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的女性和男性来说，这些日子堪称革命性的时代。最近涌现的大量举证已经表明，我们这个社会世世代代都在包庇一种性暴力和性骚扰的文化。太多太多的女性一直被当作物品，仅仅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愉悦和方便——她们的尊严遭到践踏，她们的内在体验被忽视。正是这个老问题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并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呼吁所有的美国人关注（尽管是迟到的关注）女性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对于正义和同等尊重的要求。而我们这个社会的体面和基本的正义尚未得到真正的伸张。
2017 年开始的 #MeToo 运动所披露的种种信息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五十多年来，为了替所有女性伸张正义，美国女性一直在诉说着她们所经历的性暴力和工作场所的骚扰，很多富有创造性的、内心坚定的律师和政策制订者也一直在努力修订刑法和民法，以期能够更充分地处理性侵犯（刑事犯罪）和性骚扰（按照美国 1964 年的《民权法案》第七条被界定为性别歧视的民事违法行为）案件。本书的一个目标就在于讲述那些经常被人忽略的故事，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美国通往正义的道路始终漫长，很多不知名的人都为此付出了努力——对此做出贡献的不光是最近站出来的各位名人，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长期以来的付出也是极为宝贵的。
多年以来，美国在性别平等方面进行的革命虽然还未完成，但已经取得了进展，#MeToo 运动则推动了更大的进步。不过，在全面问责的方面还存在重要障碍。本书的第二个主要目标就在于明确地标明这些障碍重重的领域，并且分析它们抵制变革的原因。我将通过论证表明，贪婪是主要的障碍：那些看起来举足轻重、能够为他人赚取巨额钱财的男性——尤其是在体育、艺术和传媒领域的男性——依然有可能躲开全面问责，掩盖他们的罪行。联邦法院则是另一个难以攻克的领域，其中那些有权势的人物对于他们所服务的人来说常常显得不可或缺，他们也同样可以逃避问责——至少直到最近，该领域的改革力度还远远不够。这些源于贪婪的、问责方面的缺陷要求我们给出制度性、结构性的解决方案，我会针对每个领域提出若干建议。
首先，我要论证说，有一种如今依然极为常见的倾向与傲慢（pride）这种恶习有关，这就是将女性仅仅当作物品，拒绝给予她们同等的尊重和完全的自主权。后面我会对傲慢进行界定，将它定义为一种包含以下想法的恶（vice）：你凌驾于他人之上，其他人都不是完全真实的。我们的国民生活中存在一些最深层的问题，包括种族优越感和特权，以及基于阶层所产生的冷漠和鄙视等，在这些问题的根源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恶。还有一个领域肯定是一直受傲慢支配的，这就是两性关系。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性拒不承认女性是完全的、平等的人，他们抵制法律的革新，因为后者赋予女性权利去捍卫自己身体的完整性并维护自己的能动性。不过，即使人们想方设法地革新了法律，很多男性还是抵制受其管束，反而建造起可以逃避问责的法外之地，建造起傲慢的堡垒。
就像任何一场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一样，我们的这场变革也是“最好的时代”，意思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初步显露出实现完全正义的希望。不过它也是“最坏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痛苦与动荡的时代，因为已经确立的模式遭到了挑战，而人们完全不确定要如何才能迈步前行，同时还常常充满怨恨——既怨恨以往的种种不正义，也怨恨这些变化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当查尔斯·狄更斯用这两种措辞来刻画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心中的一个想法就是，推动人们寻求正义会导致一种报复性情感的爆发，而这种情感对于正义的实现并没有好处，而且实际上还阻碍了人类进步。我们的时代也存在类似的危险，在两性问题上尤其如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女性清晰而自豪地发声、要求正义与尊重的时代。它同时也是一个某些男性对此感到恐惧和愤怒、怨恨自己丧失了特权并将女性主义作为导致这种不满的原因而加以妖魔化的时代。而且，遗憾的是，它还是一个某些女性不仅要求同等的尊重，而且似乎以报复为乐的时代。这些女性更喜欢的不是昭示即将到来的正义和反抗，而是像末日审判那样推翻此前的压迫者，而这种愿景还冒充正义招摇过市。
不是的。正义完全不是这样：它要求细致的区分、甄别以及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以推动冲突的各方实现和平。我将要论证，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对于其他很多问题一样，报复性的情感没有任何帮助。我们都需要用某种方式向前走，走向一个所有人——包括女性和男性——共同拥有的未来，而且我们需要从现在就开始构建未来，而不是把目光集中于过往的痛苦所带来的折磨。这并不是说，制度性的解决方案不涉及对犯罪者的惩罚。惩罚是有用的，通常来说也是必需的，因为这样可以威慑罪犯，可以防止其他人犯罪，可以申明最重要的社会规范，也可以对整个社会进行教育，令人们懂得良好举止的重要性。但是惩罚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实现其正当的目标：它必须有法律根据、公平且注重细节上的准确，能够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而加以校正。我们的 #MeToo 运动已经出现了一些例子，其中所施与的惩罚并没有顾及具体的区分或加以校正，而是以大规模的羞辱取代了程序正义。它还引发了一些叙事，在这些叙事中，人们不再寻求和解，而是追求报复性的胜利快感。
