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举办的“东亚人类学论坛”以“人类学与历史”为主题，就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史的关联性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就人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就人类学民族志的学术功效进行了思考。在此基础上，论坛还特别关注了东亚人类学本土定位时的自我与他者的比较研究。《人类学与“历史”：第一届东亚人类学论坛报告集》即为本次论坛的研究成果，书中上卷为中文（包括一篇英文），下卷为日文。

　　首届东亚人类学论坛：人类学与历史—学术论坛综述
　　姜 娜
　　摘 要：2012年3月28日至30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亚人类学论坛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来自日本、韩国、越南、英国、美国以及中国两岸三地等2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共收到论文31篇。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类学与历史”，围绕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就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史”的关联性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就人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就人类学民族志的学术功效进行了思考。另外，除了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历史”研究以外，论坛还特别关注人类学最为基本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东亚人类学本土定位时的自者与他者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人类学 历史 历史学 自者 他者
　　为促进东亚以及欧美各国的人类学者之间有关东亚社会研究成果的交流及东亚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2012年3月28～30日，首届东亚人类学论坛在中山大学永芳堂讲学厅隆重举行。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类学与历史”，由日本东京大学及东洋大学荣休教授、国际著名人类学者末成道男先生发起和召集，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次东亚人类学论坛共邀请到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越南以及中国两岸三地的学者30余人，收集到论文31篇。
　　在本次论坛上，与会学者就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史”的关联性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就人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就人类学民族志的学术功效进行了思考。另外，除了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历史”研究以外，论坛还特别关注人类学最为基本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东亚人类学本土定位时的自者与他者的比较研究。
　　论坛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麻国庆教授主持、致开幕词。在开幕式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周大鸣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论坛主席末成道男先生先后代表主办方致辞。几位教授都提到，本次论坛的发起可追溯到2011年年初，当时末成道男先生在中山大学作了题为《社会人类学调查中的历史》的演讲，围绕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结合自己的田野经验，对人类学调查中的历史视角进行了阐释。这次演讲的主题引起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麻国庆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的高度重视，认为有关这一问题意识的继续探讨将有助于学科间的相互了解、融合以及优势互补，从而促进东亚人类学、历史学的飞跃发展。由此，双方决定共同举办这一国际论坛。另外，科大卫教授指出，末成道男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长期以来为该中心提供了不少宝贵建议，而尽管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都是历史学出身，但是每一位历史学者都在自身学科的文献解读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进行研究，如今在末成道男先生的倡导下，将这一方法纳入东亚研究的框架内，期待着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末成道男先生则就会议的进行方式进行了说明。本次论坛，每位学者的发表时间只有5分钟，之所以这样安排，末成道男先生有两个考虑。第一，论坛时间有限；第二，与会学者的文章已经由论坛主办方收集、整理、翻译并打印成册分发给与会人员，希望各位学者在提前阅读的基础上聆听报告并进行深入探讨。末成道男先生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国际会议的主要语言多为英语，但是今后汉语会成为主要会议用语。一般而言，日本学者在阅读方面问题不大，但是在听、说方面则有欠缺，从而无法自由参加国际会议的讨论，也就无法将自身的理念传达给世界。韩国、越南等国家的人类学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清朝以前，各国使者来到曾经的中华帝国进行交流，就是通过共通的中国汉字进行交流，所以本次论坛也采用这样的方式，事先将各位学者的文章收集、翻译（中日双语）、整理打印，之后分发给各位学者以供会前阅读。
