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一个重要法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把这种多党合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在4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革命统一战线，也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也没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一切成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有本质上的区别。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会议之所以成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国民党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那次会议也使人民懂得，只有推翻他们，其他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3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了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中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周恩来也明确指出，政协是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以它的组织和性质来说，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会，决不是发源于旧的政协。为了说明人民政协的产生经过，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从旧政协到中国人民政协这一段历史背景。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庆贺这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的时刻，一些有识之士却是亦喜亦忧。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还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已日益紧迫地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
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顺应历史潮流，早在抗战胜利前夕就制定了“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又于同日重申：“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个主张，这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实现这个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及和平建国的方针，体现了战后全国人民的利益，得到了广泛的拥护。
各民主党派一方面欢呼胜利，另一方面又担心内战。中国民主同盟8月15日《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一开始就说：“抗战胜利了，国内一切更复杂更麻烦的问题都来了”，“假如我们在欢呼胜利的时候，能够冷静一点，也许一切复杂的情形可能简单化，也许一切麻烦的情形可能轻松化，否则不是不可能演变得更纠纷更严重的。”因此，他们提出：“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这实际上代表着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
国民党战后的基本动态是，急于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但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又有许多实际困难。第一，内战政策，必将违背饱尝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求和平的根本意愿。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有一亿人口，近百万正规军，两百万民兵。第三，当时的美国政府试图促成国共握手言和，组成以国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然后帮助国民党在“联合政府”中逐步挤垮共产党，达到扶持蒋介石傀儡政权，实现美国控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第四，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进步力量以及主和人士，赞成同中国共产党实行和平谈判。因此，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并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也就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形成国共两党及各民主力量合作的和平发展新阶段。这样在和平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社会政治改革，当然有利于全国人民的休养生息。退一步看，即使由于国民党不放弃内战方针而使谈判破裂，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利用与国民党的这一政治斗争，充分表明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的胸怀和主张和平的诚意，从而揭露国民党的和平伪装。如果国民党仍要一意孤行地发动全面内战，它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面前输了理。这样也可以教育人民，团结同盟者，澄清国际舆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这是出于国民党意料之外的，正如张群在谈判中所说：“商谈内容，在你们所提的办法是事先经过你们党内决定……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 9月3日中共代表团主动提出11项具体谈判方案后，9月4日蒋介石才正式指定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此后，以中共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国共双方代表进行商谈。凡是双方同意的，就把各自意见的要点记录在案；凡是一方不同意的，就继续谈判。到9月下旬，经过八次正式会谈，双方基本达成协议。但是，国民党迟迟不肯在协议上签字。这是因为国民党另有打算。原来就在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就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的《剿匪手册》，随即以数十万军队向晋东南和华北解放区发起进攻，企图以军事上的压力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让步。但是，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都被解放区军民所击退，解放区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中共在谈判桌上的斗争。10月10日，国民党终于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了字。这个协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共双方互相让步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从战后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实际出发，在坚持保护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同意在蒋介石领导下长期合作，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在国内外和平民主力量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客观现实，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也不得不同意进行一些民主改革。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平等的身份共商国是这一事实本身，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中国的事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能解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了。《双十协定》的签订，推迟了全面内战的爆发，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顺应了战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欢迎。同时，《双十协定》决定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为多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提供了新的舞台。在《双十协定》的鼓舞下，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致公党等民主党派的活动日趋活跃。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相继成立。很明显，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谁能团结广大人民并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与合作，谁就将取得胜利。重庆谈判已经拉开这场政治斗争的序幕，政治协商会议则把它推向高潮。
（二）
《双十协定》签订后，10月18日，苏南、皖南、浙东、浙西四个解放区的新四军就开始撤往长江以北，向全国人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履行协定的诚意。可是，国民党却既不想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和平建国”，也不想作丝毫的民主改革，至于什么时候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从未认真考虑。就在《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蒋介石立即颁布内战命令，要求其部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频频向解放区挑衅。内战一触即发，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11月2日，民盟发言人为制止内战发表谈话，提出“政府应该在十天以内正式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国家的一切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11月19日，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成立的“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内战，并呼吁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到达重庆，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加紧筹备和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也发表声明，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战。”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蒋介石才被迫于12月31日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日期。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5个方面38位代表。中国国民党代表（又称政府代表）8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中国共产党代表7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中国青年党代表5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惪。社会贤达9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经过5方面代表共同商定，政治协商会议的议程为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共5项，并分设5个相应的小组进行协商。政治协商会议原定当月23日结束，由于五项议题都争论得非常激烈，会议经过3次延期，才就各项议题勉强达成协议，于1月31日举行的大会上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5项决议。
