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_高尚全　主编，成思危　等著_9787010118147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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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努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也强调指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以探讨、宣讲中国改革红利问题为主题，约请了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高尚全、周小川、陈锡文、周瑞金、张卓元、樊纲、汪玉凯、熊澄宇、杨伟民、常修泽、郑新立、贾康、宋晓梧、迟福林、彭森等19位顶级专家学者就如何通过重点领域的改革来释放改革红利这个主题谈设想、提建议，与读者一起共话改革。专家学者的探讨从十八大后改革整体走势入手，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机制的改革发展分别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总结，对国有企业、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城镇化与“三农”问题等与中国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领域的改革给出了中肯建议和意见。《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集合专家学者深厚的智识为决策层提供改革建言，以深入浅出的叙述为广大干部群众凝聚改革共识提供一份生动的参考文本，是直击中国改革焦点和前途的箴言集合。

　　立、贾康、宋晓梧、迟福林、彭森等19位顶级专家学者就如何通过重点领域的改革来释放改革红利这个主题谈设想、提建议，与读者一起共话改革
　　成思危，男，汉族，1935年6月生，湖南湘乡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民建成员，1951年参加工作，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经担任过民建中央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任民建顾问，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化工系统工程、软科学及管理科学，近年来致力于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努力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已出版独著的专著7部，作为主编及第一作者的专著18部，在有关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近300篇。
　　厉以宁[1]，江苏仪征人。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因论证倡导我国股份制改革，被尊称厉股份。
　　吴敬琏，男，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著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到大陆后改名），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我国实行了农村承包制、国有企业改制、企业民营化、加入世贸组织、住房制度改革、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等多项举世瞩目的改革，这些改革为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实践证明，“改革红利”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动力与生动写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为了解决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一系列社会与经济挑战，李克强提出，需要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包括取消户籍制度、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土地改革、扩大服务性消费、发展中西部地区等。他还提出了较难执行的改革要先行先试，之后再扩大执行范围，为了减轻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要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做调整等重要观点。
　　李克强的这些重要论断，是今后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实践和成功经验表明，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我国实行了农村承包制、国有企业改制、企业民营化、加入世贸组织、住房制度改革、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等多项举世瞩目的改革，这些改革为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实践证明，“改革红利”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动力与生动写照。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为核心的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出来，粮食产量连年增长，农民人均收入迅速增长，在短短的几年间，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就得到较好的解决。从1978年至1984年，短短6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增长2．66倍，年均递增17．71％。
　　自1998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制取得巨大成就，并催生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得到更好的发挥，保证了经济发展的稳定运行；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与实力雄厚的外国跨国公司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有效增强了中国经济总体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又为非国有企业的成长释放空间，我国民营经济由此得以迅速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包括大量中小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经济、推动创新、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内需求不足的状况，我国从1998年开始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并由银行发放住房按揭贷款。这一改革释放出了巨大的被压抑已久的改善性住房需求，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尤其是与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得以较快发展，至今房地产业仍是全国和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由此加快了改革和开放进程。从2001年至20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与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一起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间，出口贸易的发展，使国内过剩的产能在国际市场上得到消化，从而加大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同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使这些企业提高了效率。
　　2004年至2010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建行、中行、工行和农行先后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和在香港及内地两地IPO上市。国有控股上市银行改革工作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和重大进展，一举消除了曾经被国际社会称之为“中国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重大金融风险隐患，并走上了资本充足、资产优良、风险可控、盈利增长、安全稳定的现代先进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
　　在新的时期，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倍增计划”，中国仍然要推进改革进程，改革仍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高盛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向记者表示，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已透露出今后政府正在考虑几项新的改革措施，这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一是户籍制度（户口）改革。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有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35%。由于居住在城镇的一大部分居民被城镇社会福利体系排除在外，他们的行为依然是农民行为，由于有种种不安全感使得他们不敢消费并竭尽全力储蓄。可以说，启动户口改革是中国城镇化的关键一步。如果每年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这将为经济增长增加不少的动力。
　　二是扩大服务行业对民营资本的开放，实施“营改增”税收改制。专家预计越来越多的服务性行业，如医疗保健、旅游及娱乐将向民营资本日益开放。营业税是中国服务业欠发达的一块绊脚石。服务性消费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巨大，目前仅占总消费的20%左右，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三分之二以上。
　　三是发展欠发达区域经济（中西部地区）。一般而言，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经济增速快于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区域经济，对于实现2010~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两个翻倍的政府新目标很重要。低收入地区增速更快，将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向消费倾斜，因为低收入地区的消费倾向更高。
　　四是收入再分配的改革将被给予高度重视。这一改革进程将逐渐缩小收入差距，让企业和居民在国民收入中占有更大的比例，使人均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得到保障，人民将享受更多的实惠。
　　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我们坚信，在新时期，改革仍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中国经济还将获得新的发展与增长动力，并由此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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