判非常激动人心且充满力量，但其思想一致性也受到自由主义和多元论之间紧张关系的威胁。在本书中，作者通过简明易解的文字全面而详细地分析了伯林的政治观念，并以此为政治思想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序 言
本书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目标是，我试图通俗易懂地介绍以赛亚·伯林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以及他的思想所引出的批判性文献；第二个目标是，我旨在捍卫对伯林之工作的一种特定解释，也就是对那种工作之长处和弱点的一种特定评价，以及对怎样发展伯林的工作并把它应用到当前关心之问题上的一种特定阐释。
正因为本书有双重目标，读者会注意到，当我从我希望是差堪公允的评注转向批判性的论证时，发生了某种目标上的变化。实际上，我希望读者们真的注意到这些变化，因为我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避免我认为在对伯林的某些先前的批判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未能恰当地把他的思想与他的批评者的思想分离开来。自始至终，我都牢记亨利·哈代给我的忠告：要小心地把伯林所说的，他所蕴含着的以及他应该说的区分开来。相应地，只要有可能，我都努力以伯林自己所说的为准，在有必要的地方做出解释，而当所引出的问题被证明与伯林实际上提供的观点相反的或相互补充的论证是有根据的时，我要么与他的观点分道扬镳，要么发展他的观点。我希望，自己什么时候在做哪一种工作，这一点是清清楚楚的。尤其是，在那些我走到伯林之外的地方（特别是第七章和第八章），我都努力表明伯林停止在哪里，我开始在哪里，并把任何此类论证保持在伯林的一般立场的精神范围之内。
对亨利·哈代，我要感谢的远不止上面提到过的。实际上，伯林著作的任何研究者都欠亨利一份特殊的恩情，因为他是伯林的编辑和文字保管人之一。伯林对发表他的著作非常慎重，如果没有亨利的精心工作，那么他的许多著述就将会四散各处。亨利还建立了一个以赛亚·伯林电子图书馆，这是仅次于文本本身的研究伯林最有用的工具。它包含伯林和关于伯林的著述的一个完备目录，还有许多别的资料。此外，我还要表达个人对于亨利的感谢，他经年累月地支持我的工作，而且阅读和评论了整部书稿，帮我免除了许多错误。
戴维·米勒和Polity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评审人也阅读了全部书稿，他们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阅读部分书稿并提出建议的同事和朋友还包括Rick De Angelis, Martin Griffiths, Anthony
Langlois, Lionel Orchard, Norman Wintrop和Peter Woolcock。Jerry
Cohen, Michael Freeden, Mark Philp和Alan Ryan在交谈中给予我很多有用的信息和洞见。我也感谢Polity出版社的John Thompson, Reitha Pattison和Elizabeth
Molonari，以及本书的编辑Helen Gray和Jean van Altena。本书的研究得到弗兰德斯大学的校外研究项目和小型补助项目的支持。如同往常一样，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Sue Thiele。
书稿的部分内容曾以刺猬与狐狸为题发表在《澳大利亚政治科学杂志》第38期（2003，333339）上，我感谢出版方允许再次使用这些材料。我也衷心感谢代表以赛亚·伯林文字保管方的布朗恩集团允许我广泛地引用伯林的《自由论》。
乔治·克劳德是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曾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多地任教。主要著作有《古典无政府主义》（1991）、《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2002）、《自由与多元论：以赛亚·伯林思想研究》（2004）、《一元与多元：读以赛亚·伯林》（2007）、《多元理论入门》（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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