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篇即梳理并阐释了15世纪的历史写作方法，以及那个时期人们区分历史和故事（fiction）的各种做法。在随后的章节中，通过回顾现代史学编纂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即《君士坦丁捐赠》真伪之争），以及1500—1800年古文物研究的发展，作者指出，人文主义者通过模仿古典作品来撰写历史，而古典冲动则促成了现代考古学的诞生，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史学编纂的发展方式。
除此之外，作者还借助对培根早期生活和思想的密切关注，试图找到其自然哲学和新科学对英国史学的影响，因为和人文主义者一样，培根也无法容忍中世纪浪漫史和圣徒言行录中的故事，他认为新科学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通过最新的观察和实验准确地描述自然。在最后部分的章节中，作者引入了18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关于“古今之争”中那些针对自我意识问题的回应，由此也向我们呈现了吉本对于近代早期英国史学的巨大贡献。

本书为“经典与解释·政治史学丛编”系列之一。本书主要旨在解决一个问题，即英国史学如何找到它的现代编纂方法，以及它为何能找到这种方法？作者给出的答案是，英国史学编纂的现代方法主要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作者简介：

[美] 约瑟夫·莱文（Joseph M.Levine，1933-2008），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毕业于美国的蒂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在康奈尔大学接受大学教育，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皇后区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罗格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锡拉丘兹大学任教，并最终成为锡拉丘兹大学的杰出教授。莱文一生出版了六部著作，并撰写了诸多文章，例如《伍德沃德博士的盾牌:文学全盛时期的英格兰的历史、科学与讽刺诗》（Dr . Woodward's Shield: History, Science and Satire in Augustan England，1977)、《书籍之战：文学全盛时期的历史与文学》（The Battle of the 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ugustan Age，1991）、《古人和今人：英国复兴时期的巴洛克文化》（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Baroque Culture in Restoration England，1999）、《历史自主：从伊拉斯谟到吉本的真理和方法》（The Autonomy of History: Truth and Method from Erasmus to Gibbon，1999）等等。莱文在英格兰度过了35个夏天和几年完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挖掘档案，收集了近3万本个人藏书，其中许多是在16、17和18世纪印刷的。莱文是思想史方面的专家，并被认为是英国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如何思考和记录历史的主要权威。

译者简介：

王伊林，湖北人，硕士研究生，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现就职于成都锦城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翻译并出版或发表的主要作品有《试论古今革命》（2015）、《论王政》（2019）、《法律论证中的修辞三段论》（2016）、《习惯法中的修辞-辩证观》（2021）等等。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卡克斯顿的史学：中世纪末的事实和虚构故事 
第二章 皮科克和瓦拉论《君士坦丁赠礼》
第三章 古文物研究事业（1500-1800）
第四章 斯通菲尔德大道：英国文学全盛时期的英国考古学 
第五章 自然史和新哲学：培根、哈维和两种文化 
第六章 古人、今人和史学 
第七章 吉本和古今之争 
第八章 18世纪的历史主义与第一次哥特复兴

