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建立了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核心是将创新纳入宏观均衡体系，将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作为数字经济有别于工业经济的本质特征，在综合新熊彼特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垄断竞争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内生差异化的宏观总供求模型，具体分析了数字经济在增长、货币与就业方面与工业经济的联系与区别，并分别从增长与发展两个角度阐释了以范围经济为取向的数字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数字经济学系列丛书共6卷，分别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管理经济、技术经济、制度经济、产业经济六个方面对数字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系统、专业的梳理和阐释。本卷主要撰写数字经济发展对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的冲击与影响，强调数字经济与宏观经济理论的交互融合，突出数字经济发展给传统宏观经济学带来的改变，以及数字经济促进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进化，为宏观经济学丰富数字经济理论内容。

 总　序
    数字经济学的特质
    姜奇平
    信息革命给经济带来了从工业生产方式向信息生产方式的转变。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 将自己区别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学以体现信息生产方式为自己的特质。
    经济学本应具备区分不同生产方式的功能, 但现有经济学并不具有这种功能。普适的经济学至少要具备能够区分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定制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小批量、多品种)、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方式(单一品种、大批量)、大规模定制化的信息生产方式(大批量、多品种) ——的功能。它们分别体现三种具有不同历史特点的经济规律。现有经济学更多是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理论总结, 并把从这一特例中归纳出的局部经验当作普遍原理。
    数字经济学希望超越工业经济学的局限, 其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内生生产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 都是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革命的结果。经济学不能用农民的经验去指导工人, 也不能用工人的经验去指导知本家, 根本原因是作为人与人关系前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生产力) 发生了范式转变。
    此前, 除了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生产力概念外, 经济学基本没有生产力意识。微观经济学相当晚才在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中内生了技术概念。而技术经济学中的技术, 更多是工程概念(自然科学中的功能概念), 而非生产力概念(社会科学概念)。以往经济学不讲生产力,实际是固化了生产力的默认选项, 即假设只有工业生产力这一种形式。以此为基础总结经济规律, 这就把现代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家这几百年有限的经验, 不恰当地作为了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法则。当遇到信息革命时, 这就出现了问题。因为数字经济学发现, 在信息生产力作用下, 另外一些经济规律所能解释的现实所占的比重, 正在超越工业经济学。
    从数字经济学角度看, 以往的各门经济学都是工业经济学, 即以工业生产力为默认前提的经济学。而数字经济学是以信息生产力为默认前提的经济学, 如果数字经济学不声明这一点, 而仍然以工业生产力为默认前提, 它的研究就几乎无法进行下去。举例来说, 信息技术具有“通用目的技术” 的特性, 在生产力上具有资本通用性(使用上的非排他性), 这与工业技术排他性使用基础上的资本专用性不同——从资源配置到利益分配的结论都是矛盾的。用资本专用性解释资本分享使用, 就会导致解释力下降。
