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研究（第一辑）_杨祥银编_9787509765135

口述史研究（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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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史研究（第一辑）》共收入专题学术论文16篇，来自美国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19位学者围绕当代口述史学发展现状，口述历史与档案馆（图书馆），口述历史、记忆与认同，口述历史与女性研究，口述历史与文学研究，以及口述历史与地区实践等专题展开跨学科和跨区域讨论。此外，还收入书评书介10篇，这些作品反映了近几年来国内外口述史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

　　《口述史研究（第一辑）》：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第一本访问记录出版后十年，才有女性人物专访的出版，这之前的39本访问记录，全以男性为主，而首开访问女性先例的，也是王萍。1990年访问女教育家贾馥茗时，王萍不只是关注贾馥茗对师范教育的贡献，还把受访人引到性别话题上，例如，贾馥茗与父母的互动、母亲与嫂嫂的关系、大学时代与刚到台湾的住宿情形，甚至贾馥茗的婚姻，都列入访谈中。这之后，张朋园、罗久蓉的《周美玉先生访问纪录》，张朋园、杨翠华、沈松侨的《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游鉴明的《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纪录》和《春蚕到死丝方尽：邵梦兰女士访问纪录》，游鉴明、罗久蓉的《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纪录》，陈三井、朱浤源的《女青年大队访问纪录》，许雪姬的《蓝敏先生访问纪录》和《陈湄泉先生访问纪录》，罗久蓉的《姜允中女士访问纪录》，都是以女性为受访对象。值得一提的是，这10本专访女性的口述记录，主要建构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女性同仁或从事女性史的研究者；最早有男研究人员参与的是任以都和周美玉的访问，虽然他们是与女性同仁一起进行访问，不是“单枪匹马”，但在女性研究才萌芽的阶段，算是十分难得的。此后，又有男研究员陈三井、朱浤源与女助理合作进行女性人物的访问，并完成了《女青年大队访问纪录》。
　　另外，自1995年以来，相关人物的专题访问也注意到女性的角色，因此，有的专题采男女兼有的访问方式。例如，许雪姬等的《民营唐荣公司相关人物访问纪录（1940-1962）》《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吕芳上等的《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陈仪深的《九二一震灾口述访问纪录》（上）和《海外台独运动相关人物口述史》、朱浤源的《孙立人案相关人物访问纪录》、罗久蓉的《从东北到台湾：道德会相关人物访问纪录》、游鉴明等的《台北荣民总医院半世纪：口述历史回顾》，都有女性接受专访。有意思的是，由男性研究人员主持的相关人物专题访问中，虽然有女性受访人，却多由女研究人员或口述历史组的女性同仁完成；但随着思想的开放，女性研究的蓬勃发展，有男研究人员能抛开性别顾忌，独自访问女性，不再需要女性同仁“护航”。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早年为尊重女性受访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人物专访的书名一律是“某某先生访问纪录”，读者无法从书名辨识受访人的性别；《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纪录》出版时，书中的女性受访人以“女士”现身，不再与男性受访人同称为“先生”；而此后冠上“先生”的女性访问记录，逐渐减少。至于专题式访问记录中的女性受访人，则全为“女士”，没有被称为“先生”的。
　　严格来说，虽然在专题访问记录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男研究员并没有回避女性的访问，但自《女青年大队访问纪录》出版后的这18年间，该所男研究员对女性人物的专访，完全缺席。反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女性同仁的访问对象，无论在专题访问或相关人物访问上，始终没有性别区隔。另外，以女性为主轴的访问记录，是否能从女性特质或性别视角切人？其实在相关人物专访中，不注重女性经验，只聚焦在女性受访人事功或事件的例子，不时可见，但这就如前面所提，这有时不是主访人所能掌控的，必须得到受访人的配合。
　　2.受访人
　　主访人若单方面挖掘性别议题，而另一位口述史料的建构者——受访人，不具备性别意识，或无意涉及性别话语，是无法达成具有性别意识的口述记录的。就同主访人一样，受访人是否是男性或女性，并没有太大关系，换言之，建构有性别意涵的口述历史，不是取决于生物性的男女性别，而是建构者能否把性别议题带人双方的对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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