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_魏淑清著_9787520164740

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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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年龄结构的阶段性转变会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巨大转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本书从中国西部地区层面着眼，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的影响，深入地开展前瞻性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希望有助于系统、完整、准确把握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在转变过程中对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存在的影响，从而为科学、合理地制定相关的人口调控政策和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据及借鉴。

　　马尔萨斯曾在其代表作《人口原理》中提出“人口论”，并指出：“人类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贫穷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人类是社会的主体，人口是整个社会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人口与社会整体的另一个子系统——经济——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二者间的关系问题，自然也一直是人类社会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自古以来人们关注、强调的话题之一。拥有13.95亿人口、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8.4%的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各种人口问题尤为突出。特别是随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贯彻落实，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如何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成为理论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从本质上来看，人是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总体。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从人的经济属性出发，认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正是通过经济的二重属性与社会的经济活动发生联系。在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人作为消费者从事消费活动。因此，人口学和人口问题，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它贯穿于人类生活和生产的过程，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的社会历史性质。然而，社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人口问题由始至终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因此，探索人口问题，不仅是探讨人口的数量、质量、构成、分布等人口现象，也是进行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地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探讨，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推动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转，人口发展问题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历史上，人口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进入21世纪后，全球面临人口爆炸问题，人口数量激增。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25年超过80亿人，到2050年将接近100亿人，可见人口问题不容忽视。当然，这些数字仅代表了人口数量问题，而当今的人口现状更为突出的另一个问题则是老龄化进程在逐渐加快，人口年龄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巨变。从少儿人口的比例增加，到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大幅上涨，再到老年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引起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给予了极大关注，而中国对于此话题的关注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力实施，中国人口数量增幅在20世纪80年代稳步减少，劳动适龄人口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状态。统计数据显示，劳动适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占全国总人口的74.5%。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逐年上升，特别是进入2000年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达7%。也就是说，按联合国制定的一国或一个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的老龄化标准衡量，我国在2000年时就已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到2010年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上升至8.9%；到了201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0.5%，超过了10%。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转变，不仅伴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发展速度加快，而且也伴随着人口红利对经济推动作用的逐渐变弱。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是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我国人口总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并且其中所产生的巨大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连续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近10%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121.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9660元，与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3678.7亿元相比翻了数番，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由此可见，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有较大关系。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视野，根据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和党的十八大以后5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做出的科学判断。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顺利实施“十三五”规划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基础。毋庸置疑，人口问题始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一要求适应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顺应人民群众需求，具有十分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这期间，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口是现代化建设最为基本的支撑，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全面提升人口素质。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对经济发展、人口、健康、城镇化、就业、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阐述，报告中提到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年均达到1300万人以上。报告在关于经济发展方面提到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报告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1]
　　由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人口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理念、区域协调发展、就业等内容可以得知，党和国家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问题相当重视。报告提道：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有配套的人口生育政策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需要，还要顺应人民的意愿，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道：中国6000多万的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这表明了我国已经提前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到2015年将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由此可见，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不仅是我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需要面对的难题。需要从整个社会出发，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解决这个问题，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到人口发展战略，首先想到的就是“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以此来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被写入宪法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确定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力供给问题、老龄化、人口结构性问题等开始显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4386亿人，比上年增加631万多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10.5%，上升了0.4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以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目前，我国不仅是世界人口大国，还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比例较大，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也是最重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的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对。[2]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国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规律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设计，提出合理的政策措施。2016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口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3]他强调，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上以及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都对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以及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等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应加大投入、扎实行动，积极推动老龄事业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同时，《老年健康蓝皮书：中国老年健康研究报告（2018）》中也指出：健康老龄化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由之路，而我们的政策措施、工作基础、体制机制等还存在明显不足，同广大老年人过上幸福晚年生活的期盼差距较大。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能使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得到提高、老年人的尊严和权利得到维护，还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构建具有促进作用。
　　李克强总理在人口计生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间的协调发展。纵观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史实可以看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9年期间，其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先从客观鼓励生育再到逐步提倡节制生育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1970～2013年，其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再到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发展过程；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以后，国家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等突出人口问题，对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进行了大调整，即从“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限制人口增殖政策，调整到实行“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的政策放开。针对出现的人口现象，2016年12月30日，国务院在下达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中更是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均发生了显著性改变，出现了重要转折性变化。准确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性特征，深刻认识这些变化对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对于谋划好人口长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该规划的主要目的是：积极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从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同时该规划还提到了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及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人口发展既符合世界一般性规律，又具有自身特点。其后15年我国人口的变动趋势是：①人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弱，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②劳动年龄人口波动下降，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加重；③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少儿比例呈下降趋势；④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回归正常，家庭呈现多样化趋势；⑤人口流动仍然活跃，人口集聚进一步增强；⑥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地区间人口变化不平衡。从总体趋势来看，其后15年特别是2021～2030年，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但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仍然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我国既面临诸多问题和潜在风险挑战，也继续存在劳动力总量充裕、仍处于人口红利期等有利条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而实施人口均衡发展战略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重大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主线，立足战略统筹，强化人口发展的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按政策生育，充分发挥“全面二孩”政策效应，综合施策，创造有利于发展的人口总量势能、结构红利和素质资本叠加优势，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坚持综合决策、突出以人为本、强化正向调节、加强风险防范、深化改革创新的原则。针对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要加强顶层设计，做到及早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坚持持续、健康、参与、公平的原则，加快构建以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持、宜居环境为核心的应对老龄化制度框架，完善以人口政策、人才开发、就业促进、社会参与为支撑的政策体系等。总之，国家为应对我国在人口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所出现的诸多人口突出问题，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对其人口和生育政策做出了几次重大调整，制定了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规划；特别是面对当前我国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性重大变动中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人口政策又一次及时地做出重大调整。这充分体现出国家对我国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突出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总体上形成了良性互动。其中改革开放的前30年，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被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这一时期，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持续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而成本较低的劳动力，暴增的人口红利强有力地推动着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进入21世纪后，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渐无法继续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迫在眉睫。恰在此时，人口转变的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增长实现了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转变的过程。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比上一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出现了新的人口发展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迫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丰富的劳动力供给转变为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口素质提升的发展方式。这种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变的高度契合，不仅成就了以往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也带动了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升人口素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其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支撑作用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目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发展将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这意味着中国人口数量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暴增或锐减，也意味着人口红利日渐消退与低生育率并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现状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有所改观，而是成为一种常态。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面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以及人口红利的衰退，如何在此严峻的趋势下协调处理好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使得经济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特别是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等，都是当今社会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
　　区域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经济活动相对独立，且具有特定功能的地区，它具有独立性和开放性。我国依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并与地理位置相结合，将我国大陆区域划分为东部沿海、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并将这一划分明确写入“十一五”规划之中。其中，西部地区由于地处我国内陆地区，远离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其经济发展水平始终比不上中、东部地区。其人口相对于中、东部地区来说虽然比较少，但同样面临与全国同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引起的人口老龄化矛盾问题，只是没有东部沿海地区那么尖锐而已。近几年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的发展环境有了显著改善，但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其相对落后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改变这一相对落后现状将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推动西部地区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然而，新时期，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中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开展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既是形势所迫，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从以往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有关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在理论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在实践中的理解和认识却有所不同，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众说纷纭。原因在于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变量以及研究的对象视角不同，有的从单一的劳动力供给、储蓄、消费、产业结构等单个变量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的将这些单个变量综合起来整体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总之，不论采取上述的哪一种分析，整体看都存在各自的不足，没有体现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本书将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现状、特征、利弊等；反之，再从经济发展如何反作用于人口老龄化等角度进行研究，力争系统全面地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本书的研究方法为：通过构建模型，采用实证分析法，分别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国内生产总值、居民储蓄、消费等几个主要方面展开研究，以期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角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受影响程度进行解答。
　　本书分为六大板块：背景介绍、文献综述和理论研究、现状剖析、实证分析、预测展望以及对策建议。现状部分采用文献分析法，主要从劳动力数量、资本投入量以及经济总量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实证部分通过建立柯布-道格拉斯模型，运用时间序列数据，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还对未来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趋势做出了预测。这样能够较为系统、全面、客观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正面或负面效应。根据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①西部地区人口经历六次重大转变；②西部地区已迈入老龄化社会；③西部地区三大人口年龄组比例呈现“一减二增”特征；④西部地区仍处于人口红利期；⑤劳动力投入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大，等等。最后，本书根据所得分析结论，结合客观实际，提出应通过财政手段促进就业、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劳动力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与对策，以期应对我国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从而促进西部地区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本书在经过大量的文献查阅、实地调查、数据整理及统计分析之后，较为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了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情况，可为今后从中观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和研究依据；因此，对开展相关命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价值。但在整个数据搜集整理过程中，需跨越西部12个省份，部分指标数据链欠缺完整性和各省份统计数据所使用的指标不一致等问题，造成的不仅是数据整理上的困难，同时也使整个分析中时间序列数据链出现不完整的情况，这是本书的一个遗憾。
　　现阶段，虽然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尚未形成对经济增长特别不利的影响，但人口结构转变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等人口发展过程的惯性、长期性和不可逆性，特别是中国由于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口年龄结构（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骤减）的“断崖式”变化。因此，必须未雨绸缪，从现在开始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以便延缓和适应未来人口老龄化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断崖式”变化的冲击。

