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雾了。公路旁的高压电线，不时被汽车前灯照亮。
夜里并未下过雨，但黎明时分的地面沾上了露水，禁行的信号灯一亮，潮湿的柏油路面上就映出一个模糊的红色光斑。集中营的气息许多公里之外就能感受到。电线、公路、铁轨，都朝着集中营汇聚，越来越密集。这是一个由直线构成的空间，大地、秋空、薄雾被一条条直线割裂成无数个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处传来悠长而低沉的汽笛声。
公路紧挨着铁路，一长串卡车满载纸袋包装的水泥，与一列似乎没有尽头的货运列车平行前进，有时速度几乎一样。身穿军大衣的卡车司机对并排行驶的货运列车不屑一顾，对车厢里那些苍白、模糊的面孔，也毫无兴趣。
雾霭中，逐渐显现出集中营的围栏——拉在一列列钢筋混凝土桩上的一排排电线。集中营棚屋一路排下去，形成宽阔的长街。单看棚屋千篇一律的形状，就知道别想指望这座庞大的集中营有什么人性。
在上百万座俄罗斯乡村木屋中，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相同的。任何生命物都是不可重复的。难以想象，两个人或两朵野蔷薇，竟然会一模一样……如果用暴力扼杀生命的个性和独特性，生命本身就会消亡。
头发斑白的火车司机既随意又留神地看着一掠而过的一根根混凝土柱子、安装着旋转探照灯的高高的塔架、带玻璃圆顶的混凝土岗楼。玻璃圆顶里面，能看到手握机枪的卫兵。司机向副司机递了个眼色，机车随即鸣起汽笛。灯火通明的岗亭、停在条状拦木前的卡车、红色的信号灯一闪而过。
远处传来迎面驶来的列车的汽笛声。司机对副司机说：
“来的是楚克尔，听他那牛气冲天的汽笛声就知道了。他卸完了货，正开空车回慕尼黑呢。”
空车与开往集中营的货运列车交错而过，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被撕裂开来，车厢之间闪过一片片灰色空隙。片刻之后，广阔的空间和秋日的晨曦又融汇在一起，撕裂的碎片化为律动的画布。
副司机掏出一面口袋镜，照了照自己脏兮兮的脸颊。司机打了个手势跟他借镜子用。
“老实说，阿普菲尔同志，”副司机愤愤地说，“要不是给车厢消什么毒，我们晚饭前就能到家，哪会像现在这样，累得要命，不到凌晨四点是别想回去了。难道在咱们枢纽站就消不了毒？”
老司机不耐烦再听他没完没了地拿消毒说事儿。
“长拉一声汽笛，”他说，“咱们不进备用站台，直接去卸货总站。”
2
在这座德国集中营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语知识真正派上了用场，这可是自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头一回。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很少有机会与外国人交谈。现在他回想起侨居伦敦和瑞士的岁月，那些日子里，革命同志经常聚在一起，用好多种欧洲语言交谈、辩论、唱歌。
邻床的意大利神父加迪告诉莫斯托夫斯科伊，集中营里关押的囚犯来自五十六个民族。
命运，面色，穿着，沙沙的脚步声，一成不变、用大头菜和俄罗斯人称为“鱼眼”的人造西米熬的汤——对于集中营各个棚屋中数以万计的居民而言，这些全都一样。
集中营当局凭编号和缝在人们外衣上的布条颜色来区分囚犯：红布条是政治犯，黑布条是怠工者，绿布条是小偷和杀人犯。
因语言不通而无法相互理解的人，被共同的命运维系在了一起。声名卓著的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文献专家，与目不识丁的意大利农民和克罗地亚牧羊人睡在相邻的硬板床上。当年惯常吩咐厨师第二天早上准备何种早餐、不时抱怨胃口不好而弄得女管家提心吊胆的人，如今跟吃了一辈子腌鳕鱼的人一起上工，木头鞋底同样敲在地面上咔嗒作响，一起眼巴巴地张望：送饭的人怎么还没来？
就集中营囚犯的遭际而言，相似之处正由彼此的差异而生。回忆过往，无论想起的是尘土飞扬的意大利马路旁的小花园，北海的阴沉喧嚣，还是博布鲁伊斯克郊区领导干部住宅中的橘黄色纸灯罩——所有囚犯，无一例外，从前过的日子都美着呢。
一个人关进集中营前的生活越艰难，他为美化往日生活而撒的谎就越离谱。撒这种谎其实没什么实用目的，只是为了赞美自由而已：集中营外面的生活，怎可能不幸福？
战前，这个集中营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
国家社会主义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罪犯：不曾犯罪的罪犯。
许多囚犯被关到这座集中营，只是因为在与朋友交谈时批评了希特勒政权，或者说了个政治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加入地下党派；加在他们身上的罪名是：这一切他们都有可能干。
将战俘关押在政治犯集中营是法西斯主义的另一项创新。在这里，除了在德国上空被击落的英、美飞行员之外，还有盖世太保特别感兴趣的红军指挥员和政委。盖世太保逼迫他们提供情报，与德方合作、出谋划策，或者在想得出来的种种声明上签字。
集中营里还有“怠工者”：试图擅自离开军工厂或建筑工地的人。将出工不出力的人关到集中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又一项创新。
外衣上缝着淡紫色布条的囚犯是从法西斯德国出逃的移民。这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项创新：任何离弃德国的人，无论在国外表现得多么忠于德国，都是政治上的敌人。
外衣上缝着绿色布条的人是小偷和窃贼，他们是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的特权阶层，当局依靠他们来监督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来管制政治犯，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又一项创新。
有些人的际遇如此奇特，当局竟然想不出该用什么颜色的布条来代表其过往。他们当中有一个耍蛇的印度人，一个从德黑兰来学习德国绘画的波斯人，一个来自中国的物理系学生。不管有没有布条、布条什么颜色，国家社会主义反正都为他们准备好了一个床位、一饭盒的汤和沼泽地上一天十二小时的苦力活儿。
日日夜夜，一火车一火车的人陆续来到死亡营和集中营。空气中充斥着车轮的隆隆声、机车的呼啸声和数十万囚犯前往工作场所的脚步声。每个囚犯的衣服上都缝着一个五位数的蓝色数字。集中营不断成长，不断扩张，俨然成了新欧洲的新城市——街道和广场，医院和跳蚤市场，火葬场和体育场，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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