　　本次东亚人类学论坛共设置了四场分会和一场综合性讨论。四场分会中，前三场是与会学者对各自研究事例的报告，第四场则是通过这些事例来进行的理论探讨，最后再设置一个综合讨论环节，以期提出对“人类学中的历史”等理论议题的思考。
　　第一场：方法论、宗族、族谱等文献资料
　　第一场分会的主题为“方法论、宗族、族谱等文献资料”。一个民族或者族群的身份意识往往是后世建构的结果，而其建构方式多种多样，或者通过强调与中原文化的关联性来凸显自己的正统性，或通过强调民族性、族群性来凸显自己的独特性，或者根据时代背景来不断转换自己的身份定位。在普遍受中国大陆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这些方式归结到一个根本途径就是族谱的编纂，在这一过程中，越南甚至出现了电子族谱。但是，既然是建构的，其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欠缺真实性的说法，有时甚至可能还带有一种神话色彩。正如周大鸣教授所言，“越靠近现代，族谱的编纂越完善”。这充分地表明了族谱、身份意识的建构性，同时也凸显了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一起通过实地田野考察分析获取数据资料的社会背景，从而探寻历史实相的必要性。
　　在这场分会上，周大鸣教授以其对西南土著民的调查经历为切入点，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田野调查中人类学家对于历史的重视，以及解读田野资料过程中历史学方法的重要性。第二，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学问应该是为民众服务的实用学问，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通常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出一定的成果，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人类学被认为是并不实用的学问，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来认真解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孔迈隆教授通过清代台湾南部一个客家个案（台湾客家系谱文化与大陆客家系谱文化在观念上一致，组织结构上完全不同）来探讨历史人类学方法论，指出历史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特点是在一个可以提供丰富文献资料的地点做长期的田野调查，是在实际的田野工作中收集资料，这既与田野调查相关，又与文献的解读和民族志的撰写相关。
　　日本东北大学川口幸大副教授以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探讨15世纪以来600多年间该地区宗族族谱的持续与变化情况。
　　日本东北大学的嶋陆奥彦教授是韩国族谱研究中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在发言中提出，尽管都依赖于文献资料的翔实性，但是历史人类学解读历史资料的方式与历史学解读史料的方式不同，前者的解读以田野经验为基础。他历时几十年对韩国族谱、户籍等文献资料进行田野调查，在田野中收集到了同一宗族同一分支的不同时代的不同版本的族谱，除了得以对这些版本的族谱进行比较分析以外，还发现了族谱编纂的不同方式。通过这些田野经验以及对文献的解读，阐明以田野工作为基础对文献资料进行解读的方式与历史学的文献解读方式完全不同的观点。同时，他的观点与周大鸣教授的想法基本一致，即随着时代的进展，族谱越来越完善，只有通过田野调查，才能发现族谱编纂背后的人们的思想意识结构。
　　越南顺化科学大学历史系Do Bang教授与末成道男先生先后发言，两者都以越南族谱为例阐述观点，但是前者为历史学家，后者为人类学家，两者对于同一事物，即越南族谱的研究有着不同的切入点和研究视野，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这充分反映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对文献资料解读方式的不同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Do Bang教授在文献解读的基础上，发现了越南族谱字数少、以村为单位、祖先中心型等特点，而末成道男先生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除了以上一些特点外，越南族谱中还存在自我中心型的类型。同时末成道男先生通过他在越南的实地考察发现，人类学与历史学在对客观科学主义的信仰程度、与研究对象的接触方式、文字资料的解读方式、研究对象是物还是象征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如果漠视这些不同，历史学与人类学只能形成表面上的结合。为此，人类学家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寻找符合历史学之理解框架的研究方法，以期达到两者的真正结合。
　　冲绳国际大学综合文化学部社会文化学科的田名真之教授则根据自己的调查，阐述了琉球族谱的概况，指出琉球族谱编纂过程的严谨性和高度的可信性，认为其完全可以成为史学家眼中的历史资料。
　　由于中国、日本、韩国、越南都普遍存在族谱，孔迈隆教授提出可以以族谱为切入点进行比较历史人类学研究，这样对于东亚人类学的贡献应该会更大。何翠萍研究员就通过越南、中国壮族、日本家谱上记录内容的延续性，肯定了孔迈隆教授的提议。
　　几位学者又对其他学者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回答。例如，历史学家注意到，人类学家处理的文本多为族谱，针对其原因，嶋陆奥彦教授的回答是并非有意识的选择，而是在田野中发现了这一问题，亦即田野调查成为研究的契机；末成道男先生则是因为兴趣而开始研究，并认为人类学并不排斥对文本资料的分析，但是其研究方法、解读方法与历史学不同，这只是田野调查的一个补充手段。族谱是相对容易获得的文本，也是蕴涵很多信息的资料，文本分析毕竟不是人类学家的专长，与其很不熟练地大量分析各种性质的文本，不如精练地解读族谱以获取更多信息。
　　这一部分的内容线索非常清晰，主要是以族谱、宗族、地方文献为切入点，讨论从历史看现在、从现在看历史，结合文本看田野，在田野中分析文本等问题。
