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当代社会弊病的反思和批判拥有诸多理论资源，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几乎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重要并切中要害，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以及个体处境。
（2）本书是一个随笔性质的文章结集，对其他各书涉及的主题如倦怠社会、爱欲之死、他者的消失、神圣时间、沉思的生活等均有简明扼要的复述，同时较多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难民/移民身份，对德国文化和语言的一往情深，以及对当下德国和未来的期望，由此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思想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
（3）本书对生死本能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进行了阐释，并结合当下数字化的大背景，指出如今对透明的崇拜与数字化和数字网络一起给当今哲学带来的特殊任务与挑战，对反思加速时代社会发展悖论具有启发意义。
精彩句段
面对人类的毁灭狂热，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将人类比作细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如同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增长和自我毁灭合而为一：“或许可以设想，对于某种我们在其中发现了自身存在的条件、必要性和意义，但无法完全理解的高等有机体，人类相当于一种疾病；这种疾病试图摧毁那个有机体，而且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势必要将其摧毁，就像细菌试图消灭‘患病’的人类个体。”人类严重丧失了辨识力，只能认清较低等的秩序，面对更高级的秩序时则像细菌一样盲目。因此，可以将人类历史视作一场“与神性的永恒斗争”，神性“必然会被人类消灭”。（P1-2）
沙米索（Chamisso）的中篇小说《彼得·施勒米尔奇遇记》（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可以当作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寓言来读。施勒米尔把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鬼，换来了一袋取之不竭的金子。这个钱袋象征着无穷无尽的资本，与魔鬼做的交易其实是与资本主义达成的契约。无限的资本把代表着身体和死亡的影子变得杳无踪影。然而施勒米尔很快意识到，没有影子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他像个游魂一样在世界各地流浪。这个故事传达的寓意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故事结尾的告诫：“你，我的朋友，你要想活在人间，首要得学会敬畏你的影子，然后才是钱财。”（P9-10）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雇主，孤立无援，这种孤独构成了目前的生产方式。过去，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但企业内部可能依旧团结。而今，每个人都在与他人竞争，即使在企业内部也是如此。这种绝对竞争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却破坏了团结和集体精神。（P23）
我们不得不再次严肃认真地问自己，究竟想要过怎样的生活。继续听命于全面监视和全面剥削，从而放弃我们的自由和尊严吗？现在是时候组织起来，对迫在眉睫的数字化极权主义进行一次集体抵抗了。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的话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我们就是被未知力量操控的提线木偶，一丝一毫都不是我们自己！”（P33-34）
没有创伤的爱难以想象。爱会打击、伤害我们。今天，他者被认作受伤的根源，于是我们避开他者。然而，被我们拒斥的伤害无可避免，它会以自我伤害的形式反复出现。比起他人造成的伤害，自我伤害至少能够以可控的方式发生。（P60）
跳跃的人
Der springende Mensch
近年来我们常常注意到一个现象，拍照时人们总是在镜头前拼命地跳跃，尤其是年轻人。在谷歌上输入英文或德文“跳跃的人”，会出现无数悬空照，各式各样，令人惊叹。在镜头前跳跃似乎已如流行病一般蔓延开来。
为什么今天的人要在镜头前跳起来？我们不是受倦怠和抑郁所困吗？他们是因为开心喜悦而跳吗？跳跃是社会活力增长的表现吗？抑或这些跳跃是自恋式自我的病态抽搐？
从前拍照主要用作留念，人们以规矩得体的姿态面对镜头，似乎没人有过跳来跳去的想法。人们留住那片刻为的是今后还能记起。为了凸显事件，人们收起自我，退隐到要纪念的瞬间或情景之后。没有人想要表现自己，甚或展示自己。没有人在博取关注。从前的照片具有的是膜拜价值（Kultwert），而非展示价值（Ausstellungswert）。
瓦尔特·本雅明在其名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摄影的展览价值正全面取代膜拜价值。“但膜拜价值并非毫无反抗就让位，而是退守最后一道防线—‘人像’（Menschenantlitz）。肖像是早期摄影的核心，这并非偶然。在对远方或已故爱人的怀念性祭仪中，照片的膜拜价值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在人面部的瞬间表情中，旧时的照片最后一次散发出灵光（Aura）。这便是它那忧郁的、无可比拟的美。然而，一旦人像从摄影中退出，展示价值便毫不犹豫地凌驾于膜拜价值之上。”
对于服务于祭仪之物，其存在比被展示和被观看更重要。它们的膜拜价值取决于存在，而非展览。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万物皆已成为商品，必须被展示才能存在，展示价值被绝对化了。一切悄无声息、停留于自身之物都不再有价值。物只有被展示、被观看才会获得价值。人的行为也像商品，人们展示自己，生产自己，以增加其展示价值。
今天，具有膜拜价值的人像已彻底从摄影中消失了。脸书（Facebook）的时代把人像变成了一张完全服务于展示价值的脸（face）。脸是一种展示性面孔，没有凝视的“灵光”，只是人像的商品形式。凝视富有一种内向性、一种自持和距离，因此凝视不具备展示性。如果要将人的面孔商品化为所谓的脸，就必须消除凝视。
