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启运语言文字论集_唐启运_9787302386452

唐启运语言文字论集

定价：¥68

中教价：¥20.40 (3.00折）

库存数： 0

购买数量：

唐启运先生是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在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方言学、语言理论、汉语规范与语言教学等多个领域从事了精深研究，发表了数量众多的研究论文与著作。这里从中选择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论文，它们在古汉语句型与虚词、毛泽东语言风格与比喻的运用、修辞结构与修辞学史、熟语分类与成语特点、粤方言词汇特点、语言发展的根据、汉语规范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作出了独到分析，提出了有创见的观点，在发表之初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少观点被语言学史所吸收，有的还写进了大学语言学教材。本书对从事汉语研究的专业人员与大中学生，对从事汉语规范与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启运先生是我的硕士导师，出生于广东电白，除了四年的北大求学生涯，一直工作生活在广东，是一位地道的南方学者。在先生论文结集出版时，我参与了一些具体编务工作，也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作为学生，实感荣幸。
先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语言学家。解放那年他20岁，先是进入叶剑英元帅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在进入社会之初就接受了责任与担当的严格教育。1953年，先生入读北京大学语言学专业。那时的北大语言学系，名师云集，汇聚了一批开宗立派的大家，先生问师于王力、岑麒祥、魏建功、高名凯、周祖谟、袁家骅等一代名师，获得了完整而扎实的语言学知识架构，成为最负盛名的50年代北大语言学专业毕业生中的一员。我在后来的学术活动中，屡屡会遇到当年与先生一起完成学业的何耿镛、唐作藩、郭锡良、王理嘉、李行健、何九盈等前辈学者，他们都会说到与先生交往的趣事，对先生当年的风华与锐气留有深刻记忆。
先生治学范围宽广，关注着社会语言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那时的中国，久历动荡，战火初平，社会亟须稳定；传统文化剧变甚至丢失，新文化亟待重建；古白话文渐行渐远，新白话文加速形成；繁体字初去，简体字新立，中国语言学承担着营造社会软环境的繁重任务。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郑重形式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一文，这是中国语言学社会责任的写照。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随之在《人民日报》连载数十文指导人们如何正确使用语言文字，成为语言学社会担当的典型代表。1955年10月的“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接着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编纂出版《现代汉语词典》”等，都是服务于社会的语言工程大项目。先生作为那个时期培养出来的学者，很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与社会推进密切结合在一起。他关注着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语言问题，如语言规划、语言使用、语言教学、语言测试等。先生在《努力推广唐启运语言文字论集序言普通话积极推动拼音方案——纪念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四十周年》中回顾道： “华南师大中文系的语文工作者一直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责无旁贷地把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作为己任，持之以恒地做有效的工作。在新的时期又得到了国家的表彰。1987年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召开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推广普通话工作会议，安排我们在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让我们介绍了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经验。1992年我们中文系又被国家语委授予‘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这是广东省高校中唯一获得这个荣誉的。”先生长期担任华南师大中文系领导，所起核心作用自在其中。1986年，国家语委把高考语文标准化考试的研究任务交给华南师大，先生亲任广东省高考语文标准化研究室主任，多年后该成果荣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先生受命创办《语文月刊》，在办刊思想、宗旨定位、内容与文风上，精心擘画、身体力行，短短几年，使它进入全国重点期刊之列，在同类刊物上形成京沪穗三足鼎立之势。此外，先生还在《羊城晚报》上亲自执笔答读者问，或欣赏佳文或评骘陋句，将语言规范化工作做到了第一线。
先生作为一名有深厚学养的语言学家，紧跟语言理论的最新发展，对关键、前沿、焦点问题屡屡参与讨论，发表了重要意见。20世纪中国语言学中，语法学是一门显学，特别是50年代，如何建构一个能够为人们共同接受、进入高校课堂的教学语法体系，是各派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大家对各种句子成分、句子类型、句子关系、语法单位、语法范畴，都进行了深入讨论。先生在《中国语文》、《语文学习》等重要刊物连续发表了《语法结构决定主语宾语》（1955）、《读〈语法和语法教学〉》（1957）、《关于连动式和兼语式的取消论》（1958）等文章。先生当时还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学生，可观点之通达、思路之开阔，对激争纷起观点的提纲挈领、融会贯通，却显出难得的宏达与清醒。在划分句子成分的标准上，先生主张“确定主语宾语，应该依据词序——汉语的基本的语法形式”，在“连动式与兼语式的关系”上，主张各有其合理性，“把这种在形式上在意义上都有分别的句子混而为一，是没有理由的。连动兼语的格式有自己的特点，和一般的单句复句是不相同的，不是扩大的主从动词词组和复句所能包括的，因此应该当作特殊的句型处理”；对“把字结构”的句子功能，认为“‘把’字结构根据介词结构的通例，所属应该是状语，不是宾语”；对句子成分省略的规律，认为“省补留动，省动留补，或者两者都省，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单说不能省动留补，既欠全面，也还没有说出省动留补的条件”。这些观点和主张，后来都成为语法研究主流学派的观点。如果说先生在50年代现代语法理论建构中表现出来的还主要是扎实的理论功底、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的话，那么在80年代发表的一组关于词类活用、虚词、句型的古汉语语法论文，则将那种轻笔落纸、单刀直入、条分缕析、理例相衔、语密论重的风格展示得一览无遗。先生1985年起每年都有一篇论文刊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连续五年，甫一墨成，旋及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广为流传，如此的传播速率在语言学界甚为少见。