    数字经济学是广义的技术经济学, 是不以技术为主题的技术经济学。经济学在此不光涉及被技术、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 而且涉及内生技术与生产力观念调整后,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会发生何种质的变化。它实质上反映了内生信息生产力发展, 将带来的经济学各个部分范式、框架的根本调整。
    二是内生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的结果,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 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与经济学。
    经济学要想从只对工业经济具有解释力的特例经济学, 发展为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都有解释力的普适经济学, 就必须具备区分不同生产方式功能的顶层框架。具体来说, 从数学上实证地辨识生产方式, 需要“数量Q—品种N” 二维框架, 而以往任何经济学框架都只有数量Q, 没有品种N, 这使它只能识别“大批量、单一品种”, 但无法识别“小批量、多品种” 和“大批量、多品种”。由此, 经济学对农业经济、数字经济的解释力大为弱化。数字经济首当其冲, “索洛悖论” 认为信息技术有投入没产出, 就是因为缺乏辨识数字经济特有产出的计量单位。
    专门擅长解释工业经济的特例经济学(典型如新古典理论), 隐含着将品种设为1 ( “单一品种”) 这样一个默认选项(称为“同质性假定”)。这相当于将“单一品种” 这样一种纯属工业经济的特例, 当作了人类历史中的普遍现象。数字经济的实践表明, 人类并不是只有传统中国制造这种以“单一品种” 为常态的经济, 在数字经济中, 以质量、创新、体验为基础的“多品种”的多样化经济, 才是更为普遍的情况。
    数字经济学不想罗列信息技术在经济中引发的各种表面新现象, 尤其不想因为这种罗列, 引起“数字经济只有技术变化, 没有经济学变化” 这种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洋务运动” 式的认识, 而希望通过经济学的范式变革向世人展示, 信息革命真正的响动只在经济和经济学, 技术只是引信, 不是主题。
    经济学的范式变革的切入点是迪克西特- 斯蒂格利茨模型(Dixit - Stiglitz Model, 简称D - S 模型)。阿维纳什·K. 迪克西特(Avinash K. Dixit) 和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于1977 年发表的论文《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的多样化》中构建的D - S 模型, 首次将品种内生于“数量—价格” 均衡, 第一次为经济学从特例经济学推广为普适经济学提供了规范的经济数学条件。数字经济学将沿着D -S 模型开辟的方向, 将特例经济学品种为1 (N =1)的同质性假定放宽到多品种(N >1) 假定, 并将信息生产方式首次纳入经济学的解释范围。数字        经济学将内生品种的均衡与最优, 称为广义均衡与广义最优。对应传统概念, 狭义均衡就是完全竞争均衡, 广义均衡就是垄断竞争均衡。
    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同质性假定, 一旦放松这个假定, 就会发现狭义均衡与广义均衡是正负相反关系。将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的单一品种(N =1)与多品种(N >1) 当作一对矛盾, 就是无差异均衡经济学与差异化均衡经济学之间“革命” 的两端。我们视传统经济学为无差异均衡经济学, 数字经济学为差异化均衡经济学。这清楚地显示了数字经济学同传统经济学在实证上最大的不同。
    无差异均衡经济学的均衡由边际成本定价, 均衡点在P = MC; 差异化均衡经济学的均衡由平均成本定价, 均衡点在P = AC。二者相差类似“保角映射” 的固定尺度AC - MC。这个差, 对应创新具有的价值(罗默)。这意味着, 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 相差一个物质驱动与创新驱动的量差。无论具体供求关系如何变化, 这个量差不变。这可以有效说明, 在抛开数字经济在运用信息技术上存在的各种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后, 经济本身(商业本身) 到底有什么不同, 以及问题的本质所在。
   《数字经济学》分为管理经济卷、宏观经济卷、微观经济卷、技术经济卷、制度经济卷、产业经济卷等, 上述核心观点一以贯之。它表明, 我们不是要在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之外或之下另设一个数字经济学子集, 而是要建立数字管理经济学、数字宏观经济学、数字微观经济学、数字技术经济学、数字制度经济学、数字产业经济学。而它们同传统经济学的共同区别在于拥有相反的技术经济前提, 即以信息技术、信息生产力与信息生产方式作为范式转换、框架转换等经济学“体变” 的立论前提。
