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办报实践从城市转向农村，又从农村走向城市。在此过程中，地理环境成为区隔中国共产党办报实践的主要因素，由此形成了1921年至1927年间“报为机关、凝聚党派”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间“报为工具、指导工作”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间“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重庆模式和“增强党性、联系群众”的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办报模式的演进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极上下波动，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

陈龙，暨南大学副研究员，新闻学博士，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和新闻学专业，硕博士毕业于暨南大学新闻学专业，主要从事中共宣传与报刊史研究，在《新闻大学》《学术研究》等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一般项目1项及省部级项目4项，参编《暨南大学史（1906-2016）》《暨南大学年鉴》（2012年至2019年册）《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下）等著作近2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