政治协商会议的全部过程，实际上就是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的左、中、右三种政治力量，围绕上述五个问题进行较量的过程，斗争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企图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迫使中国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的“法统”，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实现国民党独裁的一统天下。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发生了分化，青年党和一部分所谓的社会贤达人士，已成为国民党的附庸。民盟和社会贤达中的左翼人士，由于痛恨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要求和平、民主和自由，逐渐认识到只有和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才能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因此，在政协会议上，民盟和中共代表达成默契，遇有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在具体问题上，民盟能够站在较为公正的立场，赞成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希望实现和平建国的局面。其他民主党派，如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筹备会等，虽然没能参加政协会议，但他们都很关心会议的进程，并多次向会议提出他们的主张和建议，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国民党内部的民主进步力量，也以个人或组织（如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身份，同国民党极右派进行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从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最大限度地团结民主进步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及其附庸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力争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建国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之下，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有相当的差距。但是在和平前提下同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可以避免战争的破坏，保护生产力，全国人民可以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总的说来，是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仍不失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光辉成果。为此，中国共产党给予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五项决议以高度的评价，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历史的胜利”，“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行，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开始脱离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走上国家制度民主化的第一步”，并且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对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将以最忠诚的态度，在各解放区与解放区军队中加以贯彻实施。中国共产党这种真诚的态度，表现了它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受到普遍的赞扬。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本来并无诚意，他们以为只要抱定“让政不让军，让中央不让地方，让现在不让将来”的宗旨不放，拉拢中间势力，压迫中共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暂时安排几名中共领导人参加政府，就可以继续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政协决议却规定，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成为联合政府的军队；地方要实行分省自治，解放区仍将继续存在。而且，中共同民盟合作，又争得了在改组后的政府中的否决权。这显然不符合国民党的意旨。因此，蒋介石一方面虚伪地表示：“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职责，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另一方面加紧部署兵力，准备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推翻政协决议。接着，蒋介石又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够代替约法”，“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是决不能承认的。”同年7月，国民党为了假借民意维护其独裁统治与内战政策，单方面决定了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尽管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坚决反对，但国民党一意孤行，终于在11月15日召开了这个完全由一党操纵的“国民大会”。至此，不仅政协决议被彻底撕毁，连和谈大门也被国民党完全关死。
（三）
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表明了全面内战即将开始。3月27日，三人会议军事调处执行部达成“东北停战协定”。时隔5天，蒋介石就扬言：“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接着便首先在东北点燃了内战战火。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四平、长春等40多座城市之后，又向中原解放军进攻，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
内战爆发后，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由以政治斗争为主转移到在政治和军事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在军事战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用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摧毁其赖以进行独裁统治的军事力量和整个国家机器，为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扫清障碍。在政治战线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民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的和平民主运动，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敲响了丧钟，两条战线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推动革命斗争不断胜利发展。
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的军队先后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巧妙地避开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锋芒，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诱敌深入，在运动过程中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被挫败后，又发起向延安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一面通过运动战挫败疯狂进攻的敌人，一面组织大量部队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向国民党空虚的中原腹地的战略进攻。1947年6月30日，解放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相继转入反攻，迫使国民党军队由重点进攻变为全面防御。同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著名的“双十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和八项基本政策。12月，毛泽东已经预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解放战争的发展过程，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展开，广大农民迸发出空前的劳动热情，迅速发展生产，保障前方物资供应，同时掀起参军参战、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保卫解放区的热潮，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穷兵黩武的巨大消耗，使经济走上绝境，通货恶性膨胀，加以政治腐败，贪污成风，人民群众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和压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更进一步发展起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也日益认清国民党的真实面目，旗帜鲜明地站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边，形成了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国民党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军事、经济和政治诸方面的严重危机，互相影响，日益恶化，已处于朝不保夕、摇摇欲坠的境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则迅速壮大，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已经坚信：旧中国必然灭亡，新中国即将诞生。召开一个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刻不容缓地提上了决定国家命运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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