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弁言（节选）
作者生平
埃斯基涅斯，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家境不甚富裕，成年后曾担任政府低级办事员，又有过一段演艺生涯，也曾数次应征服役，凭战场表现而获得褒奖。前348年左右开始有埃斯基涅斯参与政事的记载，他初时主张雅典建立广泛联盟以共同对抗马其顿，并为此出使伯罗奔尼撒。前347前346年，埃斯基涅斯作为议和使团一员前往马其顿，此后转而主张与马其顿和平相处，与德谟斯提尼成为政敌。前340前339年，他作为雅典代表前往德尔斐参与周边城邦议事会会议，成功说服议事会制裁安菲萨人，引发第四次神圣战争，马其顿借此得以进军中希腊，不久便有喀罗尼亚之役。前337前336年，他控诉克忒西丰向德谟斯提尼授予冠冕的提案违宪，意欲借此终结德谟斯提尼的政治生涯，却在六年后的审判中遭到最终的失败，遂离开雅典，以传授演说术为生。一般认为他于前314年左右病逝。
埃斯基涅斯与德谟斯提尼之间的数次法庭交锋，是雅典法庭演说中少见的从双方角度阐述同一主题的例子，成为后世借以了解当时雅典内政外交的重要资料。今存演说辞三篇，即本书所译。另有托名于他的《书信集》十二篇传世，系伪作。
《控诉提马耳科斯》解题
此演说发表于前346前345年。此前一年（前347前346年），雅典与马其顿达成和约（《菲罗克拉忒斯和约》）。埃斯基涅斯与德谟斯提尼参与了谈判过程，且两次出使马其顿，面见国王腓力。雅典议和时的期望是至少能维持当前态势，约束马其顿的进一步扩张，减轻马其顿对盟国福基斯的压力，以便继续通过福基斯限制关内重要竞争对手国忒拜。但和约达成后，腓力抢在正式宣誓缔约之前扩大了对色雷斯一带的控制，随后迅即入关，迫使福基斯投降。由此，雅典对实际结果不满，使团人员首当其冲。第二次出使返国后，德谟斯提尼与埃斯基涅斯决裂，同本派政客提马耳科斯一道，在使团成员接受述职审查时，指控埃斯基涅斯和其他使团成员奉使无状，为腓力收买而出卖国家利益。埃斯基涅斯则以攻为守，提起对提马耳科斯参政（提起此类公务诉讼也属参政行为之列）资格的审查诉讼，声称提马耳科斯操持贱业、挥霍家产，依法应丧失参政资格。
这里需要解释当时雅典政治体系中司法程序的重要性。前4世纪中期的雅典早已不复全盛，但民主制度却更趋成熟，已然产生并运行着一套极其复杂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成文的法律，条目众多，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整套法律的基本框架按时人的说法来自古代的哲人立法者特别是梭伦和德拉古这样半传说性质的人物，被全民奉为圭臬。与有着如此悠久历史的法律相比，公民大会所做的决议显然低了一级，于是产生了决议若与法律相抵触则应无效的观点。但是由谁来判断决议是否与法律相抵触呢？只能是通过一直以来负责将法律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机构人民法庭。
雅典历史上有过多个司法机构，例如其历史号称可以追溯到雅典建城时期的战神山议事会。一直到前4世纪中期，很多古老的司法机构仍旧保留了一些特定的司法管辖权（如普通杀人案由战神山议事会管辖），但大部分的案件，特别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案件，已集中到人民法庭审理。这一法庭接受雅典全体男性公民报名，然后抽签选出审判员池，再经过复杂的抽签手续组成每日的各个审判庭，审判庭人数也设得很高，一般都在五百人左右，以此来最大限度地防止司法腐败。
在前4世纪中期，人民法庭对公民大会决议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已经深入人心，决议遭遇审查成为家常便饭。这种审查可以由任何拥有这类政治权利的公民发起，以诉讼的形式提交到人民法庭，决议的提议人则成为被告，为决议和自身进行辩护。对决议的司法审查在程序上与一般的案件并无不同，都是原告与被告在审判庭面前各自陈词，然后由审判庭进行简单多数表决。在决议产生的过程中，任何与法律不符的地方都可以成为提起审查的理由，于是在很多审查中，双方的论辩会围绕着决议产生的程序不合规之处展开，而决议内容是否合适反而不一定是重点。
除了对决议的审查之外，人民法庭也会对公职人员进行审查。前面提到了人民法庭的抽签程序，那只是当时雅典政治体系中抽签的广泛应用之一例。在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制度下，个人的才能是非常不被信任的，全民广泛参政又是被普遍认可的目标，因此，绝大部分的公职都是通过抽签产生。然而，抽签无法保障任职人员的水平，也无法阻止任职人员以权谋私，因此，作为雅典民主制度对个人的不信任的又一表现，即使是抽签产生的公职人员，仍需在就职之前接受资格审查，在离职之时接受述职审查。在人事档案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这样的审查也是依赖其余公民的参与而进行的，即发动群众来揭发受审查人员的失格之处，而揭发内容能否成立，自然也就由人民法庭来审理了。