只有从展示癖这一现象中，才能理解为什么如今人们在镜头前跳来跳去。用于怀念性祭仪的瞬间或事件消失了。每个人都在博取关注，展示自己。“我”成为一个品牌。这使摄影变成了无世界性的（weltlos），世界沦为衬托自我的背景。
当今的摄影没有记忆和历史。它似乎总是处在争分夺秒的状态，时间结构一反既往。它缺乏时间的深度和广度，只专注于瞬间情绪的“此时此刻”。它没有叙事性，仅有指示性。人在跳起来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像指向自己的食指。
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看来，“它存在过”（Es-ist-so-gewesen）表达了摄影的真谛。这赋予摄影以崇拜价值。然而，数码照片却没有年龄、经历和死亡。它始终在场，永远在当下。它不再是记忆媒介，而是充当陈列橱窗一般的展览媒介。
尼采在残篇《无家的乡愁——漫游者》（Das Heimweh ohne Heim-Der Wanderer）中写道：“他们曾经从无中为自己创造出上帝——难怪！他们的上帝现已归于乌有。太仓促了，像跳跃的蜘蛛猴。”尼采也称这些蜘蛛猴为“末人”。他们就好像“跳来跳去”的“畜群”（Herde），“被快乐和不快牵制，就像被拴在了当下的桩子上”。如今，尼采的“末人”在镜头前跳跃。一种新人类出现了：智人（Homo sapiens） —跳跃的人。从名称来看，跳跃的人和智人同源，但智人具有的悟性和智慧的德性在他们身上全无体现。他们跳跃是为了博取关注。
万事皆匆促
Alles eilt
由于不安定，我们的文明堕入了一种新的野蛮。劳作者，即不安定者，比任何时候都风光。所以必须对人类的特质进行必要的修正，使安逸的因素得到大规模的加强。
——弗里德里希·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
不是所有的时间形式都可以加速。对仪式性的行为提速是一种亵渎。礼俗和仪式有自己的固有时间、韵律和节奏。
一切与季节相关的行为活动也无法加速。爱抚、祈祷或仪式列队（Prozession）不能加速。所有叙事的过程，包括礼俗和仪式，皆有自己的时间。与计算不同，叙事不容加速。加速会破坏叙事的时间结构，即叙述的韵律和节奏。
信息处理器（Prozessor）可以随意提速，因为它的工作方式是纯粹加法式的，而不是叙事性的。它与仪式列队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此，后者是一种叙事性的事件。今天，一切礼俗和仪式都被抛弃了，因为它们阻碍了信息、交流和资本的高速循环。所有不服从效率逻辑的时间形式都被淘汰了。
加速是当今时代危机的代名词，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减速的做法已被提出，并且到处受到推崇。然而，真正的时代危机并非加速，而是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些无法加速的时间形式，那些能让我们体验持久性的时间形式。如今，所有的时间都变成了工作时间，它是可以加速和充分利用的时间形式。在这一现状之下，任何减速做法都不会创造出另一种时间。减速做法只是减慢了工作时间，并不是将其转化为完全不同的时间。
如今，体验持久性近乎不可能，因为工作时间不容许这件事发生。工作时间不是叙事性的，而是一种加法时间，一种被堆叠起来的时间。持久性的缺席令我们觉得万事都在加速。然而，持久性消失的原因并非加速，那不过是人们的误解。确切地说，正因为时间不再有任何驻留，没有任何事物赋予时间持久性，它才会像雪崩一般倾泻而过。当下的时间点之间不再有任何时间上的吸引和张力，因为它们仅仅是累加式的。其结果是时间的飞逝，导致了无方向、无意义的加速。
感知赋予时间持久性。感知匮乏也是我们如今这种无休止、无方向的交际的肇因。交际之间的空白仿佛死亡一般，必须通过更多的交际迅速将其抹去。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仅靠交际的加速并不能消除死亡。
当今的绩效社会把时间和工作捆绑在一起，从而把时间本身当作人质拘禁。对绩效的强制追求制造了加速的压力。工作本身并不一定具有破坏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它可以带来“一种强烈但健康的疲倦”。然而，绩效强制会引发一种心理压力，即便实际干的活不多，这种压力也会把人的精神耗尽。倦怠并非工伤，而是一种绩效病。它的致病原因不是工作本身，而是绩效这个摧残精神的新自由主义原则。
作为工作间歇的休息只是工作时间的一个阶段，并非另外一种时间。如今，我们只有工作时间。我们早已失去了节日的时间。节日前夕收工（Feierabend）对我们来说已是相当陌生的想法。节日的时间不是放松或缓解工作疲劳的时间。节日标志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的开始。节日和庆祝活动都有宗教渊源。拉丁语feriae源于宗教仪式，指用于宗教活动的时间。fatum指神圣的、供奉神灵的地方，也就是用于宗教活动的祭礼场所。
世俗的（profan，字面意思为“位于圣域之前的”）活动结束时便是节日开始的时候。节日时间与工作时间截然相反。节日前夕收工预示着一个神圣时刻即将到来。一旦撤销将神圣与世俗隔开的边界或门槛，剩下的就只有平庸和日常，即苍白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是世俗化的时间，不包含游戏和节日。绩效强制充分利用了这种时间。
如今，我们不仅带着工作时间去度假，还把它带进睡眠，所以我们今天总是睡不安稳。休息也不过一种工作模式，其目的只是劳动力的再生。由此看来，休息不是工作的他者，而只是工作的现象（Erscheinung）。减速或缓慢也是劳动时间加速的结果，因此它们也不能带来任何其他时间。与普遍看法相反，减速并不能解决当前的时代危机。减速没有治愈作用，它只是一种症状。症状是无法用来治病的。减速本身并不能把工作变成节日。
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减速，而是一场能够开启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的时间革命。加速的时间是“自我时间”（Ich-Zeit），是我自己使用的时间。但还有另一种时间形式，即他人的时间，指的是我给别人的时间。他者时间（Zeit des anderen）作为赠予是不能加速的，而且它还摆脱了绩效强制。当今，新自由主义的时间政治已彻底摒弃了他者时间，摒弃了馈赠。我们现在需要不同的时间政治。不同于使我们孤立、把我们打散的自我时间，他者时间创造共同体、集体的时间。这才是美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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