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战后日本外交政策演变的分析，认为战后日本外交在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条约》的制约下，基本上采用了所谓吉田茂的“中庸”路线，但这一外交路线受到左右两派的攻击，造成了“和平国家日本”和“大国日本”的分裂，并对日本通向“正常国家”的外交构成极大的障碍；进而又从“中等国家”外交的角度分析了战后日本外交的主体性，认为日本应放弃追求“大国外交”，从日本自身及国际形势的实际出发，采取“中等国家”外交的策略，这样反而更有利于日本外交主体性的发挥。

　　中文版序
　　在战后的日本外交里，“看不见的手”始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中国读者所担忧的日本的“民族主义”，既是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失望和不满，又往往被“看不见的手”所阻止。
　　例如，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到了1960年才被修改为现在的《日美安保条约》。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当初的动机，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通过日美关系的“对等化”，试图加强日本的主体性。但修改后的《日美安保条约》，却更加明确了日本在防卫安全政策上的对美依存的制度化。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就任首相的时候，希望就日本的核武器问题同美国总统举行首脑会谈，并直率地向美国转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10年以后，1974年佐藤荣作获 　　中文版序
　　在战后的日本外交里，“看不见的手”始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中国读者所担忧的日本的“民族主义”，既是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失望和不满，又往往被“看不见的手”所阻止。
　　例如，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到了1960年才被修改为现在的《日美安保条约》。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当初的动机，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通过日美关系的“对等化”，试图加强日本的主体性。但修改后的《日美安保条约》，却更加明确了日本在防卫安全政策上的对美依存的制度化。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就任首相的时候，希望就日本的核武器问题同美国总统举行首脑会谈，并直率地向美国转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10年以后，1974年佐藤荣作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67年佐藤荣作担任首相时期，提出了“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这是他获奖的最重要原因。对上述两个事例，本书将进行详细考察。
　　中国的读者可能将此理解为日本文化的特征——“真心”和“表面”。但是，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希求日本主体性的“民族主义”往往被“看不见的手”所控制，在该平息的时候就得到平息。那个“看不见的手”的正体，就是本书作为分析框架所提出的“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体制”（简称“九条安保体制”）。本书明确指出，根据战后日本的经验，日本的“民族主义”冲动始终未能超越“九条安保体制”。日本的防卫安全保障政策受到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根本性制约，具有与中国或美国截然不同的“中等国家”特征。
　　战后日本以“九条安保体制”为基础，把大部分资金预算和人力资源集中投入外交政策领域，对此，用“中等国家外交”的概念来说明比较恰当。日本不仅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财政、人力的支援，在国际机构里努力防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且为促进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提供援助，冷战后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PKO）和促进人类安全的活动，等等。战后日本集中精力推行这些领域的活动，毫无疑问都是典型的“中等国家”型的外交活动。
　　从外部世界理解日本时，很容易出现一些混乱，这是因为“九条安保体制”里存在着两大结构性问题。第一，无论是宪法第9条，还是《日美安保条约》，本质上都制约日本的主体性和自立性，从而容易伤害“经济大国”日本的国家主义者的自尊心。尽管如此，虽然“九条安保体制”曾经发生过动摇，但通过战后整个历史过程反而又得到了加强。那是因为“九条安保体制”使日本的军事侵略历史意识深深扎根于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而且日本社会也感受到历史的沉重负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九条安保体制”应该更加准确地被称为“九条安保历史体制”。
　　“九条安保体制”始终存在的另外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日本社会和舆论围绕外交政策而产生的分裂。1946年制定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冷战。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时期，朝鲜半岛也没有完全分裂。但是到了1947年，欧洲地区开始发生冷战以后，1948年8～9月朝鲜半岛分裂为朝鲜和韩国，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9月，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同日又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换句话说，战后日本宪法是在冷战发生以前制定的，是对日惩罚的战后处理的核心；而《日美安保条约》是美国在冷战体制下需要日本的时候所制定的一种机制。