　　第二场：客家、水上居民、居民的形成与异化、宗教
　　第二场分会的主题是“客家、水上居民、居民的形成与异化、宗教”。族群、地方社会、宗教，三者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类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族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地方的社会大背景相关，而宗教或者成为其身份意识形成的构成要素，或者成为对外宣扬自己身份的标签。在这一部分中，学者们就三者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客家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河合洋尚博士以其在中国、马来西亚等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得出“客家”概念是一个（行政）空间（space）概念，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才正式成立的一个概念的结论，并指出，“客家”与“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承接关系。潘英海研究员通过其在台湾水沙连地区的调查，采用历史文献解读、人类学问卷访问以及现场实地观察记录等研究方法，描绘水沙连地域客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探讨台湾晚期拓垦社会的社会与文化形态，发现水沙连地域的人文生态呈现因环境生物多样性的特性所导致的特殊经济形态与生计、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多元混杂的人群关系，该地区的客家社会依然依偎着原乡，是客家社会的二次移民，这里存在着多层次叠合的族群动态关系。在两个人的报告中，都提到了空间的概念，但是河合博士强调，他的空间概念与潘英海研究员的空间概念不同，前者是行政意义上的空间（space），即生活在被认定为客家地区之下的人们都认为自己是客家或被认定为客家。后者的空间更多的是指环境。
　　2.水上居民
　　刘志伟教授、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长沼爽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贺喜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黄向春副教授，这四位学者又对另外一个族群—疍民进行了阐述。其中，刘志伟教授根据其对珠江口水上居民身份认同的研究指出，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在这种思路下，移民、开发、教化和文化传播的历史，不仅仅是文明扩张的历史，更被理解为基于本地社会的动力去建立国家秩序的表述语言。从这样一种视角来看，珠江口上的“疍民”，就不是一个古老族群的延续，而是在明清时期当地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文化上的创造。在创造了这种文化符号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构成这种文化的“历史”。所以，疍民的形成未必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极有可能是与现在正在发生着的历史相连的，因政治、经济、文化要素的变化而形成的族群，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物方面的、血统方面的族群的延续，而是一个一直在变动的制度和礼仪所界定出来的概念。长沼爽博士通过对疍民历史的梳理，思考何谓历史，认为在汉文化周边地带的广东，历史就是通过叙述或建构来展示自己与汉文化的联系、表明自己汉人身份的手段。但是，针对长沼爽博士提出的“在广东珠三角地带，16世纪以后才开始确立汉人统治”的说法，科大卫教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因为16世纪，广东并没有汉人，明太祖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降服的恰恰就是这群水上居民，彼时没有汉人的概念，只有“明”的非族群概念。对此，日本武藏大学的西泽治彦教授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人类学与历史学对于某一概念的定义的不同导致观念不同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讨论话题，因为它使得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不同凸显出来、表面化了。贺喜博士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丰富的图片展示了广东西南地区水上居民的形态，回答了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中提出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即水上人与岸上人既不是被环境所区别，也不是被文化所隔离，没有任何一个文化要素阻碍水上人与岸上人的融合，只是水上居民对于文化有着自己的一套理想类型，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类型，又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实现方式，而这也正是礼仪中国的魅力所在。另外，她还特别指出女性与神明（当地水上民的祖先）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种女性与神明之关系的讨论，其实在东亚地区非常盛行，特别是在日本、韩国、越南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这可以说是东亚地区的一个普遍现象，无论是民俗学还是人类学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累积。与前几位学者不同，黄向春副教授则是通过水上疍民的事例来探讨他者与自者的概念以及人类学家的历史感，认为汉学人类学与传统人类学的他者定义有很大不同。从Scott的Zomia概念角度来讲，水上居民的长期存在正是一个逃离社会的结果。在黄教授的报告中，流动的他者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自他关系的相对性，二是他者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其原因在于我们是在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之内来研究他者的，这其中还有一个跨越时空的帝国形态和文明体系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讲，文字历史更加重要，不可或缺，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正是帝国形态和文明体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系统中的面向，并成为其内在的组成部分。