同时, 本书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视角下平台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贵州基地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等项目的资助, 在此表示感谢。

左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智能治理实验室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工学博士、硕士生导师。2017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主要从事数字经济、信息技术经济、互联网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评论》《财经问题研究》《情报科学》《财经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专著1部。撰写十多篇智库对策类文章，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优秀对策信息特等奖。参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等国家部委课题10余项，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1项。
    研究方向：信息技术经济、数字经济、互联网发展等。
    姜奇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主编。兼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监管信息化专家组专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监督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数字论坛成员、信息社会50人论坛轮值主席。2006年，获中国信息协会中国信息化论文一等奖；2008年，获中国信息经济学会论文一等奖；2009年，获中国电子商务十年发展特殊贡献奖，入选中国互联网十位启蒙人物；2011年，著作入选中国信息协会中国信息化十大专著。著有《新文明论概略》（上下卷）、《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基于均衡的效率与效能分析》《3%》《网络经济——内生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分析》《海尔管理学——原则与框架》等20余部著作。

目　录
0　 绪论 / 1
　 0. 1　 问题导向: 创新驱动的体系化何以可能 / 1
　 　 0. 1. 1　 现实问题导向: 数字经济与创新 / 1
　 　 0. 1. 2　 理论问题导向: 数字经济学与创新 / 5
　 0. 2　 数字经济宏观经济学主旨和总体思路 / 26
　 　 0. 2. 1　 本书的知识架构 / 28
　 　 0. 2. 2　 本书的经济学创新点 / 31
    第一篇　论增长率
1　 范围经济: 内生质量、 创新、 体验的经济学 / 35
　 1. 1　 异质完全竞争: 质量、 创新、 体验的专门体系 / 36
　 　 1. 1. 1　 竞争总论: 从量的竞争到质的竞争 / 36
　 　 1. 1. 2　 作为统一场的垄断竞争理论: 质性竞争理论 / 41
　 　 1. 1. 3　 动能区别: 物质驱动与创新驱动 / 50
　 　 1. 1. 4　 “动物精神”: 质与力 / 57
　 　 1. 1. 5　 异质完全竞争问题 / 62
　 1. 2　 范围经济的宏观政策选择 / 77
　 　 1. 2. 1　 数字经济增长: 通过服务化提高增长质量 / 78
　 　 1. 2. 2　 数字经济货币: 新金融秩序的方向 / 80
　 　 1. 2. 3　 数字经济就业: 大众创新与 “成本病” 矫治 / 89
2　 总供求: 实体市场 / 99
　 2. 1　 大思路: “同质—异质” 两部门均衡 / 99
　 　 2. 1. 1　 内生增长理论突破方向 / 100
　 　 2. 1. 2　 总供求: “无差异—差异化” 两部门均衡 / 102
　 　 2. 1. 3　 数字经济总供求偏离新古典状态的异质因素 / 108
　 　 2. 1. 4　 对垄断竞争宏观均衡两种等价的表述 / 111
　 2. 2　 总供求的微观基础: 异质完全竞争 / 112
　 　 2. 2. 1　 需求: 内生体验 / 112
　 　 2. 2. 2　 供给: 内生创新 / 116
　 　 2. 2. 3　 供求: 内生质量 / 126
　 2. 3　 总供求的宏观经济模型与数字经济改进方向 / 131