　　在日本国内，以战后宪法作为国策而维护的舆论和政治力量，与冷战体制下形成的以日美安保作为基轴的现实路线之间产生了全面对立。本书将详细说明，“九条安保体制”的扭曲结构是如何导致战后日本国家认同意识分裂的。其结果是，日本政府在政治上难以触动修改宪法问题；战后日本的保守势力虽然提出修宪主张，但在现实中只能在宪法框架内推行政策立案和运营。
　　随着冷战秩序瓦解，各种安全保障问题大量出现，“九条安保体制”开始显现出种种局限性。虽然“九条安保体制”从根本上制约日本的自立性，但旧的问题以新的形式再次浮现。2006年就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就以“摆脱战后体制”和“有所主张的外交”为口号而主张修宪，这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一旦追求日本主体性和自立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否认“九条安保体制”的基础上所存在的侵略亚洲的历史，这是其一贯的思想立场。也就是说，这种思想是存在于“九条安保体制”之外的。
　　尽管如此，从结果来看，当前第二届安倍政权的外交政策依然被“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仍然被限制在“九条安保体制”的框架内。然而，主张“摆脱战后体制”的思想上的冲动，虽然存在于“九条安保体制”的框架之外，实际上却是“九条安保体制”框架内的变化。为了让中国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在此先进行简单的说明。
　　对安倍晋三首相试图推行的外交安保政策的变革，大多数外国人认为这是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所主张的“正常国家论”主要有两点：第一，“国际社会上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日本也应理所应当地负起自己的责任”；第二，“面对人类共同的课题，日本应自觉做出最大的努力”。具体而言，就是小泽一郎一贯主张的自卫队要全面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基本上立足于国际主义观点的问题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得到重大进展，如自卫队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重新确认”日美同盟等。这些都作为政策论或者法律论在“九条安保体制”框架内进行，而且正如当时频繁使用的“国际贡献”一词所显示出的那样，基本上都根据国际主义思路而得以实现。
　　在这一时期，宫泽喜一内阁的“关于慰安妇问题有关调查结果的河野洋平内阁官房长官谈话”（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在国会就职演说中对“侵略”的明确使用（1993年8月23日）以及在与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的首脑会谈中明确表示的道歉（1993年11月7日）、战后50周年之际对“侵略”亚洲表示道歉的“村山富市谈话”（1995年8月15日）、1996年以后致原“慰安妇”的时任日本内阁总理的道歉信（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小泉纯一郎等）、小渊惠三和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发表的《日韩联合声明》中明确体现出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1998年10月8日）以及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的《中日联合公报》里明确写入的“侵略”和“深刻的反省”（1998年11月26日），等等。这些都与日本政府从正面对待历史问题并从国际主义观点出发的立场密切相关，是日本调整冷战后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结果。
　　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将“正常国家”理解为日本推动国家主义的看法，这种看法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韩国等近邻国家，而且在关注这一问题的欧美国家知识分子心中生根发芽。虽然这些认识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都认为：日本“正常国家化”意味着日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作用将“觉醒”，最终将通过修宪实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行使军事力量的目的。这种认识正在逐步扩散。与此同时，因为这种认识与日本国内的问题意识相差甚远，大多数日本人逐渐不再使用“正常国家”一词。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样反而助长了国外的这种单方面认识。
　　在这样的社会整体氛围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自卫队作用的扩大、日美同盟的加强、日美同盟体系内的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修宪动向等，都引起了近邻国家的警惕。而且，中国和韩国对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不信任，不仅在知识分子层面上，而且已经在政府层面上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国内受到国外观点的影响，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言论的力量衰弱，国家主义言论的气焰更盛。同时，这些又使海外舆论对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误解大增，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尤其是在这种认识背景下，2012年年底产生了第二届安倍政权。
　　安倍首相的思想如何具体反映到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安倍首相与他对历史问题的复古主义态度相反，正如同被“看不见的手”所引导的那样，多次改变了自己的发言。安倍首相重新掌权以后，优先强调经济政策，较少谈及历史问题，而且曾经提出过的“摆脱战后体制”“有所主张的外交”等口号，到如今变成“积极和平主义”。
