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哈克什市场的一家旧书店里，我从图画书的架子上抽出一本图画书，偶尔的。
灰绿色调子的封面，现实主义风格的功底深厚的画风，画着我熟悉的灰绿色的大街，石头墙面的大房子，有一只心事重重的兔子，以自持而不刚毅的姿势在房子前走过。它微微垂着头，以致耳朵都向前耷拉下来了，它的体面里有点黯然与紧张，因为命运让它勉为其难。它拖着长长的影子，走着，并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但并不热衷。它的样子，它身上的衣服，让我想起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为了安抚拿破仑，他曾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拿破仑。他也穿着镶墨绿呢领子的上衣。
是的，这本图画书让我想起了维也纳。温文尔雅的感伤无所不在的地方，它脆弱而自重。第九区的古老街道上，整街整街，都静静立着那样的大房子，人经过它的身边，显得软弱和敏感，像身材矮小的孤儿。维也纳是个不光有温文尔雅的感伤，而且也时时把玩这种感伤的絮絮叨叨的城市，非常布尔乔亚。
每次去维也纳，那里总下雨。
雨水一条条地，从咖啡馆露天座翻起的椅背上滴落下来。下午时分，咖啡馆里常有乐队演奏室内乐和一些多年以前的小曲，说是小曲，也都是舒伯特式的。矮个子，深色头发，讲究礼仪的男人们尽心尽力地演奏着，但他们脸上有明显的不快和紧张——提琴因为雨天潮湿的空气，音色不怎么对头——以及吃惊，他们一边继续演奏，一边不相信自己竟然能容忍自己这样演奏下去。我打着伞，从沿街边的窗外看进去，他们的脸常让我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意外。从前施特劳斯也常在环路上的咖啡馆里拉小提琴，至今在席德林咖啡馆里还保留着他拉琴的蜡像，他也是个小个子男人，深色头发，他的姿态里，有种老维也纳式的恣意和陶醉。
现在咖啡馆里的人不再像从前那么挑剔音乐了，或许也多年没有父辈的好福气，花一杯咖啡的钱，就能欣赏到施特劳斯的琴艺。现在咖啡馆里的人，在音乐声中，蜷缩在磨得光秃秃的丝绒扶手椅里。墙上嵌在描金的枝蔓与贝壳中的镜子，已经天长地久地发了黄。大理石的咖啡桌面上，有被年复一年的新杯子底磨出的细纹。斜斜地贴着桌面望过去，那上面静静蛰伏着成千上万的划痕。从欧洲最好咖啡的精益求精，到战争时期代用品的粗劣，杯中物已经早早化为某人在某年某月加快的心跳，但杯底的划痕仍旧留着。如今咖啡馆里的人，默默地读书，或者发呆，在音乐中不动声色，他们与旧桌椅和发闷的旧音乐浑然一体，但个个都不再有当年在咖啡馆里结党的意气。
下雨的时候，不光是琴的声音发闷，咖啡的香气也有些发闷，甚至连牛奶都不如从前的香浓与活泼。将它注进咖啡里，它便重重跌到杯底，然后才一卷卷慢腾腾地潜上来，如同乌云翻滚。人人都吩咐服务生说：“请来烫一点的。”这咖啡就是将上颚烫起了皮，也还是不如回忆录里的好喝。甚至也不如美国中西部旅馆里提供的速溶咖啡包，那咖啡包简陋无趣，倒有可能给你“居然也是咖啡”的惊喜。下雨天，真是不能在维也纳的老咖啡馆里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地望着窗外，音乐掠过耳朵，心情总是越来越黯淡下去，一脚踏空的感觉像没消化的牛排一样顶着。然后，未放下的心事，一件一件地被想起来，日本人的飞机炸了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大火烧了整整一天，张元济站在自家在上海市区的院子里，看着远远的浓烟，东风将灰烬吹到市区，雪一样地落下，他心里最知道，那些灰烬，不是图书馆里小心保存着的中国珍本、孤本书，就是印刷厂里存着的几十令纸张，他的一家一当，变成漫天飞舞的纸灰。忘了是谁的回忆录里写，张元济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站了一天，什么也没说。连我结婚前捧着一束花走在路上，被迎面而来的女人撞掉的事都想了起来，白色的雏菊散落在被冬天雨水打湿的地上，花瓣都脏了。“咦！”我这样惊叫。这么多年，这件事还一直不敢告诉我妈妈，怕她为此心烦。如今想起来这千里万里之外，多年以前的事，心中还是忿忿的，还是不肯释怀。