　 　 2. 3. 1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 / 132
　 　 2. 3. 2　 新熊彼特学派宏观经济模型 / 138
　 　 2. 3. 3　 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模型 / 145
3　 总供求: 内生货币与信息———虚拟市场 / 152
　 3. 1　 从总供求角度看流动性 / 153
　 　 3. 1. 1　 对流动性的基础性认识 / 155
　 　 3. 1. 2　 信息有效性: 扩展费雪方程 / 163
　 　 3. 1. 3　 作为调节手段的信息 / 164
　 3. 2　 两市场均衡: 实体市场与货币市场 / 165
　 　 3. 2. 1　 资本市场的供求均衡 / 165
　 　 3. 2. 2　 金融创新: 数字经济为什么反对杠杆化 / 172
　 3. 3　 两市场均衡: 货币市场与信息市场 / 177
　 　 3. 3. 1　 存量调节: 信息资本对货币资本的替代 / 177
　 　 3. 3. 2　 调整流动性速度: 数字货币 / 183
　 3. 4　 两市场均衡: 实体市场与信息市场———脱媒 / 184
　 　 3. 4. 1　 从新金融秩序看互联网金融 / 185
　 　 3. 4. 2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本方向是信息 / 188
　 　 3. 4. 3　 信息过度与不足对实体市场的影响 / 191
　 3. 5　 信息作为中性因素与能动因素 / 192
    第二篇　论内生增长
4　 增长的质量与创新驱动 / 195
　 4. 1　 经济增长质量问题 / 195
　 　 4. 1. 1　 总需求外生性与质量内生 / 195
　 　 4. 1. 2　 什么是增长质量问题 / 198
　 　 4. 1. 3　 增长质量的质是指什么 / 205
　 4. 2　 增长率 / 209
　 　 4. 2. 1　 增长多快为好 / 209
　 　 4. 2. 2　 繁荣的标准 / 211
　 　 4. 2. 3　 增长的自然率 / 212
　 　 4. 2. 4　 经济增长黄金律 / 221
5　 增长与就业 / 224
　 5. 1　 均衡 / 224
　 　 5. 1. 1　 总供求视角下的增长与就业 / 224
　 　 5. 1. 2　 凯恩斯理论的 “原罪” / 226
　 5. 2　 投资与储蓄 / 229
　 　 5. 2. 1　 偏离平衡的均衡 / 230
　 　 5. 2. 2　 流动性陷阱和凯恩斯乘数 / 232
　 　 5. 2. 3　 总需求不足 / 234
　 　 5. 2. 4　 消费资本与消费乘数 / 235
　 5. 3　 工资与就业 / 237
　 　 5. 3. 1　 无就业复苏 / 237
　 　 5. 3. 2　 增长放缓下的就业 / 238
　 　 5. 3. 3　 重新理解人力资本 / 244
　 　 5. 3. 4　 就业与工作的分别 / 245
　 5. 4　 自然失业率与包容性就业 / 247
6　 货币与信息 / 250
　 6. 1　 货币理论 / 250
　 　 6. 1. 1　 货币与增长 / 250
　 　 6. 1. 2　 凯恩斯的收入说 / 250
　 　 6. 1. 3　 熊彼特对凯恩斯的批评 / 252
　 　 6. 1. 4　 信贷与资本 / 253
　 6. 2　 投资主导与强制储蓄 / 254
　 　 6. 2. 1　 物质驱动下的强制储蓄 / 255
　 　 6. 2. 2　 强制储蓄与民生的矛盾 / 255
　 6. 3　 网络有效性命题 / 257
　 　 6. 3. 1　 利率市场化与金融创新 / 257
　 　 6. 3. 2　 支持自然率的货币政策 / 258
　 　 6. 3. 3　 金融创新的主导权 / 260
　 　 6. 3. 4　 银行业的稳定发展 / 261
　 6. 4　 货币与金融创新 / 262
　 　 6. 4. 1　 具有黏性实际刚性的货币非中性 / 262
　 　 6. 4. 2　 增长与金融创新 / 264
　 　 6. 4. 3　 货币新范式与金融新秩序 / 265
　 6. 5　 信息调节 / 267
    第三篇　论发展
7　 生活质量 / 271
　 7. 1　 生活质量与人的发展 / 271
　 　 7. 1. 1　 生活质量问题的提出 / 271
　 　 7. 1. 2　 经济增长是否能带来同比例幸福 / 276
　 7. 2　 与 GDP 同等重要的指标 / 280
　 　 7. 2. 1　 增长率与幸福值的理论区别 / 280
　 　 7. 2. 2　 避免生活质量的宏观与微观对立 / 282
　 　 7. 2. 3　 基于微观 “快乐” 的宏观 “幸福” / 283
　 7. 3　 幸福指数与范围经济 / 287
　 　 7. 3. 1　 以品种测度国民幸福总值 / 289
　 　 7. 3. 2　 品种测度的可行性 / 291
8　 发展结构 / 293
　 8. 1　 当代发展结构是合理的吗 / 293
　 8. 2　 包容性发展 / 298
　 　 8. 2. 1　 包容性与自然率的内在关联 / 299
　 　 8. 2. 2　 包容性、 多元化与分享型经济 / 302
　 8. 3　 实现增长与发展基于自然率的统一 / 304