　　虽然他的动机是国际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但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并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冒着被误解的危险在此直言：即使日本能够参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和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集体自卫行动，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和围绕日本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如果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日美同盟的一体化反而会得到加强，从而依然限制日本的自立。另外，参加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在本质上也是如此。在这些动向的根基里基本上都存在国际协调主义。
　　美国著名的外交期刊《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2013年7～8月号上登载了以《日本复活》（Japan is Back）为题的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采访纪实。在采访中，安倍首相表明:
　　即使日本修改宪法，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与加拿大相比，还将处于被限制的立场。
　　虽然安倍这么说是为了消除海外过度的担忧，但如果从“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作用来看，这一发言实际上反映了本书所分析的日本外交的“中等国家外交”本质。在本文开头，我们提到了岸信介担任首相时期的《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和佐藤荣作担任首相时期的围绕核武器的应对策略。安倍首相跟这两位首相都有血缘关系，在他身上正发生着完全类似的现象。
　　从中国关于日本的“常识”来看，这种解释可能是难以完全接受的。但是，我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再读一遍这篇序文。日本对中国的理解也是一样的，正确的相互理解是改善两国关系的第一步。恳切希望本书能够为此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
　　添谷芳秀
　　2013年11月
　　译者序
　　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添谷芳秀是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以及东亚问题专家。添谷教授毕业于日本上智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师从于奥克森伯格教授，攻读了博士课程，1987年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1995年，他的博士论文在日本出版成书《日本的经济外交与中国 1945～1972年 》（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出版），1998年英文出版Japan’s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China, 1945-1978(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由于他在美国留学，不仅在日本学界，而且在欧美学界经常发表独特的论文，所以在日本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经常被学界引用而受到高度重视。
　　他的专著《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与构想》（日本筑摩书房、2005年出版）是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该书作为日本大学本科生的日本外交有关的基础性教材，对战后日本外交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阐述和深入的分析。特别是该书提出了认识日本战后外交的一个新的视角——“中等国家”外交，并从这一视角分析战后日本的结构以及特征。这对于读者更加系统地了解和认识战后日本外交所走过的历程、当今日本外交的选择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都具有全新的意义。
　　2001年4月，译者到日本留学以后，在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的小此木政夫、国分良成等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也有幸多次参加添谷教授的“战后日本外交”科目。尤其是能够在课堂中直接接触添谷教授而了解他所主张的“中等国家”外交论。在这次翻译过程中，添谷教授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早早提供了中文版序，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一开始看到本书题目的时候，立即有好多疑问，例如“日本是否属于中等国家？”“日本的外交是否称得上中等国家外交？”“日本是否能够走上‘中等国家’外交的道路”等。冷战结束后，日本虽然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失去的20年”，但仍然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仍然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舞台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时常提出实现“正常国家化”“入常”等口号，试图摆脱所谓“战后体制”。尤其是2012年安倍晋三重新掌权以来，日本通过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主张实现“强国日本梦”。但读完了以后，作者并不是为了掩盖日本的“军事大国化”或“政治右倾化”，而是从“中道保守”的立场出发，明确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本质和今后方向，战后日本外交的道路并没有走向军国主义，而始终被限制于“吉田路线”框架内。对此，作者把日本外交定位于“中等国家”外交。