先生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另一学科是修辞学，特别是风格学的研究。毛泽东语言风格的研究源起何时，我没有做过认真查考，但完整运用语言学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先生的研究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早在1959年，先生所撰《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比喻》就先后在《中国语文》、《红旗》刊发，《中国语文》在语言学界有着翘楚地位，而《红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地位更是不同一般。先生对毛泽东语言风格作了系统研究，涉及内容有“鲜明的比喻”、“辛辣的讽刺”、“口语的运用”、“古语的吸收”、“谚语和成语”、“精密的结构”、“活泼的文辞”、“丰富的词句”、“压缩的语言”、“关于文风的见解”十个方面，仅第二、第六、第七、第八个专题后来在《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2期）转载时，篇幅就长达3.1万字。他的《比喻结构的多样性》（《语文知识》，1957年第7期）后被黄伯荣主编的全国高校教材《现代汉语》列入参考资料。在“文革”最为萧瑟的1972年、1973年，先生仍笔耕不辍，在《教育革命》杂志连载了专论“比喻”、“借代”、“移就”、“衬托”、“拟人”、“夸张”、“形容”、“对偶”、“排比”、“重叠”等系列文章，为知识的传承与普及作出了贡献，也为自己在“文革”结束后的学术爆发做好了准备。“文革”一结束，先生就出版了《句子成分论析》、《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概说》等著作，为中国学术春天的到来增添了色彩，为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储积了新的养分。
在编辑与重读中，重温在先生那里得到过的教诲与关心，浮起了更多的感慨与感恩。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多位先生给予过重要影响。何师一凡先生在我弱冠懵懂之时，手教口示，从舌根舌齿音，到帮旁并明钮，给了我语言学的启蒙和定向。李师如龙先生在我羊城发展春风得意时，审人度性，知我向学之心根固，携迁于厦门。刘师叔新、何师九盈、葛师本仪诸先生在我语言学成长中都给予过脱胎换骨般的淬火与提升。而启运师则是手把手牵我步入语言学大殿的关键者，三年面壁，使我完成了语言学系统的学习。
1982年秋，我负笈南下到广州就读汉语史研究生。两位业师，一位是吴师三立先生。首次在中文楼师生见面后，我们陪三立师返家，一路上三立师不搀不扶，语轻亲，神高扬，八十高龄，仍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一位就是唐师启运。先生时任中文系领导，常来宿舍楼探望新来的学生，嘘寒问暖。两位业师都有显赫的学术出身。三立师是旧学背景，曾为钱玄同助手，三十即出任教授之职，首学期开的是“说文段注研究”。启运师是新学出身，受过严格的语言学训练，第一门课开的是“语言学理论”。这真是极佳的知识结构培育法。一位重传统重根基，一位重理论重方法，两兼并俱，相得益彰。那时“文革”刚过，百业萧条，学问犹未成气候，启运师亲自动手，遴选出十数篇语言学经典范文，缀页成册，铅印若干，发给我们做教材。在我的处女作《汉语词义学》中，引用的论文类文献皆列于各章之后，唯有一篇与著作类文献列在全书之尾，就是先生在《语言学文选》中所收的李友鸿《词义研究的一些问题》（《西方语文》，1958年第1期）一文，里面诸多观点深深影响着我后来的研究。里面还收了那个时期的专书计量研究代表作、程湘清的《先秦复音词研究》等经典文献。现在的世界是书多文多，但读少用少；那时是书少文少，可精读细研。那本铅印手订的《语言学文选》我仍保留着，油墨已淡去，但读书时留下的道道深浅画痕犹在。
那时培养研究生有“游学”制，学生在选题或初稿写成时，要到全国各地去游学，拜师访友，求学问道。记得在开学典礼上，学校主管研究生培养的“最高领导”研究生科何科长大声鼓励，研究生就是科学研究的国家队，就是要做最好的研究。游学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首次游学就是先生亲自带我们出行，许多前辈都是那次见到的。到北大燕园拜见了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到申城拜见了华东师大史存直先生、宗延虎先生，及复旦的张世禄先生、胡裕树先生。我的学位论文是《尔雅·释诂》同义词研究，还专赴济南拜见了山东大学的殷孟伦先生，在武汉则是找遍三镇才找到丁忱先生。丁先生是我国新时期培养的第一位训诂学博士，他的学位论文就是《尔雅》研究。那时我们年轻后生，外出走动，兴奋有余，细心不足，加上从小受家人关心多，主动关心别人少，游学路上对先生悉心照料甚少。先生与我们一起乘火车坐硬座，我们却不知提前排队给先生买张卧票。初夏之际到北京，住北大南门外的海淀宾馆，那时还没有标间，都是十几二十人的大通铺。先生从小生长在广东，不习惯北方浴池子，那几天硬是熬着未浴，现想起来甚是惭愧。先生就是以如此的用心与付出，把我们一步步引入语言学殿堂。
重读先生论著，对先生的学术生涯与贡献有了更多认识，也倍感栽培之恩深重。先生温文儒雅，语无高调，话无速句。对做学问，先生总是说把自己的观点论证清楚就好了，不要去与别人争辩，别人说的道理可能你没体会到，容易产生误解；你说得有道理，别人自会理解的。先生教而不厉，导而不拘，正是这种于己严、对人宽的培养，使我们在今后发展中获得了更大的学术动力与空间。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世勋学兄的甚多指点，也得到了同门诸位手足的关心，大家嘱我写点什么。意难尽表，文当有止，先生与师母的健康长寿，当为弟子们之最盼。

苏新春
于厦门大学品斋
2014年8月10日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

您的姓名	验证码：
留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