在环路上的歌剧院，方方正正的，淡黄色的房子，已被雨水淋湿了，像一个被忘记投递的包裹。傍晚剧院开演前，衣冠楚楚的人们在马路上急急地左奔右突，像兔子一样跳着，为了躲避自己脚上的漆皮鞋踩到路上的水洼。穿燕尾服的男人跳起时，带动了身后那两片烫得平平整整的黑色礼服。大多数人还是穿传统的礼服去歌剧院，孩子们也是这样，我看到茨威格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写的小说里曾描写过的黑色天鹅绒上衣，此刻还服帖地穿在一个少年的身上。他反而不跑，只是急急跟在父母身后走。他的头发向两边分开，梳得一丝不苟，带着一股子旧日上流社会子弟身上的规矩和乏味。
从停车场到歌剧院入口处的短短几个街口，歌剧开演前，三三两两都是这样富有戏剧性的黑衣人。那些匆匆经过的黑衣人，很快就不见了，就像旧维也纳的幻影。街道再次寂寥下去，于是现代欧洲街道的那种钢铁般的精确，从雨中再次浮现出来。从玻璃门外望去，那些珠光宝气的人云集在歌剧院的巴洛克门厅里，他们无声地笑着，彬彬有礼地点头，行接吻礼，一路缓缓地向那富丽堂皇的建筑深处退去。歌剧院的门厅几乎整天都是灯火通明的，因为一天里有五次参观歌剧院的节目，专门接待旅游者。但是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璀璨。女人身上的珠宝，男人身上的一丝不苟的黑礼服使这里好像突然苏醒过来似的，焕发出巴洛克建筑那种暖融融的洋洋得意，毫无节制的奢华，那曾经是在旧时代的油画里看到的情形，当巴洛克还活着，风头正健、人、口味、建筑、生活方式都相得益彰，像一盘七巧板一样分毫不差。那时老皇帝还活着，天下太平，巴洛克的趣味深入到维也纳的每一处。歌剧院门厅里的人渐渐消失在红色天鹅绒面子的剧场大门后。
成百上千片闪烁的水晶吊灯，不动声色地照耀着它渐渐变空的过程。然后，他们完全消失了。因为雨水而留在地面上杂乱的鞋印也被清洁工很快、很细心地擦去了。
一个迟到的女人，拉起她紧贴在身上的蓝色礼服的裙摆，迈着细碎而急促的步子，向蒙着猩红色天鹅绒的、正在合上的剧场大门奔去。她手腕上古老的粗大金链发出清脆的叮当声，那上面吊着八角形或者圆形的家族徽章，高跟鞋的鞋跟急促地敲击着十九世纪的大理石地面，那声音如同从山上一路滚入深渊的石块所发出来的，然后，像鸟一样猝然消失。要是跟她进去大厅，能看到，那里金碧辉煌的雕像和廊柱后，是一片雍容的灰绿色。那里无所不在的金色——奥地利人内心真正的颜色——，将灰绿色里的惆怅调和成文雅的炫耀和精致的享乐，让你可以忘记哈布斯堡王朝腐烂时的不堪，以及从此以后每况愈下的耻辱。
旧皇宫的各个大小广场上，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历代皇帝、亲王与皇后们的青铜塑像，他们湿漉漉的，身上脸上，一条条挂着浅绿色的水渍。
兔子的故事显然是影射哈布斯堡王朝的。兔子的家族岌岌可危，小兔子先生为了拯救家族，不得不到德国去寻找可以结婚的家族，一个更强的家族，通过联姻来保住家族的地位。从特丽莎女王开始，这个强大的王朝放弃了战争，转而用结儿女亲家的手段来巩固王国，化解纷争，扩大领土。她使得靠战争打江山的帝国成为精于音乐、巧克力蛋糕、葡萄酒，用珠宝镶嵌马车，连厨娘都为皇家剧院的女演员去世而失魂落魄的温柔乡。当你要进攻我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你，宛如在你已经端平了枪瞄准的时候，在你枪口上插入一朵玫瑰花。
几百年来，全奥地利人都认同“宁可要中庸的和平，也不要辉煌的战争”这样的处世态度，终于使奥地利人有了与德国人不同的气质，奥地利人几百年来在太平世界里养成的世故、精巧、脆弱、敏感、注重内心世界、讲究体面和自尊，终于使他们不会被素来有大志向的德国人混淆起来，大志向常常是很影响享受的，所以他们将大志向从自己的生活里清除出去了。