政治控诉对公众如此敞开，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提高了政治活动的透明度，威慑贪污腐败的行为，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降低了诬陷抹黑乃至敲诈勒索的成本。为此，法律也设置了对控诉不成功者的惩罚，包括处以罚金和丧失再次进行这类控诉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这类控诉都只能由拥有相应政治权利的人发起，而名目繁多的法律里有着各种取缔政治权利的规定。这样一来，有时，对控诉的最佳辩护反倒是主动提出控诉方并无起诉资格。同理，控诉方也常常会提出某决议提案人或某公职人员并无相应的政治权利，应诉方同样不一定要等到真的应诉时才能使用这一战术，可以先发制人，在己方应诉案尚未开庭之前先击倒控诉方的起诉资格。于是，政治斗争经常会落到双方互控此前各种隐私，力图证明对方由于某种劣迹已经丧失某类政治权利的状态，本案就是著名的一例。
本案中埃斯基涅斯选择控诉的是提马耳科斯的两条劣迹：操持贱业和挥霍家产。这两条中，前一条与剥夺政治权利挂钩，现代读者或许还能理解；但后一条，从现代的眼光看，即使成立，也只是私生活问题甚至只是能力问题，与政治权利毫无关联。但在当时的雅典，并没有所谓隐私权的概念，在一个全民参与的政治体系之中，每个人的私生活也都是他政治表现的一部分，在一个全民维护的财务体系之中，每一个人的财务状况也都必须向国家敞开。可以说，前4世纪的雅典，是一个民主的强权制度，个人在国家面前并无权利保障可言，必须随时接受其余公民代表国家进行审查。
所以，在当时，控诉一个人操持贱业往往是最简单的政治打击方式。在雅典，同性恋行为，特别是年长者与青少年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其实是被广泛接受的，但也和现代很多社会一样，这种行为一旦有了商业性质，立刻就会成为被禁止的对象。但恋人之间的财产往来，与商业性质的活动，又如何能准确区分呢？这就给想要控诉的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本篇只是这类控诉中最著名的一例，德谟斯提尼也帮人写过类似的演说辞（作品第20号《控诉安德洛提翁》），其捕风捉影的程度亦不相上下。不过，本篇内容丰富，叙事水平也很高，于是凡言及古希腊的同性恋状况，必会被提到，因此成了古代法庭演说中特别受关注的一篇，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埃斯基涅斯的传世法庭演说辞总共只有三篇，这是最早的一篇，从他的开场白来看，在此之前他也没有多少诉讼经历。按埃斯基涅斯的抱怨说法，德谟斯提尼在一同出使的人中间单单把他挑出来起诉，是考虑到他在使团中年龄是第二小的（仅仅比德谟斯提尼年长），又似乎缺乏法庭经验，德谟斯提尼的这个做法或许带有找软柿子捏的意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德谟斯提尼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失算了。埃斯基涅斯表现出了极高的法律水平，从程序时间点的拿捏（赶在腓力对关内的战后处置尚未明朗，雅典人对《菲罗克拉忒斯和约》也尚未完全失望之前发动反诉），到对手的选择（虽然反复暗示德谟斯提尼的私生活作风也有问题，但从头到尾咬死更好对付的提马耳科斯），到法律条文的列举和分析（多方面选择能引起听众共鸣的法律，并对其背后的立法动机做了详细的阐述），再到对法庭叙事环境的完美把握（利用了雅典法庭中质证程序和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完备，以单方面的长篇选择性叙事和断言营造出不容置疑的印象，再时不时出示己方撰写的证词并要求对方承认，若对方不肯承认则立刻质疑对方的可信度，还引用与案情其实毫无关系的诗文来引导听众的感情），凡此种种，无不纯熟。这背后，除天分之外，应该是长年从事政府文牍工作而积累的法律知识，以及此前的舞台生涯习得的引导氛围的能力。德谟斯提尼每次提到埃斯基涅斯的书手和戏子职业，总是嗤之以鼻，殊不知正是这两项造就了他平生最强劲的对手。
既然提到了法庭程序，也在这里稍作说明。诉讼中，每方可以有一个或数个发言人（如果多于一个，一般会有分工，比如各阐述案情的某个方面），首先由原告方依次发言，然后轮到被告方，发言完毕后审判团进行无记名投票，以简单多数裁决（若票数相同，则被告方胜出）。发言内容没有特别的约束，人身攻击、随意断言、无关宏旨，都在允许之列。若需本方证人作证，则事先准备好证词，届时传唤证人上台并由书记员宣读证词，宣读完毕后证人表示证词无误即可，没有质证的程序。若提及法律或类似公开文献，也是由发言方准备文字材料，到需要时交给法庭书记员宣读，但无规则可当场保证无误，更无规则防止片面引用。
当时的法庭没有保存发言记录的习惯，凡流传下来的法庭演说辞都是由作者特意写成文字发表的，因此常有发表时改动的情况。现在可以见到的演说辞中经常会事先预测对方论点而加以驳斥，虽然当时法庭上确有此做法，但成文的演说辞中这类预先驳斥有时过于精准有力，一般就是事后改动的结果了。由于同时代购买演说辞文本的顾客多是为了学习修辞技巧，对里面的具体法律条文和证词并无特别兴趣，演说辞发表时常会略去这类内容，只留下一个占位的提示如法律、证词等。后来，出现了对全本演说辞感兴趣的读者，传抄者便会在占位处塞入各种材料，有的确属古代材料，只是与上下文未必协调，有的则纯属后人编造。埃斯基涅斯的三篇演说辞中，本篇是唯一在占位处有材料的，一般都认为不可靠，但为完整起见，仍尽数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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