　　几位客家研究报告学者最后指出，水上居民以集团为单位、以船为核心在水上生活，他们的系谱意识并不浓厚，而是以亲与不亲进行区别，即以是否为近亲来区别，他们对于自己的源头多依靠口头传承来追溯，而口头传承在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看来都是货真价实的重要历史史料。
　　3.宗教
　　越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大西和彦先生通过处理其对越南九天玄女信仰的研究资料的经验，得出“在重构前近代历史的时候，考察由大量人员在大范围地域内进行认真调查和核对而获得的文献资料的方式，在获得客观的、高质量的、大量的信息方面更为有力。而文化人类学的访谈则容易成为历史研究的动机。通过了解研究对象的现状可以再次确认或者审视从文献中获得的过去的信息，可以激发我们继续研究的欲望，成为研究思路诞生的契机”的结论。日本女子大学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中西裕二教授通过其20多年来对于日本民俗宗教的研究认为，日本民俗宗教源自日本中世佛教的说法更符合日本民俗宗教模式，并提出，日本中世早在四五百年前就已经结束，而其宗教却流传到现在，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只有人类学家而非历史学家才能够解明。越南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Chu Xu？n Giao先生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个从现在追溯过去，再从过去回到现在，探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的学问，其基本立场是“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通过对越南“盟誓”仪式的复苏过程、原因的研究，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得出了单纯从历史学或者人类学角度出发得出的不同的结论，强调人类学考察中文献解读的重要性，由此尝试着进行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实质性的、生产性的结合。
　　有关宗教这一部分，各位与会学者通过日本民俗宗教研究的现状—①古代宗教多由历史学家研究，人类学家多研究现在的民俗宗教；②文献虽多，人类学家较少参考—来探讨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联手通过田野调查解读文献的必要性。
　　4.居民的形成与异化
　　中国西南研究是中国人类学、日本人类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张应强教授的田野点就在黔东南地带，该地带以苗岭山脉为分界点，分为北部的清水江流域和南部的都柳江流域。北部有很多汉文文献，且以木材贸易为主，南部却鲜有汉文文献，并受广州影响而盐贸易兴盛。这意味着对于同一地区的研究必须结合实地调查与文献解读两种方式，如此才能明白同一地区的社会文化差异性所在，而这恰恰就是对末成道男先生所倡导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尝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张教授指出，同一文献对于不同地区的人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并且，该地区很多居民（侗族、瑶族人居多）并不会说汉语，说汉语的人被称为“客”，但是汉文文献却能够在这些人之间流传，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华侨研究也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课题。日本名樱大学李镇荣教授将研究视角投向韩国华侨，认为历史事实与人们的实际认知并非一致。例如，韩国华侨的身份定位就很难，既不是韩国人，也不是韩国华侨或者中国台湾人、中国大陆人，在人们的认知中，他们只是居住在韩国的华侨而已。1992年，由于中韩之间的一些政治问题，有关韩国华侨组织的功能基本丧失，现在能够将韩国华侨聚集在一起的只是事件，而不是机构或者领导人物。
　　香港中文大学的蔡志祥教授以“关系”一词为切入点，通过田野工作分析商业历史中的人际关系变迁，进而分析社会变迁，指出关系是不断变化的，时而增强，时而减弱，时而消失，仅仅分析历史文献是无法捕捉到这些动态关系结构的，由此来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这一场分会的讨论，重点在于通过案例强调人类学田野考察方法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田野考察，才能够在事物动态变化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找出表象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而分析出其本质结构所在。
　　第三场：现代化与历史、少数民族
　　第三场分会的主题是“现代化与历史、少数民族”。在全球化、现代化的今天，少数民族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动。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少数民族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如何塑造自己的形象？采取怎样的策略在既符合大传统、大的社会背景的社会需求的同时，又不丧失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面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困境，人类学者、历史学家又能做些什么？
