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是一部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纵观全书，作为书名的西线无战事仅在结尾处出现一次。作者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用极为轻盈的方式来给这部作品结尾，然而它意味深长，重若千钧。
西线无战事，这是一句当时经常出现在战争后期德国战报上的话。有多少人能真正体味，这句透露着官方镇定自若态度的话语到底意味着什么。
德国作家卡尔·祖克迈耶（Carl Zuckmayer）曾以自己为例，解释过这句话背后的故事：
当时我的父母正住在弗莱堡的一家酒店，我的哥哥在弗莱堡一家战地医院住院。一天傍晚，他们俩在酒店的餐厅坐着，一位女士拿着刚印出来的《每日战报》走了进来。我母亲问她战报上写了什么。她说，西线无战事，还是什么也没发生。索姆河南岸有一个不知名的村庄丢了，好像是叫西里（Chilly）。只有我母亲知道，当时我已经在那个村子里战斗了几个星期了。对于她来说，这个不知名的村庄比西线所有的战事、比占领斯特拉斯堡、比占领巴黎、比谋杀沙皇、比伦敦陷落都意味着更多。那是1916年9月4日。西线无战事。
由此可见，这句轻描淡写的战报背后，是普通士兵和家人们无尽的忧虑、悲苦、厌恶和毁灭。在《西线无战事》中，雷马克用干净、简白的语言记述了战争，用平和、冷静的笔触描绘了一代人的伤痛，它甚至既不是一种控诉，也非一份自白。一名普通士兵在西线战场默默地死去，战报里只字未提，而他脸上的表情镇定，似乎对这样的结局感到满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由于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战的暴力性和残虐性超越以往任何战争。如同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所描述的那样，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刹那间把一个我们在其中接受教育、栖身卜居、安全又充满理性的世界像一只空陶罐一样击得粉碎。
于是，一代人被从宁静的书桌前直接抛掷到了战场。在连天战火里，他们心惊胆战，牙关紧锁，沉默不言。硝烟弥漫之中，战争露出狰狞的面孔和獠牙，他们不能说话，用沉默抵抗着恐惧，宁愿从未经历过这惨烈的战争。当尘埃落定，幸存的他们却已经疲倦、脆弱、伤痕累累，他们不愿说话，不愿回忆，只希望将一切遗忘。
和亲历战场的他们不同，侃侃而谈的不乏其人。关于一战的书籍汗牛充栋，里面分析着成败和输赢，描述着战争和杀戮，记载着荣誉和勋章。浮夸的战略家们在激昂的音乐声里高谈阔论，飘扬的旗帜下，纪念碑林立。唯独经历过血与火的这代人，他们的感受、希望、荣誉、恐惧在一片喧嚣中沉默不语，在空洞的英雄主义赞歌中不置一词。
终于，一战结束近十年之后，雷马克，一位从战场归来的年轻人，感受到内心的激荡和召唤，用了六周时间写成了这部《西线无战事》。1928年11月，小说在《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连载，1929年1月29日在柏林柱廊出版社（Propyl鋏n Verlag）正式出版。它是献给被卷入那场无情战争中的无数无名战士的第一座文学纪念碑。
小说借助叙述者保罗·伯尔默的视角展开，但是小说的主角并非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一群人，为此，雷马克在叙述时更多地使用了我们来代替我。这群人由四个从学校直接奔赴战场的学生志愿兵（同班同学克洛普、缪勒、莱尔和我）和四个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人（钳工恰登、挖煤工维斯特胡斯、农民德特林和无所不能的卡钦斯基）组成。学生志愿兵们站在生活的门槛上，
除了父母，或许还会有姑娘，他们并没有太多别的东西，甚至连对未来的幻想都来不及展开；另外四个人已经有了各自的职业、家庭，在社会里有着清晰的定位和关系。战争让他们走到一起，让他们和各自的过去切断联系，硝烟战火之中结下深刻的袍泽之谊这成为他们仅存的慰藉，是战争所能带来的最好的东西。
这群人在一起经历了战争的标准场景：对战争所抱有的英雄主义期待、新兵操练时遭遇的恶意刁难、第一次被拉到前线时的仓皇失措、战场上失去朋友和战友的痛苦、长久远离家乡的乡愁和疏离、战火中身不由己的偶然性、战争所带来的生命工具化和物质化、前线与后方天壤之别的体验、人生的初次性冒险、在战地医院永远失去的身体某些部分、尝试理解敌人痛苦时的挣扎、意识到战争带给自己无法遗忘的永恒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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