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一系列对话组成。分析日常对话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一直是我作为一名社会语言学家的职业生涯之重点。在这本书中，我倾听的是女性和男性的声音。我将解析那些困扰着我们关系的看似毫无意义的误解，并展现出即使在没有明显误解的情况下，男性和女性也可能会对同一段对话产生不同解读的事实。我解释了为什么真诚的交流意图常常会遭到歪曲，以及我们如何预防或减轻由此产生的一些挫败感。
我此前的一本书《我不是那个意思！》（That’s Not What I Meant!）展现了人们不同的会话风格。因此，当来自美国不同地区、不同族裔或不同阶级背景的人们交谈时，他们的话很可能无法完全被听者按原意理解。然而，虽然很多人会与来自不同地区或不同族裔的人共同生活，但我们不一定会选择这样的生活。社会期望我们与异性组成家庭，许多人也是这样做的，即使没有投入一辈子，也投入了生命中的大段时间。尽管我们中许多人（虽然越来越少）在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里无须与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对象产生密切接触，但就算是那些在生活中没有伴侣，或主要与同性保持感情关系的人，也无法避免与异性展开密切的接触，无论是作为朋友、亲戚还是同事。
《我不是那个意思！》共有十章，其中有一章讨论了沟通方式中的性别差异。但在我收到的采访、文章和讲座邀请中，90%都希望我主要讲讲只占书中10%的内容—关于男女差异的那一章。每个人都想了解更多有关性别与会话风格的知识。
我也想要探寻更多。事实上，我之所以决定成为一名语言学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宾·莱科夫教授的一门课程，这门课集中体现了她对性别与语言的研究成果。我第一项主要的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就是间接表达中的性别和文化差异，而且我对其他人对这个话题的研究也比较熟悉。不过，我一直身处性别研究的外围，并没有跳进它的核心圈子，部分原因是这个领域内的争议太大。
我每次写到或谈论男女沟通方式的差异时，就会火花四溅。大多数人会惊呼，认为我说的是真的，并会解释他们自己的经历。当他们了解到，他们的烦恼其实很常见，而他们自己、伴侣或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时，他们都会松一口气。他们曾将伴侣的沟通方式归咎为个人的缺点，现在，他们可以将其重新定位为另一种沟通体系的体现。而他们自己的沟通方式多年来一直受到伴侣的诟病，如今也可以得到维护和正名，被认为是合乎逻辑且合理的。
然而，尽管大多数人都发现，我对沟通方式中性别差异的解释为他们的自身经历提供了解释，他们也渴望提供自己的例子来证明，但有些人一听到关于性别的论调就会变得焦躁不安。一些人仅仅听到认为女性与男性不同的论断就会感到愤怒。这种反应可能来自女性，也可能来自男性。
在有些男性听来，关于女性与男性的任何言论，只要发自女性之口，就都成了一种指责—仿佛她们是在用这种可笑的方式放弃了讲道理，只会抱怨说：“你们这些男人啊！”他们觉得，哪怕自己没有遭到诋毁，仅仅成为旁人谈论的对象，就是被物化了。
然而，会对关于两性的言论感到愤愤不平的不仅是男性。一些女性担心，任何有关性别差异的论断都在暗示女性是不同的—不同于男性制定的标准。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男性被看作是规范的，女性被看作是偏离规范的。而从“不同”到“更糟”只是很短的一步，也许还是不可避免的一步。
此外，如果证据显示，女性和男性的风格是不同的，需要改变的通常是女性。我在对我研究工作收到的反馈中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为《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我记录了一对夫妇在车里进行的一段对话。妻子问：“你想停下来喝一杯吗？”丈夫诚实地答道：“不用。”于是他们就没有停下。后来，在得知妻子本想停下来喝一杯，却因为自己没眼力见儿而气恼时，他感到很沮丧。他不明白：“她为什么不直说她想要什么？她为什么要和我玩游戏？”我解释说，那位妻子之所以生气，并不是因为她没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因为她的偏好没有得到考虑。在她看来，她对丈夫的愿望表示了关心，而他却没有对她的愿望表现出丝毫在意。
我的分析强调的是，这个例子中的丈夫和妻子有着不同但同样有效的沟通方式，而《多伦多星报》（The Toronto Star）上的一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大量编辑的稿件中，这一点遗失了。我的建议变成了：“这位女士应当领悟的是，当丈夫回答‘是’或者‘不是’时，他并不是提出了一个没有商量余地的要求。”我在原文里写的是“为理解哪里出了问题，这位男士必须明白的是，当她问他想要什么时，她不是在询问一个信息问题，而是在开启一场协调双方愿望的谈判。而这位女士应当领悟的是……”，而《星报》的这位编辑删除了这部分文字。
这位编辑挥舞熟练的编辑之刀，把我关于女性和男性都应该做出调整的主张，扭曲为女性必须单方面做出努力以理解男性的观点。告诉女性应该“领悟”的只有她们，暗示着男性的方式是正确的，而女性的方式是错误的。这个编辑过的版本被重印上了教科书，于是错误扩增了。
我们都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但我们往往会将他人视为群体的代表。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这个世界的模式才能理解它。如果我们无法预测相关人和事的许多信息，不能确信自己知道他们是谁，是什么，我们就将无法应对日常生活中人与事的冲击。然而，这种能发觉相似模式的天生能力虽然有用，却也有不幸的后果。将一个个体纳入一种类别具有冒犯性，也具有误导性。将女性和男性归纳为两种类别可能会强化这种还原主义（reductionism）。
在捕捉相似性时，我们会进行一般化的概括，这种概括模糊了差异性。每个人都是由数不清的因素塑造的，这些因素包括民族、宗教、阶级、种族、年龄、职业、他们及其亲人居住的地理区域，以及其他许多群体身份—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个体的个性与偏好交织。人们倾向于用一个或几个类别来概括他人，例如 “南方美人”“纽约犹太知识分子”“波士顿婆罗门”或“脾气火暴的意大利人”。尽管这些类别或许可以预测其描述的对象的某些行为，但这些词语遗漏的关于这些人的信息远远多过其能捕捉到的。在无数个方面，每个人都与他人截然不同，哪怕是来自相同类别的他人。