以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和马丁·路德·金为榜样，我也要呼唤一场革命，充分承认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人类尊严，并且向前迈进，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就像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男人和女人可以共同生活”——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女人和男人”，因为对于美国人而言，这个时代就是要去改变我们思维当中的惯常秩序。简言之，这是一本关于正义的书，但是这种正义所要寻求的是和解，以及一个所有人共同拥有的未来。

第一章
性暴力并不仅仅是那些孤立的“病态”个体的问题，是美国社会的普遍特征滋生了这个问题。美国（以及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培育出一种确立男性特权的文化，这种男性特权将女性界定为从属性的，认为她们与男性并不具有同等的价值。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后面我将论证，这种背景文化——即使表面上看来都是表示尊重和喜爱的说法（其中很多可能是真诚的）——拒绝承认女性具有充分而平等的人性所具备的关键特征，并在某些方面将她们看作货品或是供男性使用的物品。
无论是我们的主流宗教信仰，还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世俗文化，长期以来都正确地教导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人具有两个核心特质：一是自主性（autonomy），二是主体性（subjectivity）。换言之，人是选择的中心，因此也就应该能够为自己做出某些决定人生的重要选择，而不是由其他人来决定自己的人生。而且，人也是深层的内在体验的中心，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十分重要——对他们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如果是在一个良性的环境下，对于与之相关的其他人来说也是重要的。在现代民主国家，良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被认为有职责保护人们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令人们有机会在关键领域为自己做出选择（例如信仰、言说、政治观点、职业、交往、性与婚姻），由此来保护人们的自主性。同时它认可人们需要空间来形成自己的信念（例如信仰和言说等方面的自由），需要空间来寻获情感上的满足（例如交往的自由、结婚与交友的权利，以及至关重要的、对于“性同意”的保护），由此对人们的主体性加以保护。
以上重要规范对于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而在过去，这些领域对于女性来说并不是充分开放的，其中包括投票、教育和婚姻选择。当我们思考这本书的主题时，它们便格外具有紧迫性。性侵犯与性骚扰深刻地破坏了人们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它们往往无视甚或肆意践踏女性表达同意的能力，或是通过威胁而强行要求女性做出某种“伪同意”（pseudo-consent），它们将女性视作为男性提供满足的便利物品，认为她们的决定无足轻重。同时，性暴力将女性的情感与想法看成无关紧要的东西，仿佛只有占据支配地位的男性的欲望才是真实的、重要的。更糟的是，有时候这种无视女性思想和感受的态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女性被灌输了一种虚假的“主体性”，一种与男性的愿望完美契合的“主体性”，比如，“嘴上说不，心里愿意”（no means yes），这种观念认为女性其实很喜欢她们所遭受的、强制性的性屈从（sexual submission）。
还有更糟的：有时候，男性对女性的支配采取了一种逐步将后者引向顺从的形式。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书 中所说，男性——他称之为“女性的主人”，以此强调与奴隶制的类比——并不满足于控制女性的身体。他们想要的是心甘情愿的服从。“因此他们用尽各种方法来奴役女性的心灵”，密尔接着写道，与此相应，女性从很小的时候就被教导着认为，她们的理想品格是“不要固执己见，不要靠自我控制来自我管理，而是要屈从，要听从他人的控制”。她们学到的是，只有那些关于自我克制的情感对女人来说才是合适的，唯一能对男人产生性吸引的方式就是培养自己“柔顺、依从，放弃所有的个人意志而完全交由男人做主”。女性可能因此而形成了我们会称之为“反自主”的思维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了一种反主体的主体性，这告诉她们，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并不是真正重要的，申明或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不对的。这令反对性别不平等的抗议活动变得更加艰难。有时候，女性甚至会将自身变成商品和令人愉快的物品，成为男性凝视的对象。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密尔并没有探讨他的观点可能对性暴力问题产生的启发（不过他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就抨击了法律对家庭暴力和婚内强奸问题的不作为）。我们将会看到，后来的女性主义者接过了这项挑战，拓展了密尔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