　　蒋斌教授通过对无文字民族—排湾族的研究，聚焦分析其撰写乡志的近期动向，认为历史学家虽然也重视史料的写作背景，但是原为通过口述方式传承家族历史的人们在面临要将自己的历史通过文字呈现于大众之前时的那种焦虑感，这一过程中人们之间的感情和利益纠葛等，这些背景、过程、场景只有强调实地观察的人类学者才能够经历。
　　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教授的观点呼应了蒋斌教授的总结，程美宝教授通过其对台湾泰雅族人的命名和墓葬习俗的研究，考察清代以来不同地区的土著居民如何被整合到由汉文化主导的统治秩序中去。通过这一考察，她认为，历史学家也重视史料撰写人的自我意识，人类学家也很重视史料的收集和解读，人类学家重视结构，但结构也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学家现在撰写的东西很多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的史料。
　　日本九州大学的长谷千代子讲师对云南德宏傣族进行研究，认为云南德宏傣族的历史观具有四个特点：①强调认同感；②查明历史为的是称赞自身现在的文明程度高；③辉煌的过去与辉煌的将来紧密相连，所以要树立一个辉煌的过去；④重视对旅游业的影响和留给其他民族的印象。由此，她认为，近代历史学强调客观，但是通过田野过程发现，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资源，比起客观的历史，他们更重视受欢迎的历史形象。科大卫教授质疑长谷千代子讲师文中提出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可行性，认为这一概念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观和历史内涵，应该谨慎使用。而长谷讲师认为，写历史应该有一个主体单位，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民族，或者是地方村落，地方知识分子也是其中之一。但科大卫教授指出这是人类学家写历史的方法。一个貌似简单的概念也折射出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不同点。
　　与此相对，麻国庆教授则提出了一个没有文字的狩猎民族的历史被外来者撰写的案例。鄂伦春族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分别在清王朝、俄国调查时期、日本殖民和新中国成立后这样几个历史阶段被“外人”书写。麻国庆教授进行无文字被定居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与国家话语体系的研究，关怀这样的民族的社会问题和其自身文化消失的问题。以此为基础探讨人类学与历史结合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思考到底何谓“进步”，萨林斯讨论的原始富裕社会是否存在，精神与心灵的富裕是否更为重要，原始富裕社会向现代富裕社会的过渡是否也是一种进步，这些问题归结一点就是：到底什么是幸福？而回答这个问题正是人类学家的责任。崔吉城教授针对麻国庆教授的发言点评道，跨国游牧社会的比较研究、殖民时期与现在的比较研究也很重要。
　　马健雄助理教授以拉祜族的研究为例，认为明清以来中华帝国西南边疆的建立及其近代化转变，是与地方族群政治密切联系的。他指出，拉祜文化在以循环论的时间观念来消解“线性的历史”的同时，将过去发生的历史性事件转化为连接生活现实与命运的通道。民众的这种时间观、历史观与大传统的线性时间历史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香港科技大学张兆和教授通过对黔东南少数民族的民族起源传说的研究，提出任何一个族群都不是通过一个纯粹的历史认知和民族身份来作标签的结论，因为两者都是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产物。
　　这一场分会的讨论，首先体现了人类学家的人文关怀和历史责任感。其次，我们会发现对于无文字民族、族群而言，一则他们本身有着书写自身历史的强烈渴望；二则“外人”撰写的历史尽管因撰写目的、主体、社会背景不同而未必完全客观，但对于当地社会研究而言都是宝贵的历史史料。再次，从各位学者的发言中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到：①自他比较的重要性，②自他概念的相对性，③自他观点的相对性乃至矛盾性等。最后，从学者们的发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条隐线，即一个群体自身的自我定位与国家权力、地方权力、研究者对其定位的不一致性。
　　第四场：不同学科看待历史的视角是否有差异
　　第四场分会的主题是“不同学科看待历史的视角是否有差异”。这一部分主要是结合以上案例进行理论探讨。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桐本东太教授以户籍和族谱为切入点，探讨人类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同时向人类学家建言，在研究中不应该忽视国家视角。
　　日本武藏大学人文学部西泽治彦教授认为，不应该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硬性地融合在一起，也没有必要进行严格区分，应该在保持各自特色、各自身份标签的基础上，互取所长，相互合作，进行研究。西泽治彦教授首先对人类学者主张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进行整理，之后在对中国人类学的历史进行回顾的同时，指出其在创始期时就已经融入了历史的要素，提出未来的人类学研究应有效运用这一特性进而立足于历史学研究的最前沿。他认为，人类学与历史学是“前沿与后方基地”的关系，人类学以现代为舞台开拓新的领域，而历史学则将继续对这一土地进行平整工作。伊藤亚人教授以韩国历史的多样性为例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即构成历史的社会文化脉络极为复杂，除了官方历史以外，还有民间的各种各样的历史观，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诉求、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建构方式创造了不同的历史观，而观察这些历史观的最好方法就是人类学研究法，人类学就是要全面展示各种历史观的全貌。