从此，他们将毕生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享受上。城里无数的戏院，维也纳森林边上无数的巴洛克宫殿，多瑙河流域的修道院个个都能拿出自己酿制的特色葡萄酒，学音乐的年轻人不计其数，小市民的心理问题成就了人类心理学上最重要的突破，不起眼的小咖啡馆里放着的桌椅，都是青年风格的大师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奥地利被四国瓜分，奥地利外交部部长用了十年时间在美泉宫陪占领者喝上好的葡萄酒，奉上全维也纳最美的宫殿，他教会占领者们过奥地利最奢华的生活，从而为奥地利赢得了独立。这世界上，谁都不如奥地利人那样懂得美好生活的重要。这个王朝腐烂时，最特别的情形，就是国家已经充满陈腐之气，危机四伏，但奥地利特有的文学和艺术，却在那时喷薄而出，维也纳人都陶醉在精神的享受中，从咖啡馆溢出的“不看世界的世界观”风行一时。
歌剧院里每个观众都有比别国的职业音乐家还要敏感的耳朵，维也纳每家咖啡馆，虽然烟雾腾腾的，但都是一座充满了思想和观念的大学，和对潜意识下的内心世界的探索，到处都是文学艺术要与传统决裂，破土而出的蓬勃生机。上中学的男孩子们，以炫耀自己对新流派和新思想的熟悉为荣。整个社会亦步亦趋地跟着皇家剧院的女演员和男演员在戏里的举止，学习做合乎宫廷礼仪的高雅市民，要是自己的高雅让旁人认为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一员，那简直令人喜出望外。来自多瑙河流域的邮局小姐，为了过上体面的好日子，不惜毁灭自己。茨威格的这个故事，直说得读者都不得不同情她。在咖啡馆里看报纸的人们，总是跳过头版的时政新闻，先看娱乐版上的新消息，新戏上演，是全维也纳最大的事。头牌女演员的死，比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费迪南皇储被暗杀的消息更撼动人心。维也纳四百年来，已经成了一个歌舞升平的地方，人人都不相信，除了千方百计将日子过得精益求精、津津有味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事要操心。
地球上，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这样奢侈的生活态度呢。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成了分割后小小的一块德语区，像个断手断脚的残废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差点连国都亡了。埃贡·席勒画的小人，个个都睁着身心饥饿的眼睛。奥地利的历史，简直像一出在歌剧院上演的戏。
我在弗洛伊德从前常去的烟铺前，叫住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他穿着米色的风雨衣，围着浅咖啡条子的羊毛围巾。他庄重地拿着一把伞，好像拿着一根名贵手杖。他看上去是个温和的维也纳男人。我问他去煤市怎么走。他看看我手里的地图，微微一笑，说：“您这是要去戴曼点心铺吧。”
“是啊，下午，去吃点心。”我说。
他歪歪头，表现出羡慕的样子，说：“啊，这会儿正是时候。”
他直接指给我看去戴曼点心店的路，特别指出：“您能看到它的店幌子上有两个K，那是皇家点心铺的意思，比哈萨的蛋糕铺高级。”
“哪一种点心最好吃，按您的口味？”我问。
“很难选择。很难。这和您什么时候吃，怎么吃，和谁在一起吃，都有关系。”他说。
告别的时候，他祝我好好享受这个下午。
戴曼点心店的底楼，四周都是镜子和贝壳饰纹，浅浅的灰绿色被金色的巴洛克装饰线精巧地压着。窗外雨中湿漉漉的街道衬托着店堂里的温暖、干爽。焙烘着的面团发出新鲜的麦香，奶油和糖霜的气味，融化了的巧克力黏糊糊、强烈的可可气味，没有加牛奶的咖啡清冽、尖锐的芳香，还有用糖腌了的各色水果焙烘时散发的酸甜，在这样的气味里，遥远童年时代对甜品的渴望全部都在舌头上苏醒过来。
