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本书的主题和论域以文学批评为核心，侧重于从跨域和历史化的方向讨论文学批评问题，或者就是以跨域和历史化的视野进行文学批评的写作。这是我近年的兴趣所在，也不出于近年宏观形势的引导。一方面是文学批评、当代文学的学术进展，推动了跨域和历史化的形成，并成为一种较为显著的流向，甚至潮流，对我有激励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个人的研究倾向早已发生了变化，有过一些自觉的选择，比如制度关切、传播媒介和新媒体写作研究、批评史等，都是我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开设过的课程和尝试进行的专题领域，有的还有正式研究经费资助立项。从更大背景看，世纪之交、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发展变化之剧烈，我曾撰文称之为“千年之变”。断裂、跨越、新创，是这一时期所有领域的共时常态，同时更是孕育、产生出了新世纪的宏观新生态。学术文化和我栖居的大学本身至今都在这种历史流向中演变，所以说现在正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可谓恰如其分。具体到学科专业，我们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包括直系近邻的文学批评之类，表现尤为显著的就是跨域和历史化的倾向。
跨域的最新支持是新文科建设。但我观念中的跨域其实涉及了四个方面或四种类型，即跨学科、跨文本、跨媒介、跨文化，不单是新文科强调的跨学科，所以我以跨域一词概括之。但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常态常识看，其实跨域只是学术内部自身的一种自发自然的现象或状态，并不疏离或生疏，也许近年的有意提倡是在程度上强化了一种学科和理论的自觉吧，有助于推动形成一种学术潮流。概念和理论的倡导最终还得落实为具体的研究行为和学术成果，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倾向应该就是这种研究行为和学术成果的一种具体表现。但也不仅限于此，仍有其自身的自觉动力。历史化的最基本动力只能是时间，或者说，只有足够的时间成本投入，才能使历史化获得可行性。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渐渐就有了这种历史化的资本和自觉。跨域的视野和方法也是在更大程度上、更广范围内为历史化提供支撑的。在我眼里，跨域和历史化不仅支撑、提升了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的学术水平，也为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学科地位的正名和完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尤其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学术必须具有、发挥出学科支撑的作用，后者是一种制度成果的体现和获得，是学术进一步推进的实实在在的收益保障平台。当然，你要说学科制度会束缚、限制、画地为牢窒息学术的发展生命力，这也是实际存在的可能问题甚至弊端。但从学术史上看，制度支持应该是学术发展的最直接、最强大的推进力量，因噎废食并不可取，首先是并不明智。就像不应该因有权力的腐败就直接否定权力本身，权力是没法否定的，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健全和完善权力制度。我们需要完善学科制度，完善学科的学术观念，就是完善和提升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的水平。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正是对于学科制度建设、学术水平提升能够形成并产生巨大助力的具体学术实践。所以，本书所选文章的宗旨就是从文学批评出发的跨域和历史化研究。相比而言，具体的文学批评更显自由，宏观倾向的跨域和历史化就更有自觉的理论和文学史意识。我希望两者有一定的贯通。文章议题固有限，旨趣相通相辅。和本书相近相同旨趣的个人近著，已经出版的还有《当代文学的转型与新创——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史观察》（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为免内容雷同，两书收录文章除一篇外均无重复。疫情不可能阻止新生，文学和人间学术同样朝气蓬勃。该像鲁迅那样，终究是对人有爱心，对未来有信心，对生活有热心。无论何时，当下须坚持。谨为序。
壬寅春四月中写于闭居沪寓
第一辑 批评·批评史·文学史
第一辑
批评·批评史·文学史
本辑小引
本辑文章是以文学批评为主要对象的倾向于理论和文学史，或者说是倾向于批评史专业方向的一些探讨。这不仅是因为我近十年从事了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工作，有必要撰述一部同名史著，而且也是我历来从事文学批评的自然走向和结果。文学批评最终都将走向文学史，理论批评史也是广义文学史的题中之义。只是批评史更具有狭义专业的所指，自身的学术论域、目标和功能有相当的特殊性。因此需要也有必要明确批评史的范畴、规范、方法等，使之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专业学术主体。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批评史（研究）是一项拥有独立学术地位的学科专业。只是说着简单而做起来难。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学术上的未定问题极多，且难解甚而无解。既有宏观层面上的观念和理论认知问题，也有具体技术和个案症结问题。当然，横梗其中的还有制度刚性规范问题等。一切都需要自觉、适度而有策略地推进。无论如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学术突破和突进的时刻。假如说所谓当代文学史料学的概念在学理上还有待于完善和提升，那么有关史料的具体研究、当代文学史范畴的研究，显然已经成为最近及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当代文学研究足可预期的重大现象和潮流现象，成为这一广阔领域的学术前沿标志和成果标志。一言以蔽之，当代文学史和批评史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格局中的高显示度学术生态指标要素。相比而言，高校学者不仅是文学批评的主力，而且更该是批评史、文学史学术的主创者。作为其中一员，我希望有幸追随先进时贤，贡献绵薄。本辑文章虽非个人努力的全部，但也是近年主要之作，为免重复收录，就这样拣选芹献了。
访谈记：文学·批评·制度
题记