　　作者为了让读者更加理解“中等国家”外交，在本书里指出，世界上有“超级大国”(super power)、“大国”(great power)、“中等国家”(middle power)、“小国”（small power）四种国家类型。“大国”和“中等国家”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仅在于物理上的国力之差，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所具有的力量转变成某种影响力的能力和程度。“大国”把军事当作最终的堡垒，而且在有事时毫不犹豫地把本国的历史观、价值观及利益贯彻到外交上去。与此相比，“中等国家”虽拥有一定的力量，但放弃大国那样的以本国为中心的“单边主义”，在“大国”所主导的权力政治的舞台上后退一步，在并不隶属于大国外交的领域(例如：多边合作)里，发挥重要的影响。换而言之，“中等国家”，并不是构成国际政治基本秩序的大国，而是能够促使国际秩序产生一定变化程度的国家，通常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
　　对于战后日本外交，作者把吉田茂的选择作为其源流，称之为“中等国家”外交。战后加拿大所积极推行的“中等国家外交论”里混合着两种视角，一种从自身国力出发定位于“中等国家”的视角，另外一种关注外交水平的并在大国之间的中间领域里发挥作用的“中间领域外交”的视角。澳大利亚也开展了同样的外交，加里斯?埃文斯担任澳大利亚外长时，从“中间国家”的视角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亚太多边外交称为“空隙（niche）外交”。由此，“中等国家”本来的含义并不是指国家大小和国力强弱，其更重要的内涵，是指要投入外交资源的领域。因此，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谈论日本是不是“中等国家”，主要谈论的是日本外交的领域，即“中等国家外交”。
　　作者认为，即使日本的国力大于“中等国家”，也只能把外交资源投入到中等国家外交，这并不矛盾。尤其重要的是，背负侵略亚洲的历史和国内的国家形象的分裂，已经给日本外交造成了分裂，实际上日本不可能存在大国外交的选择可能性。其实，作者的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关注的。
　　尽管如此，需要注目本书里的以下几点：第一，日本国家形象的“扭曲现象”。战后日本外交并不根据对国家目标的共识，而是在“国家主义”和“和平主义”等多种主张之间，经过调整和妥协，逐步走上了日本特色的现实主义道路，而且形成了所谓“吉田路线”。
　　第二，日本外交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就是以“1955年体制”下的“吉田路线”为中心，坚持了战后构想的持续性。作者不仅高度评价“吉田路线”，也对中曾根康弘的“无核中级国家论”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认为两者都属于同一个轨道。
　　第三，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外交的变化，作者从国际安全的概念来进行说明。“1955年体制”崩溃以后，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国内的左派力量遭到了很大的挫折，而右派势力得到了增强。因此，长期熟悉与“一国和平主义”的日本形象，最近日本在“正常国家化”的口号下，提出“积极和平主义”，企图实现“政治大国梦”，增强对地区的作用和影响力。尽管如此，目前的日本政治构图对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军事大国化倾向，尤其是在安倍晋三那样国家主义倾向浓厚的政治家掌权的情况下，能否起到实质性的牵制作用，对此，我们不得不感到忧虑。
　　虽然作者也强调，只要日本坚持“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体制”，就会走上“中等国家”外交路线；但是，从安倍政权为了行使集体自卫权而修改战后日本政府对宪法的解释，以及企图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等事件来看，我们很难对作者的观点表示同感，也需要进一步深入关注。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国内围绕国家的发展方向出现了种种主张：例如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船桥洋一的“世界民生大国论”、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武村正义的“小国论”、若宫启文的“地球贡献国家”以及安倍晋三的“美丽国家论”等，其中，添谷教授的“中等国家”外交也是一种外交方向。添谷教授的著书对战后日本外交的宏观历史的理解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助于读者理解日本外交的结构以及今后走向。
　　当然，本书的分析视角以及观点毫无疑问是日本学者添谷芳秀个人的视角和观点，其中不少显然与中国的观点迥异。众所周知，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更是不能篡改的。日本侵略者发动的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和无尽痛苦，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浴血奋战，付出了沉重代价，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铭记历史，不忘战争磨难，才能尊重正义、珍爱和平。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时有猖獗，他们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美化侵略战争性质，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近年来，日本首相安培晋三，或者悍然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或者迫于形势不去参拜但供奉祭品、捐献祭费；无视和否认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否定中日之间达成的“搁置争议”原则；竭力主张修改“和平宪法”，推进行使“集体自卫权”，推动“正常国家化”进程，加剧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和右翼势力的进一步抬头。