　　一研究目的
　　基于上述对研究背景及问题的简要分析，以及对国内外有关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梳理，不难发现：围绕此命题选取宏观层面进行的研究很多，但针对局部地域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本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方面：第一，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与特点的研究，摸清中国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原因，对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有一个全面透彻的了解，从而找出当今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第二，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围绕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揭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内在机理和规律，并对内在关联的影响程度进行科学解释，进而给出对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理性判断；第三，为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未来经济产生影响的复杂性与长远性，对西部地区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并预测其变化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第四，通过对实证结论与预测结果的综合分析，结合区域的实际特点，从政策制定与设计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行性对策与建议。
　　二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西部地区借助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其各方面的发展均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日益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仅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的转变，也基本实现了从温饱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一切的变化与发展离不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因素的影响，即受益于随人口结构性转变所出现的人口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人口红利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9]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满足的两大前提是，较大的劳动力规模和较轻的抚养负担。资料显示，当前，全国范围的特别是区域性不断凸显的用工缺口问题日趋严重，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已逐渐消失，同时标志着劳动力供给已发生了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的重大转变，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会成为未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一。显然，西部地区在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情况下，由人口结构转变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将会随之日益凸显：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减少，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出现的用工难、用工荒等问题，必然会使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问题日益严重，进而导致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另一方面，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导致结构性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特别是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及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使我们解决老龄化问题更加困难。显然，面对种种问题，西部地区的经济是否还能保持稳定、快速、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该如何进行转型，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思考与研究。因此，面对当前西部地区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特点，弄清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影响了经济增长以及影响的程度，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背景下如何保障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成为近年来人口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课题对我们充分认识西部地区的基本情况，寻找属于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有道路，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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