受《当代文坛》委托，该刊专栏主持人黄平教授垂顾约写访谈。时值本人正在台湾讲学授课，遂请海南大学李音教授合作进行。李音费心将访谈大纲拟为四个部分，也是四方面的问题。即：一、问题意识与学科观念；二、“变局”的历史意识；三、“深描”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四、历史重评与现实关怀，并有逐一阐释意图和论述逻辑。我按其规划内容接续写出自己的想法，行文看起来也是一种访谈。成文后发表在《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感谢鼓励帮助我的各位朋友。
李音：吴老师好！从2011年您担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重大课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成功竞标以来，差不多历时8年，2017年底12卷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丛书终于全部面世，这可以说是近年来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和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是第一部系统、完整地著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的大型专业丛书。首先要祝贺并感谢老师和参与这项浩大工程的诸位团队成员。我知道，接下来还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以及一套8卷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论》丛书会陆续出版。借此机会，我想就这些年您的批评史研究及相关学术思考请教若干问题。
其实近年来吴老师您写了一系列这方面重要的导论性文章，比如《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刍议》《批评史、文学史和制度研究》《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概说》等，文章里您已经谈过的问题，我基本不重复，有些必要的地方，我会代做问题梳理，不准确的地方请您更正，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呈现您的思想轮廓和深层思考，也希望这次访谈在相关问题研究方面有某种推进性。
一、问题意识与学科观念
1.李音：自近代西学东渐，传统知识体系经历了意识变革、重组和学科分类细化的现代历程，“文学”及文学史的概念输入中国，成为独立的知识生产领域和学科，包括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史学科方向也很早就进入了大学教育体系。虽然中国不乏诗文评，但将其演变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却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知识事件。1927年陈中凡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是一个标志，此著虽学术评价众说纷纭，但充满了变革时期与时俱进的学术激荡意识——“我们生在二十世纪的今日，应当用二十世纪的方法去读古书，应当用二十世纪的眼光去观察已往的社会；不可据那刻板的死文学确定过去的事实。”他认为要求得高深的学问，必须具备三个要件：有适应时代进化的观念、能鉴别材料的价值、有研究学问的工具（《求学与读书》）。随后1934年郭绍虞、罗根泽先生也相继推出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影响遂大。正如吴老师您所说，“降至198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郭著及朱东润先生的批评史著仍为本科阅读书目，且同时开设有同名的专修课程。可见若从当代而言，文学批评史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本是文学研究中早就有的专门研究方向，绵延流变后称其为文学研究里的大宗显学恐也不为过吧”（吴俊：《略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编纂》）。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批评史退出了学科设置体系，相比于古代和近现代的文学批评史，当代文学批评史更多地被兼容在了文学史、思潮史的系统中，还有一部分分化在文艺学中。90年代以来，随着学风的转移，现当代学科有一个显著的现象是文学史研究意识浓厚，著述成果丰硕。尽管文学批评数量巨大，但与“批评史”相关的思考和研究被吸纳到文学史视野下的各种具体问题中，而没有专业独立性和主体性。这样下来，与古代文学学科情况相比，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薄弱，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批评史干脆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当代文学70年在即，如果仅仅是出于学科比较的视野，迫于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的压力，此时提出重建“批评史”学科，当然理由也足够成立。因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及内涵体量已足够大。但是，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明显的学术空白领域几乎没有，单独提出批评史学科，兹事体大，要有足够的“合法性”来支撑。我知道您一向比较反感学界对文学史概念的乱用，以及对某种学术生长点不加辨析的无意义跟风，对学术圈地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所以，我想，您强调批评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非是简单的对现代文学研究的靠拢，仅仅以学科建设成熟完善为目的，而是因为“当代文学”（狭义的、广义的）有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寻求阐释更切合的角度和途径，这个问题一定非常大，足够独特，需要体系化的观察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文学批评史这个学科最早被命名的动机：“有适应时代进化的观念、能鉴别材料的价值、有研究学问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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