 0　绪论
    0. 1　问题导向: 创新驱动的体系化何以可能
    0. 1. 1　现实问题导向: 数字经济与创新
    0. 1. 1. 1　数字经济的宏观概念
    1. 技术经济含义: 新技术定义
    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框架定义(定义1): 数字经济是信息生产力为技术要素驱动的新通用目的技术经济占比达到一定程度形成的经济。
    通用目的技术应理解为异质性技术, 即对于各种多样化效率目的的实现具有通用性的基础技术。这隐含两层意思: 一是这些技术是共同具有范围经济特征的基础技术, 作为它们可合并的同类项(可均摊的固定成本); 二是这些技术虽然拥有相同的基础技术作为交集, 但相互差异巨大, 运用通用目的技术是为了实现具体的多样化目标, 提高的是多样化效率。二者关系相当于固定资本(平台) 与可变资本[App (应用程序)] 的关系。通用目的技术也可以被用于规模经济, 增强专业化效率的效果。
    2. 经济实体含义: 新业态定义
    以经济实体定义的数字经济(定义2): 从产业内涵来看, 数字经济所指的经济实体是服务化经济, 相对的是产业化经济。
    3. 结构比较含义: 新经济定义
    数字经济的“信息化经济” 含义(定义3): 数字经济是从产业化经济向服务化经济转变, 并由服务化形成的产业产值体系。
    0. 1. 1. 2　面向政策分析的数字经济体系化要点
    数字经济理论面向创新驱动所需的体系新内核: “进入互联网时代, 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成为产业组织的主导逻辑。” (谢伏瞻, 2019) 范围经济是质量由不经济变为经济, 创新由不经济变为经济的体系化逻辑。
    1. 内生创新的均衡体系
    回答数字经济是什么经济形态, 对整个经济体系有什么影响。
    (1) 数字经济的经济学前提假设特征
    由定义2 的实践特征, 回到经济学界定, 可推论出: 数字经济是差异化经济, 即异质性经济(由张伯伦理论、D - S 模型加以理论定型); 相比之下,工业经济是无差异经济(由同质性假定加以理论定型)。
    异质性经济的政策含义有三: 一是质量由不经济变为经济(戴明命题);二是创新由不经济变为经济(熊彼特命题); 三是体验由不经济变为经济( “美好生活” 命题)。
    (2) 数字经济的均衡特征
    数字经济的均衡点在差异化均衡点(P = AC), 与工业经济(无差异均衡点在P = MC) 相差一个AC - MC (与张伯伦、斯蒂格利茨、罗默、保罗·克鲁格曼, 新熊彼特主义的均衡结论一致)。这说明创新并非外生于经济, 差异化决定的拉姆齐定价不光可以是均衡值, 而且可以是创新成为常态后的帕累托最优(姜奇平, 2016)。
    2.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工业—数字双效率
    (1) 区分工业经济效率与数字经济效率
    杨小凯对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了说明: 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
    工业经济效率是专业化效率, 数字经济效率是多样化效率。多样化效率的特征在于智慧、灵活及经济上的高附加值。对于多样化效率, 威廉·鲍莫尔称为“音乐四重奏的效率问题”。
    (2) 信息生产力对应另一种技术和效率
    理论创新: 由定义1 中的信息生产力概念, 将信息技术定义为以提高多样化效率为主、以提高专业化效率为辅的技术(工业技术则是以提高专业化效率为主、以提高多样化效率为辅的技术)。
    推论1: 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不应是一维的(仅专业化一维), 而应是二维的(效率是一个平面, 由专业化与多样化二维构成, 总效率的平方= 专业化效率的平方+ 多样化效率的平方), 以此显现数字经济的效率产出。这间接解开了“服务业生产率之谜”: 服务业的专业化效率低(降低) 而多样化效率高(提高), 服务业由价格提升导致在GDP 比重中的上升是由总效率的平方决定的。
    推论2: 在自动化技术把劳动者挤出制造业就业岗位之后, 数字经济将把劳动者配置到多样化效率较高的部门(如“双创”中的App), 实现类似农民变工人的职业结构调整。
    3.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总关系
    理论创新: 由“范围经济取代规模经济” (谢伏瞻) 的总判断, 进一步推导出“范围报酬递增取代规模报酬递增” 的结论。罗默止步于规模报酬递增, 而数字经济需要发展出范围报酬递增理论(潘泽、姜奇平), 以便将质量、创新进一步体系化。
    (2) 数字经济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①数字经济成为增长新动能。
    a. 增长新动能体现于技术创新驱动。
    b. 增长新动能体现于产业新增长点。
    c. 增长新动能体现于资本替代。
    ②数字经济成为灵活就业新动能。