尽管存在这些危险，但我还是加入了日趋增长的有关性别和语言的讨论中，因为忽视差异的风险实际上大于指出差异的风险。把这么大的东西扫到地毯下面并不能让它消失，它只会在你大胆冒险穿过房间时绊倒你，让你摔个狗啃泥。否认真正的差异只会让这个男女关系正在历经转变与重组的时代中已经普遍存在的混乱情形恶化。
假装女性与男性完全一样的做法伤害了女性，因为社会对待她们的方式是建立在男性标准上的。这也伤害了一部分男性，他们用和男性沟通的方式与女性对话时，心中怀有的是良好的意愿。然而，他们的话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引发了怨恨和愤怒，这让他们感到困惑。
美国印第安裔女性艾比·阿比南蒂（Abby Abinanti）就表达了这种矛盾。她解释了为什么她觉得法学院生涯对她而言是一段艰难而受人疏远的经历：人们不喜欢，或是不接受印第安人或者女性也可以成为律师的想法。有些人无法确定他们更讨厌哪种。有些人则假装印第安人或者女性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和他们一样，就好像我也可以成为“男孩中的一员”“白人男孩中的一个”似的。但那是不可能的。这两种偏见都给我制造了难题。
我们很容易看出，对读法律的印第安裔女性来说，那些反感女性或印第安人成为律师的人是一种阻碍；而我们较难看出的是，那些希望将她们看作平等的个体来接纳的人同样如此。设想女性与男性一样，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观点，因为女性就是不同的：直接照搬那些反映并证实了男性身份的设想、价值观和风格，会对女性造成损害。
想证实两性平等的愿望使得一些研究者不愿意展现女性与男性的不同点，因为有人会用不同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和机会辩护。尽管我理解并同情那些人—他们希望男女之间不存在差异，只存在可修复的社会不公，但我的研究、他人的研究以及我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告诉我，事实绝非如此。说话方式是存在性别差异的，并且我们需要识别和理解这些差异。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解，我们就注定要因为我们大相径庭的会话风格造成的难解、消极的影响，去责怪他人、自己或这段关系。
对性别差异的认知将我们从作为异常个体的负担中解放。许多女性和男性都对他们的亲密关系感到不满，而当他们试着与伴侣沟通时，他们甚至会变得沮丧。用一种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处理人际关系，可以让我们给这些不满一个解释，而不必指责任何人疯狂或是有错，也不必怪罪或放弃这段关系。如果我们能认识并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就能顾及这些差异，适应并学习彼此的风格。
我在本书中采用的社会语言学方法表明，许多摩擦的产生是因为男孩和女孩的成长过程本质上发生于不同的文化中，所以女性与男性之间的谈话属于跨文化交流。在处理沟通方式中的性别差异时，跨文化研究法与性别及语言研究不同，后者认为，两性间的对话中之所以出现不和谐音，是因为男性试图支配女性。没有人能否认，男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们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许多男性个体在他们的生活中都试图支配女性。然而，男性的支配地位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它不足以解释对话中的男女之间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在双方都真诚地、带着关注和尊重试图与对方建立联系的对话中。支配的效果并不总是由支配的意图产生的。这就是这本书提出的新论点。
在这个机会开放的时代，女性开始走上权威的位置。起初，我们设想她们可以像以往那样说话，但这常常行不通。另一个合乎逻辑的举措是她们应该改变自己的风格，像男性那样说话。但女性会对强制改变产生抵触，而且这种举措也没有用，因为像男性一样说话的女性会遭到不同的乃至严酷的评判。我们别无选择，唯有审视我们的选择及其影响。只有在了解彼此的风格和我们自己的选择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不同的机会，进而逃离单一会话风格的牢笼。
沟通方式的差异并不能解释男女关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人际关系有时会受到心理问题、爱与关怀的缺席、真正的自私以及政治和经济方面不公平性的实际影响的威胁。但是，在数不清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些失败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控，原因仅仅是伴侣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以及他们对如何沟通的设想。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对话风格来解决分歧，我们就能更好地面对真正的利益冲突，并找到一种共通语言来解决这些冲突。
在提笔写《我不是那个意思！》的序言时，我讲过一位学生的故事，她说我在乔治城大学教授的一门课挽救了她的婚姻。就在前不久，还是这位女士—现在已经成为教授，并维持着婚姻—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写道，她和丈夫本来正在交谈，不知怎么，谈话变成了争吵。吵到一半时，他恼怒地说：“泰南博士最好快点儿写完那本新书，没什么比男人和女人对话这个问题更大了！”在这篇前言的最后，我把本书献给这位丈夫，也献给世界各地正在尽最大努力与彼此沟通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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