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托克维尔文集（第3卷）：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我在这里试图做的便是如此；但为达到此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有关君主制最初几个世纪、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历史，大量的著作已作了深入的研究；我们不仅了解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而且了解这些不同时期的法律、习惯、政府精神与民族精神。但至今尚未有人下功夫同样地、仔细地研究18世纪。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18世纪的法国，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表面上那耀眼的光彩，因为我们掌握着当时最卓越人物的历史细节，因为机智或雄辩的批评家们已使我们熟悉了18世纪显赫的大作家们的著作。但是，对于处理事务的方式、各种制度的真实实施、各阶级相互的确切地位、被人漠视的阶级的境况与感情，直至舆论风尚，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认识。
　　我试图深入到旧制度的心脏。在年代上它离我们十分接近，只是大革命把它同我们分隔开了。
　　为达此目的，我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而且研究了许多不大知名而且不值得知名的著作，这些著作并非精雕之作，却更好地反映真实的时代精神。我仔细阅读所有的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在这些公共文告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与好恶。省三级会议以及后来的省议会的会议记录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大量启示。我特别研究了1789年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它们是法国旧社会的遗嘱，是它的愿望的最高体现，是它的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献。而我觉得它还不够。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184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9年出任立宪大会副主席和外交部长。拿破仑三世1851年政变后退出政界，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冯棠（1951-2001）：本书译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师从张芝联教授。译有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多古尔《中世纪的生活》，合著有《法国文化史》。

导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
前言
第一编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论歧异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第三章 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第四章 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
第五章 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

第二编
第一章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
第三章 今天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第四章 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五章 中央集权制怎样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毁
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第七章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
第八章 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第九章 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第十二章 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第三编
第一章 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第二章 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第三章 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

　　因此，问题不在于摧毁这个专制政权，而在于使它转变。梅西埃·德·拉·里维埃说道：“国家必须遵照基本秩序的准则进行统治，而当国家这样做时，它必须有无限权力。”另一个人说道：“让国家确切明了它的职责，然后给它行动自由。”从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长，你会发现他们都怀有同一心情。
　　他们不仅指望王室政府改革当代社会，而且向它部分地借鉴有关他们要建立的未来政府的想法。由此及彼：看到这一个，就使他们产生另一个的形象。
　　按照经济学派的观点，国家不仅要号令国民，而且要以某种方式培育国民：国家应依照某种预先树立的楷模来培养公民精神；国家的义务是用某些它认为必要的思想充实公民的头脑，向公民心中灌输某些它认为必需的情感。实际上，对它的权利没有限制，对它的所作所为也没有界限；它不仅使人们改邪归正，而且使他们彻底转变；也许只有国家才能将人培养成另一种人！“国家随心所欲造就人们，”博多说道。这话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理论。
　　经济学派设想的那个庞大的社会权力不仅比他们眼前的任何政权更大，而且在起源和性质上也不相同。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传统丝毫无关；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
　　中世纪闻所未闻的这种名为民主专制制度的特殊专制形式，经济学派已经熟悉。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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