这是中国人民和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必须高度警惕和认真应对的。中国一贯主张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广大人民区别开来，把日本政坛的右倾化势力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与包括友好人士在内的爱好和平的日本广大人民区别开来，也相信日本人民能够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大义和民族感情。我们并不苛求作为日本学者的添谷芳秀教授，与我们持完全一致的观点和看法。同时，这也并不妨碍我们更多地了解包括作者在内的日本学界的看法和观点。这里还要说的是，由于译者能力有限，错误与欠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教。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文化中心的资助，由衷感谢张启明先生和黄海存女士的协助。另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朴键一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李寒梅教授对本书的极力推荐。本书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梁云祥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黄大慧教授的宝贵的推荐语，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多次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的钟飞腾主任的指点，在此衷心地表示感谢。
　　最后，本书能够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也离不开王玉敏、沈艺等多位老师的积极协助和配合，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李成日
　　2014年12月于北京
　　前　　言
　　日本人在国外经常能够感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日本外交根深蒂固的认识。一种认识是，日本虽然经济规模很庞大，但未能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战后日本外交把日本宪法第9条作为一种“伪装”，其真实意图是回避国际上的责任。因此，日本以未能发挥任何作用而经常受到谴责和无视。
　　另外一种认识是，日本最终会成为拥有核武装的“军事大国”。这种认识不仅存在于韩国和中国，而且一旦在国际社会上出现日本是否终于要打破战后约束、开始提出自我主张的议论时，存在感原本就很低的日本就会一瞬间变为热议的话题。诸多外国的观察家，在面对日本的“正常国家”论、朝鲜“威胁”引发的对国家安全的激烈议论，甚至修宪的动向时，就会条件反射性地联想到作为传统大国的日本。外国媒体报道当今日本的变化的前提也是上述的大国日本的形象。
　　回顾战后日本的历史，每当国际政治或者日本国内政治发生大动荡的时候，国际舆论总是从日本试图摆脱战后枷锁的角度，对“歧途上的日本”表示担忧。尽管如此，这些议论至今始终没有变成现实。其原因在于，从表面上看，日本所谓积极的外交，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努力消除被动参与国际事务的一种结果。冷战结束后，日本于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开展了被世人揶揄的“支票外交”，向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派遣自卫队，以及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都是上述考虑的一种证明。日本虽受到和平宪法的制约，但又逐渐开始参与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
　　战后日本的这些外交举措，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上述两种认识的折中。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至今人们没有对此确立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很少有外国专家能够较为客观地理解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变化的背景和意义。他们虽然基本上欢迎日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同时又严肃地讨论并提出政策建议，“如果日本要修改宪法第9条，有必要警惕包括核武装在内的日本军事大国化的进展”。
　　当今日本，正首次从根本上讨论包括修宪在内的外交走向，而未来若干年将在过小评价和过大评价之间摇摆的外国态度，毫无疑问是日本重要的国际环境。但是，仔细观察日本国内对外交的种种争论，就可以发现很少有争论是建立在对“外交有国际环境，也有对象”这一最起码的事实的假定之上的。这种内向性议论，更加深了诸多外国的疑虑，使其更加限制日本外交的自由度。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者把本为中庸路线的日本防卫与安全保障政策批判为“军事化”“右倾化”就已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而现在的国家主义者攻击日本外交的“无力”，也会带来类似的弊端。
　　战后日本外交一直由把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条约》作为两大支柱的“吉田路线”所支撑，也一直受到来自于和平主义和传统国家主义的两面夹击。这是因为左右意识形态的立场在日本外交的各个方面出于各自的理由而形成了对抗的结构。其结果是始终没有孕育出充分理解处于左右两极间中庸位置上的日本外交并适合于自身的外交战略论。因此，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本书将日本外交界定为“中等国家外交”，并以此展望今后日本外交的走向。