人们几乎不曾尝试探究考古学史，考古学的早期历史显得尤其模糊。人们一般认为，考古学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来发展至更广阔的领域，形成了更加系统化的现代科学调查技巧。在意大利人最初努力恢复和罗马相关的材料证据之后以及在人们熟悉的谢里曼（Schliemann）、雷亚德(Layard)以及埃文斯 (Arthur Evans) 爵士之类的现代人带来启示之前，那个长达数世纪的酝酿期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呢？古文物研究是如何转变成考古科学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恢复中间时期的面貌，不仅包括发现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这类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还包括学者和古文物研究者经过更加审慎而持续的努力后发现的一些东西；那些年，他们一直试图恢复非文字的古代遗迹并对它们进行归类，如此一来，他们或许可以实现那个古老的目标，即理解过去的生活。英国文学全盛时期的人们对此做出了贡献，他们打造了通向现代科学比较重要的一环。我想通过追寻在18世纪的英国发生的一个典型却完全被遗忘的关于古文物事业的例子来阐述这个观点。我从不觉得1712年发现斯通菲尔德（Stonesfield）大道可以和发现庞贝古城以及赫库兰尼姆古城相提并论，更别说和当代的新古典主义事件——例如，艾迪森（Addison）的《卡托》（Cato）、宾利的《贺拉斯》（Horace）或者蒲柏的《荷马》——相提并论了；然而，它也掀起了一阵热潮，而且同样的也留下了值得关注的遗产。
我的故事始于1712年的冬天，当时一位农夫正在犁地，他碰到了泥地里一些巨大的石头。农夫把石头翻过来，发现了一个古瓮，接下来让他激动不已的是，眼前呈现的似乎是一条平铺的大道。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可是现在，此事很快在学识界引起了震动。消息一传到国外就掀起了一股热潮。人们纷纷涌入那片空地，邮件把这股浪潮带到了英国各地，甚至是国外。为了这个发现，学者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论，艺术家们争相评价这个辉煌的作品。出现一条新的棋盘格罗马大道——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绝不是稀疏平常的事。它毕竟有35英尺长，20英尺宽，色彩绚丽，设计精美。它最生动而直接地证明了罗马人曾待在英国，它远远超越了其他数量巨多却没那么起眼的遗迹——钱币、铭文、半身像和浮雕——它们把古文物研究者的陈列室塞满了。除了另外一两条大道外，在英国几乎很难看到规模如此宏伟的大道；如果人们想看到类似的，就只有去国外。无怪乎英国文学全盛时期的人们那么激动了。
这条大道于1712年1月25日星期五在一个叫切斯提尔（Chesthill Acre）的农场被发现，该农场靠近斯通菲尔德村，离伍德斯托克(Woodstock)2英里远。没过几天，消息就传到了牛津，据说，人们在那里出土了大量的罗马钱币；2月1日，这条大道的某个部分吸引了圣艾德蒙学堂（St.Edmund Hall）年轻的古文物研究者赫恩。第二天，赫恩就亲自前去查看，并（根据他的习惯 ）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草草记下了自己的观察结果。赫恩注意到，这个地点非常靠近一条古老的称作艾肯尼德大道（Ikenield Way）或阿曼街(Akemanstreet)的罗马大道，该大道延伸到巴思。有人告诉赫恩，这条大道上有一幅图，“图上有一条龙或蟒蛇，有阿波罗，另外还有几个装饰性形象，例如，一只雄鸟，一只雌雉，以及几个花盆”。瓷砖颜色各异，恰好有9平方英寸大小。据说，有人故意放了几小张罗马钱币在那儿，以便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实际上，当赫恩四处参观时，他的怀疑精神又冒头了。赫恩对那个瓮持怀疑态度，有人告诉他，那个瓮已经碎了，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赫恩寻找了罗马砖，不过徒劳无功，最后赫恩觉得自己被愚弄了；这里根本就没有罗马的历史遗迹，“有的只是某个地位较高之人的装饰品”，或许就如通常报道的，只是庄园主的宅邸而已。至于阿波罗，其形象粗俗，赫恩宁愿认为是那是身上缠着一条蛇的圣迈克尔（Saint Michael）。“他左手拿着矛，鞋子没有后跟，是后诺曼（post Normannic）的样式。”然而，赫恩保留了他的意见。
与此同时，整个牛津躁动不安。赫恩参观后的几天，万灵学院（All Souls）的学监加德纳（Gardiner）博士向赫恩展示了他画的关于那条大道的一副草图。加德纳认为，这个是罗马人的作品，而其中的人物应该是拿着神杖的酒神巴克斯，“至于那头野兽，他也不知道该叫它什么。”那天过后，那时正忙于出新版本的乔叟的古文物研究者厄里(John Urry)带来了另外一幅由基督教堂一位叫福特（Ford）的牧师提供的草图。厄里也认为那是拿着神杖的酒神巴克斯，而且他还相信，那个动物是只老虎。“关于这件事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赫恩在日记中吐露心声：“它给大学和其他地方带来了欢乐，可就我本人而言，我还未向任何人宣布过我的意见。”那个月末，牛津代表团前来参观该历史遗迹，由天文学家兼几何教授哈雷（Edmund Halley）带队，其中还包括副首相和议会的几位头脑。
消息传得越来越快，传播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首先得知这一发现的是伟大政治家兼藏书家的牛津伯爵哈利（Robert Harley）。一周之内，哈利两次收到关于这个发现的来信，第一封信来自植物学家博瓦尔特（Tilleman Bobart），第二封信来自厄里，厄里还附上了他画的草图。博瓦尔特的描述特别充分，的确出自习惯了科学观察的人的手笔。博瓦尔特在信中讲述了人们怎么发现那条大道，如何确定它的尺寸以及如何注意到它的图案。“在靠近地板的南端”，博瓦尔特写道，“有一个大圈，圈里有一个人，一手拿着杯子，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长矛，他骑在一条龙或类似于龙的动物身上，旁边有两只雄鸟和两只雌雉……有点像野鸡”。就如赫恩一样，博瓦尔特对钱币产生了怀疑。“每天都有许多人前去参观，关于它以前的用处，人们意见不一。有的人猜测它曾是罗马的一座庙，其他人猜测它是一位将军的住处，还有一些人认为（或许有更多理由）那是焚烧尸体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发现了一些人类的骨头和烧掉的麦子。”赫恩确定那条大道曾堆满了垃圾、石块、石板、巨大的砖头、煤和谷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