　　日本东亚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的崔吉城教授以韩国人类学与韩国历史的研究为例，探讨人类学与历史结合的可能性。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统治阶级的王朝制度和政治制度，其中很难看到活生生的人。历史学研究以文字记录为前提，而人类学则起源于对“无文字”文化的研究，两者在本质上有区别。然而人类学也研究有丰富文字记录的复杂社会，因此其研究中必然包含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历史。尤其是在东亚的汉字文化圈，自古以来就留下许多文字记录，以文字记录为媒介进行历史研究或者比较研究也就成为可能。因此有必要把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韩国也萌生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相互合作的意识。
　　云南大学何明教授作为一个对各门学科融会贯通的学者，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阐释自己的观点，以历史的开放性和建构性为题，同与会学者一起分享近期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成果。他在以傣族的竹文化、语言、家谱为对象进行研究时，发现了很多疑问，这促使其开始思考何谓历史。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多通过口述历史来建构自己的民族历史，很多内容都还可以从民族传统仪式中看出来。何明教授强调同一民族、族群内的人对其历史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另外还要注意不同族群的历史观的比较以及不同国家对于同一民族、族群的历史的表述方式。历史的建构往往是很多因素相互影响建构而成的。国家、学者、族群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相互影响的。何明教授在最后又提出几个问题：①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否存在；②历史解决的是复原历史的问题，人类学重视的是人心中的历史，两者是否能够调和。
　　何翠萍研究员以“James Scott高地东南亚新命名的Zomia的意义与未来”为题展开论述，认为James Scott对于历史资料的解读有些粗糙。指出他与利奇对高地社会的研究的不足。首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高地的居民是由想要逃避国家的人构成的；其次，简化了文化和历史在个人与集体的形塑上的意义；最后，平等与不平等的二分法会带来简化和概化的危险，比如说对于高地社会的负面影响的简化、将高地社会的阶序关系也视为虚假的阶序关系等。总结而言，负面理解较多，个人主体预设色彩浓厚。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科大卫教授的团队于两年前申请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提出了一个名词“关键性的礼仪标签”，这些标签包括称谓、拜祭核心、建筑模式、宗教传统、控产合股、非宗教性的社会组织等，并将这些标签分时代、地点绘制到地图上去。科大卫教授认为，这就是历史对于人类学的贡献。
　　香港科技大学的廖迪生教授以“田野中的历史”为题展开讨论，认为在很多偏远地带，在当地人的眼里，历史就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所以，要慎重对待历史和处理历史资料。人类学家参与历史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参与到当地的历史创造中去；另一个是将口述历史记载下来。但是当地民众并不是很清楚对于历史有贡献的人类学。当地人并不反对国家的正统历史，但是同时他们的地方认同会创造不同的地方历史，关键报道人也在主观筛选之后才将材料提供给人类学者。但是人类学家相信，如果能够有足够的社会历史脉络资料背景，是可以理解这些地方历史的。人类学家有时是历史的见证人，有时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目的是了解社会文化的复杂过程，接近事件发生的过程。但是每个人类学家有不同的记录方法，应该将田野记录认真地、分类别地记录下来，让记录自身说话。
　　这一部分的讨论，其话题如同主题设定一样，更多地集中于人类学与历史学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对历史的不同关注重点以及人类学与历史结合的可能性，进一步接触到了人类学对于历史学、历史学对于人类学的可能性贡献。
　　第五场：综合讨论
　　最后进入综合讨论阶段。末成道男先生建议将话题集中在几个方面：①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史是否一致，是否存在“民众历史”；②自我与他者的关系；③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即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否一致，人类学做的工作是否历史学的补充，人类学与历史学协力对同一事情做研究的可能性。
　　孔迈隆教授认为，历史学家要利用档案、论证档案，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时创造自己的档案。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档案是学者研究的宝库，而人类学家的档案则鲜有人使用，因为与前者相比，后者是片段的、并非涵盖所有内容的整体性的档案，这些档案与人类学家自身的经验密切相关，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即使看也未必看得懂。但是，他相信，人类学家撰写的是有历史价值的资料，人类学家所撰写的民族志可以成为以后的历史史料。人类学家也会进行资料批判，所以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一样具有史料批判能力。