　　国际政治领域里的“大国”，是具有对现状能够产生某种影响力的国家。 根据这种概念，世界上有“超级大国”(super power)、“大国”(great power)、“中等国家”(middle power)、“小国”（small power）四种国家类型。“大国”和“中等国家”之间的重要差异，不只在于物理上的国力之差，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所具有的力量转变成某种影响力的能力和程度。“大国”把军事当作最终的堡垒，而且在有事时毫不犹豫地把本国的历史观、价值观及利益贯彻到外交上去。与此相比，“中等国家”虽拥有一定的力量，但放弃大国那样的以本国为中心的“单边主义”，从“大国”所主导的权力政治的舞台上后退一步，在并不隶属于大国外交的领域(例如：多边合作)里发挥重要的作用。
　　本书主张，战后的日本外交实际上接近于“中等国家”外交，但始终被误解为对“大国”外交的追求。日本的政治领导人及其对抗势力，没有自觉地认识到日本外交的扭曲结构，反而不断采取加固这种结构的应对办法。
　　笔者认为，正确挖掘这种扭曲结构状态的根源是理解战后日本外交的关键，也是树立今后的日本外交战略不可缺少的工作。当今日本，正积极探讨未来的国家形象和外交形象，本书从“中等国家”外交的视角出发提出问题，其目的就在于深化对日本外交根源的认识；但是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还要依赖于读者的判断，还望大家多多指正。

　　添谷芳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教授，著名的国际政治及日本外交研究专家，其研究方向是国际政治、亚太及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日本外交。1979年从日本上智大学外国语学部英语专业毕业，1981年获得日本上智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国际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专业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财团法人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研究员，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和现代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外务省咨询小组成员，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理事，亚细亚政经学会评议员，国际文化会馆评议员，美国亚细亚协会国际评议员，等等。多次参与日本国内外政策的制订与讨论，如担任“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成员（1999～200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结构审议会（地球环境小委员会）委员（2003～2005年）、日本防卫设施中央审议会委员（2000～2009年）、“新时期关于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恳谈会”委员（2010年）、“日韩新时代共同研究项目”第一分科会委员长（2009～2010年）等。
　　李成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精通日文和韩文，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日大国关系、东北亚国际关系和日本外交。先后取得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现政府管理学院）法学学士学位、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硕士学位，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科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做博士后工作，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做访问研究员，在韩国东西大学国际学部任助教授。2010年出版专著《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日文），2013年出版合著《朝鲜半岛的秩序重组》（日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9篇。

中文版序
译者序
前　言
序　章　为什么是“中等国家”外交
　一　日本国家形象的分裂
　二　冷战的结束和“1955年体制”的崩溃
　三　“中等国家”外交的视角
　四　大国外交的幻想——为了避免“逆向修宪”
第一章　战后日本外交的回顾——“吉田路线”的深层内涵
　一　战后日本外交的扭曲
　二　冷战以前
　三　冷战的发生和日本
　四　“吉田路线”的诞生
第二章　高度增长期的纠葛——对“吉田主义”的反思
　一　围绕“吉田路线”的政治构图

中文版序
译者序
前　言
序　章　为什么是“中等国家”外交
　一　日本国家形象的分裂
　二　冷战的结束和“1955年体制”的崩溃
　三　“中等国家”外交的视角
　四　大国外交的幻想——为了避免“逆向修宪”
第一章　战后日本外交的回顾——“吉田路线”的深层内涵
　一　战后日本外交的扭曲
　二　冷战以前
　三　冷战的发生和日本
　四　“吉田路线”的诞生
第二章　高度增长期的纠葛——对“吉田主义”的反思
　一　围绕“吉田路线”的政治构图
　二　《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
　三　池田外交和大国日本
　四　佐藤荣作的自主性外交和对美协调
　五　“吉田主义”
第三章　缓和时期的日本外交——在中、美、苏战略博弈的狭缝里
　一　中、美、苏三大国和日本
　二　20世纪70年代的中日关系
　三　“中等国家”外交的萌芽
第四章　“无核中级国家论”的实践——中曾根外交的实质
　一　中曾根外交和“吉田路线”
　二　“自主防卫论”和“无核中级国家论”
　三　防卫政策的体系化
　四　对安全保障的多角度探讨
　五　中曾根外交
第五章　国际安全合作的探索——后冷战时期的日本外交
　一　冷战的结束和中国
　二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变化
　三　亚洲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和国际安全合作
　四　日美安保关系的制度化
终　章　“中等国家”外交的构想
　一　战后日本外交的构图
　二　“中等国家”外交与国际安全合作
　三　“人类安全”
　四　东亚共同体和“中等国家”外交的合作
参考文献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