人们舒服、满足地带着小小的饥渴，在大理石的小圆桌前坐着，将自己干净的手放在桌面上。小时候，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将手平放在桌面上，等待甜点心被端上来。小圆桌前坐满了这样的人。靠我椅子的一桌人说着法语。长桌上的人，看上去像是中学同学聚会，都是一样年龄的老先生们，彼此的态度却是少年人那样的亲昵，而且喧哗。有人在桌上，像我一样放着揉皱了的自助旅行书，那一定是冲着那两个K而来的游客，东张西望的，在椅子上拧动身体。还有穿着体面的女人，带着孩子来这里，他们当然是一家人，大人孩子都穿得这样庄重，应该是在庆祝什么纪念日。他们让我想起维也纳小说里的描写：交际花每年在自己心爱的人生日之际，都带着自己和他的私生子来这里吃点心，然后去歌剧院看戏。她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爱情。那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的故事。
我偷偷打量他们，好像他们是从1920年茨威格的小说掉出来的。窗外斜雨霏霏，迷蒙一片。他们穿着烫得平平整整的衣服，母慈子孝的样子，一切都合乎旧时代的礼节。那母子俩轻声交谈着，好像母亲在告诉孩子不同点心的不同口味，以便孩子选择。那母亲的头发有些发红，那是犹太血统的标志吗？故事里的女人是个犹太女人，但那是在大战前，维也纳的犹太人，大多早已在战时死在波兰的集中营里了。
戴了雪白扇形小帽的女侍者，从陈列着上百种传统皇家甜点心的柜台上拿来我点的苹果馅饼。将柔软的、新鲜的点心放在舌头上，用上颌顶着，小心翼翼地移动舌头，慢慢碾碎它，它融化开来，温暖的香味在口腔里向鼻腔升上去。
那天，是布什开打阿富汗的后一天，电视新闻里一次次地播着炸弹在夜幕里闪闪发光地爆炸的情形，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逼到眼前的战争。但在点心奇妙的香味里，战争仍旧显得那么荒唐，让人对它集中不起心思。吃点心，配英国茶，或者不加奶的咖啡，嘴里才会保留清冽，保留对味道的敏感。我那时这样想。当时，战争是否会导致整个穆斯林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全面战争，大家心里都在嘀咕，但是坐在香喷喷的点心铺里，我的心情就是紧张和忧虑不起来。过了六十年，我的心情与茨威格在回忆录里写到的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也纳人的心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维也纳就是经历了那么多，还是缠绵于享受中。它像一块巨大的沼泽地，只要你走进去，就会陷进去。
我知道我有点想维也纳，所以我买下那本有太多德文，我几乎看不懂的图画书。柏林秋天的下午，天早早就要黑，满城灰色。而维也纳即使下雨，也是灰绿色的，它那样柔和。在柏林想维也纳，那真是极自然的事，也是极放任自己的事。柏林硬，维也纳软。柏林严肃，维也纳妖娆。柏林激励你上进，而且给你机会，维也纳鼓励你细腻，怎么细腻也不过分。在柏林你不得不让你的意识很合乎逻辑，尽可能理性，做一个有秩序感的人。在维也纳你可以无穷无尽地翻检你的潜意识，将一切乖张的行为统统推给它，自己则可以体面地全身而退。在柏林得做个一板一眼负责的人，但在维也纳，脆弱和崩溃本身就是正当的理由，有了弗洛伊德和他的病人们，茨威格和他小说里的女人们，克里姆特、瓦格纳和他们那些阴郁、充满情欲的金色曲线，千奇百怪的隐衷都可以得到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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