　　科大卫教授认为人类学与历史学有着相同的兴趣点，研究方法一致，在他看来，人类学似乎面临着某种危机，而历史学没有，这恐怕是人类学与历史学最大的区别。历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面临严重的危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相撞击时，学者们不知该如何去做。现在危机已经过去，历史学对自己的学科非常有信心，所以，希望人类学在面对危机时，充分意识到历史学是人类学的伙伴，一起战斗、一起研究、一起渡过难关。同时，科大卫教授认为，既然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的研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所以历史学家绝对不允许出现A村、B村这样的替代名，因为这会让人弄不清楚作者到底说的是哪里。
　　对此，末成道男先生提出，人类学家撰写的民族志反馈给当地人，当地人是很认真地以审视的眼光来阅读的。而用假名来代替具体研究地点，这是人类学的宿命，否则难以与当地人建立信赖关系。这是人类学与历史学两者之间方法上的最大区别。
　　西泽治彦教授认为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方法论基本一致，但是在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没必要硬性地把两者融为一体。例如，最近有很多年轻历史学者开始做田野调查，但是不写民族志；很多人类学家也收集资料，但是解读文献的方式和关注点却不一样，所以，应该在承认两者之间的区别的基础上再继续讨论。另外，提到人类学家的危机问题，他认为美国人类学也许有，但是中国并没有。然而，正如刘志伟教授所说的那样，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有不同，两者的书写方式、研究方法不同，是我们都承认的，更多的讨论还是应该置于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方面。由此，崔吉城教授提出，我们应该认真区分历史学与历史两个概念。
　　魏捷兹教授认为，人类学与历史学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没有必要各自举例来评判对方，莫不如提出一个共同的范例进行探讨，以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应该正视历史，要承担起挖掘历史真相、承认真实历史的责任。
　　伊藤亚人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做田野调查时曾遇见很多问题，于是开始利用历史学家有关族谱、墓碑的史料来进行研究。经过20多年的研究，终于明白了很多70年代不清楚的事情。如今，40多年过去了，该村落已经衰落，不知还能够坚持多久，于是再次回到村落，与对方商量用实名来撰写。对方不仅同意了，还把很多隐秘资料提供给他看，使之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在村落百年历史长河中进行研究。伊藤教授通过个人的田野经验、文献解读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法与历史学文献解读研究方法相结合的鲜活案例。这促使我们认真思考人类学家书写历史的方式。
　　Do Bang教授认为人类学与历史学都不是精准的科学，而是一个努力接近科学的学科。所以，两者更应该结合起来，接近真相。
　　大西和彦教授提出每个人获得的资料总是有限的，人们的历史记忆可能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所以要将很多资料进行比照研究去寻找真相。
　　田名真之教授认为，任何资料都不是完全客观的，都是研究者带着一定的目的、在一定的背景下撰写的，所以即使是历史资料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也并不完全相信历史文献，而是用批判的眼光来解读。使用同样的资料，每个使用者还有自己的历史观，对资料的解读方式也会因人而异。他提出的疑问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访谈获得的资料应如何判断其正确性和客观性？虽然使用假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是人类学家到底应如何判断田野中收集到的资料的价值？
　　在综合性讨论过程中，与会学者畅所欲言、积极探讨，频繁进行学术上的交锋与沟通，与会听众也踊跃加入到讨论之中。
　　东亚人类学论坛的闭幕式由末成道男先生、科大卫教授、麻国庆教授和刘志伟教授共同主持。在闭幕式上，论坛主席末成道男表示，对本次论坛的进行很满意，有这样一个能够正面交锋的平台十分难得，大家获益颇多。会议主持人麻国庆教授总结说，人类学与历史学对待历史的态度和解读历史的方式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在承认这一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研究的路径。本次论坛的意义在于，诸位参会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东亚社会研究对于拓展全球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空间的可能性，尤其是本次论坛所涉及的超越民族文化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的问题，也是当今社会急需进行讨论的课题。
　　最后，在末成道男先生和刘志伟教授的主持下，本次东亚人类学论坛宣告圆满结束。本次论坛的研讨成果将以论文的形式加以总结，以中日两种文字整理结集成会议报告。

　　麻国庆，198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兼人类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秘书长，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国家图书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评估专家。

　　末成道男（1938-），国际著名人类学者，日本东京大学、东洋大学荣休教授，现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学刊》学术顾问。学术领域包括人类学、民族学、东亚研究、东南亚研究等，近年来长期在越南做田野考察。

上　　卷
导　言【末成道男】／3
作为历史学之前沿的人类学【西泽治彦】／20