    ③数字经济成为转型新动能。
    a. 赋能内生、民生的经济增长黄金律。
    b. 赋能需求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 推动新实体经济, 建立新金融秩序
    (4) 数字经济成为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力量
    ①数字经济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②数字经济可以创造性解决一些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
    (5) 技术革命是否具有潜在收入分配恶化效应
    理论创新: 劳动具有多样性红利(多样化效率高而专业化效率低) (斯科特·佩奇, 2007), 技术革命中“平台—增值应用” 二分的新业态, 区分出两种报酬, 即固定资产投资报酬(平台源于无差异投入的报酬) 与劳动者个性化增值报酬(App 源于差异化投入的报酬), 截至发稿时的市场实际行情, 二者分成比例为15%∶ 85% (苹果、谷歌), 从事“双创” 的劳动者明显取得多样性红利。这说明技术革命具有收入分配优化效应, 而拒绝多样性红利, 即劳动者仍然从事无差异的制造业类型的工作, 则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具有潜在收入分配恶化效应。政策应创造条件, 引导劳动者通过多样性红利而优化分配。
    (6) 克服技术性失业的抓手: 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
    理论创新: 如何在人工智能最新发展趋势下应对技术性失业? 技术革命从长期看, 既不会增加就业, 也不会减少就业, 只会转换就业结构。正如工业革命并不使农民“失业”, 而只是让他们转行为工人一样。因此, 调整就业结构才是解决技术性失业的真正抓手。但从短期看, 劳动者难以在新旧职业、新旧技能间平滑转换, 这是导致技术性失业的现实问题。数字经济的大思路是, 利用共享经济(主要是共享生产资料的使用权, 根据有效创新程度分成)为新职业(1000 万网商、5000 万微商) 开辟公平分配的机会; 对连续“双创” 失败者, 重点通过二次分配保证公平。
    4. 理论经济学与真实世界的区别
    这里需要说明理论经济学所说的数字经济与真实世界的数字经济之间的区别。
    在理论经济学中, 为了突出数字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 把它提纯为纯数字经济, 反映的是纯数字化、信息化不同于非数字化、非信息化之处; 而在真实世界中, 数字经济是纯数字经济与纯工业经济的混合体,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也表现在经济特征融合上。这种差别反映在人们的观感上, 就是人们往往会认为纯数字经济与日常经验“不符”。比如, 日常经验明明是规模经济, 纯数字经济却说是范围经济, 人们会说“没看到” 或“不明显”。
    这容易理解, 工业革命在18 世纪60 年代已经开始, 但直到1830 年(道光庚寅年), 有学者认为它还没有真正展开。如果让这时的人们凭日常经验理解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 实在勉为其难, 需要把工业化说成是“农业4. 0”, 人们才有可能明白。中国的信息革命在1994 年左右开始(以互联网为标志), 发展到它的“道光庚寅年” 是2064 年左右, 如果在2010 年就谈论数字经济的规律, 人们凭经验只能理解到“工业4. 0” 的水平。
    信息技术以提高多样化效率为主、以提高专业化效率为辅, 数字经济以范围经济为主、以规模经济为辅。但在早期(2000 年至2010 年), 很有可能表现为以提高专业化效率和规模经济为主, 这是由于中国经济还在以工业经济为主, 没有进入以数字经济为主的阶段。与洋务运动(应用工业化技术为农业经济服务) 一样, 应用信息化技术为工业经济服务, 比较容易在共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共识。
    对中国来说, 2020 年是一个界标, 因为在这一年, 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从这个时点往后一百年, 人们将越来越多地感知到数字经济自身的特殊性(技术上的多样化效率、经济上的范围经济), 并且这种特殊性在经济整体中的占比将不断增大。人们日常经验中工业社会性质的经验与信息社会性质的经验的比重, 会与产业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业化产值) 与服务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服务化产值, 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 的实际比重趋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