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考察【周大鸣】／27
从人类学角度接近历史
——韩国的族谱、户籍、契册以及田野调查【嶋陆奥彦】／30
宗族的“长期持续” 与变化——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川口幸大】／36
人类学与史学在家谱研究方面的不同
——越南系谱意识中的“中空结构”【末成道男】／43
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看越南民间信仰的复兴
——利用过去的价值来表明今日期望的祭祀活动【Chu Xu?n Giao】／50
摇曳不定的韩国的华侨身份意识再考【李镇荣】／55
惜字之化，以兴文教：帝国晚期竹堑地区的文人、书写与国家【魏捷兹】／62
晚清水沙连地域客家社会之形成与形态【潘英海 邓相扬】／72
“ 客家原乡 ”的诞生
——粤闽赣交界地区客家空间生产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河合洋尚】／86
“ 历史 ” 在广东这一地域社会的意义
——以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和水上居民为例【长沼爽】／94
历史·他者·汉学人类学【黄向春】／102
日常生活中的“ 历史实践”：云南西南部拉祜族社会有关“幸福” “权力 ” 与
“生命 ”的仪式与诠释【马健雄】／111
试论德宏傣族知识分子的历史意识【长谷千代子】／117
“他者”的书写——近代不同时期的鄂伦春族政策变化及社会文化变迁【麻国庆】／124
民族身份与历史意识：中国贵州东南部族群他者政治试释【张兆和】／134
东亚的多频道历史与人类学【伊藤亚人】／146
韩国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崔吉城】／153
田野中的“历史”：人类学的经验【廖迪生】／159
日本宗教文化史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中西裕二】／167
论James Scott 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的意义与未来【何翠萍 魏捷兹 黄淑莉】／172
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联结点【桐本东太】／184
琉球家谱的概况与特点【田名真之】／187
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的越南家谱研究【Do　Bang】／193
九天玄女信仰向越南南部的传播【大西和彦】／199
珠江口水上人的历史人类学【刘志伟】／206
乡村社会的一个边缘群体：三僚村的地理师【刘昭瑞】／212
在田野中的商业史：华侨商人与家乡的联系【蔡志祥】／222
从礼仪标签到地方制度的比较
——“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介绍【科大卫】／233
从家屋到宗族？
——广东西南地区上岸水上人的社会【贺 喜】／240
从口述到书写的历史
— 台湾原住民排湾族G村部落志的撰写与竞争对话【蒋 斌】／261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 Case Study
——The Zhong Surname（钟氏）in South Taiwan Hakka Societ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Myron L.Cohen】／278
讨　论／310
编后记／341


下　　卷
編者総括【末成道男】／345


歴史学の最前線としての人類学【西澤治彦】／365
中国における人類学の実践
——人類学の研究方法に対する考察【周大鳴】／373
人類学から接近する歴史
——韓国の族譜、戸籍、契冊、そしてフィールドワーク【嶋陸奥彦】／377
宗族の「長期持続」と変容
——珠江デルタを事例として【川口幸大】／384
家譜をめぐる人類学と史学の違い
——ベトナム系譜認識の中空構造をめぐって【末成道男】／393
歴史人類学の視点から見たベトナム民間信仰の復興
——過去の価値を通して今日的要望を発信するお祭り―【Chu Xuan Giao】／400
韓国の華僑の浮遊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再考【李鎮栄】／406
文化と教育を興すために文字を大切にする
——帝国末期における竹塹地域の文人、書くこと及び国家【魏捷茲】／415
晩清水沙連地域客家社会の形成と形態【潘英海　鄧相揚】／426
「客家の故郷」の誕生
——広東省·福建省·江西省の省境における客家空間の生産をめぐって―【河合洋尚】／442
広東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歴史」の意味
——珠江デルタの宗族と水上居民を例に―【長沼さやか】／449
歴史·他者·漢学人類学【黄向春】／458
日常生活における「歴史実践」：
雲南省西南部ラフ族社会の「幸福」「権力」「生命」に関わる儀礼とその解釈【馬健雄】／468
徳宏タイ族知識人の歴史意識に関する試論【長谷千代子】／476
他者の叙述
——近代異なる時期オロチョン族の政策変化と社会文化の変遷を例に【麻国慶】／483
エスニック · 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
歴史認識：中国貴州省東南部におけるエスニック · グループの
「他者による政治」に関する一考察【張兆和】／494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多声的な歴史と人類学【伊藤亜人】／510
韓国における人類学と歴史学の接合【崔吉城】／520
フィールドの中の「歴史」：人類学的経験【廖迪生】／527
日本宗教文化史と民俗学、そして文化人類学の課題【中西裕二】／536
James Scott の高地東南アジアに対する新命名——Zomia——の意義と未来
【何翠萍　魏捷茲　黄淑莉】／542
人類学と歴史学の接点【桐本東太】／555
琉球家譜の概要と特徴【田名真之】／558
歴史学と人類学におけるベトナム家譜研究【Do Bang】／564
九天玄女信仰の南部ベトナムへの伝播【大西和彦】／571
珠江デルタの水上居民に関する歴史人類学【劉志偉】／579
農村社会における周辺的な人々：三僚村の地理師【劉昭瑞】／587
フィールドの中の商業史：華僑商人と故郷の関係【蔡志祥】／599
儀礼標識から地方制度までの比較
——「中国社会の歴史人類学」研究計画の紹介として【科大衛】／613
質疑討論／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