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宋特定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氛围的熏染下，在唐诗的光辉榜样映照下，宋代的诗歌创作又有很大的发展。我们有理由认为，宋诗是继唐诗之后，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又一座艺术高峰，虽然它没有唐诗那样夺目的光彩，但仍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创的艺术风格，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天地，其总体成就是元、明、清三代诗歌所难以超越的。

宋诗为中国诗坛带来了再盛的局面，也堪称一代大观。先就作家、作品数量说，仅清人厉鹗《宋诗纪事》一书所录，宋代诗人即有三千八百余家，已超出《全唐诗》所载唐代诗人二千三百余家之数，而据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编《全宋诗》的统计，诗人已达八千九百余名；诗篇数量也较唐代多出数倍，譬如陆游一人的创作就多达近万首，这在唐宋诗歌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再就名家看，有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文天祥等。再看诗歌流派，北宋有西昆体、江西派，南宋有江湖派、四灵派等。

宋代诗歌的成就和价值，不仅表现在作者的众多、作品数量的巨大以及名家辈出、众派纷呈，而且表现在诗歌特质的新变上。在唐诗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之后，宋代诗人面临的一个尖锐问题是如何别开生面，闯出一条自己的路。诚如清人蒋士铨《辨诗》所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而其开辟，亦正如清人吴之振在《宋诗钞·序》中所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而精神独存。这就指出了宋诗有其变化和自得的特点。宋人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又努力另辟蹊径，以谋发展，终于形成了宋诗自己的面目，形成了与唐音迥然不同的宋调。

说到宋诗的特色，人们自然要提到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沧浪诗话》）。以文字为诗就是诗的散文化，唐代杜甫已肇其端，到韩愈更加发扬光大。宋代诗人尤其喜欢将散文的手法和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诗中。以议论为诗与宋代社会矛盾多端有关，也与宋人思维能力的增强有关。不少诗作专论社会问题，甚至触及具体政事，哲理诗与禅理诗也很兴盛，其中不乏富于理趣，又有诗味的佳作。以才学为诗表现为爱好使事用典。这三条，可以说是宋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特色。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宋诗的特征，是以唐诗为参照系的。诗史研究上的唐宋诗之争，从南宋延续到近代，人们几乎无法离开唐诗来单独评价宋诗。尽管有的争论也触及了宋诗的一些特点，但所论未必中肯。就唐宋诗之别而言，则以钱锺书、缪钺的论述最为公允精辟。如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指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缪钺先生的论述更为具体细致。他在《论宋诗》一文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关于宋诗的评价问题，虽然至今还存在着争议，但钱、缪两位前辈学者的看法，却已大致得到公认。因此，我们不宜简单地去品评二者的优劣，更不可一概尊唐轻宋。

就诗歌艺术而言，唐代以及唐以前历代诗人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包括抒情艺术、写景艺术、叙事艺术，以及这些艺术的综合运用等，其中尤以赋、比、兴的概括最为精当，所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正是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中对赋、比、兴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而宋代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对于赋、比、兴特别是比兴传统也是有着自觉继承的。

朱熹对比、兴的概括，符合《诗经》的实际。这种比、兴区别比较明显的情况，在后世乃至今日的民歌中，是一直沿用下来的。但在文人的诗歌创作中，可能从屈原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文心雕龙·比兴》）开始，比和兴便更多地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以至于后来常常二者连用，称为比兴或比体了。用今天的话说，可以说屈原创立了一种包含整体象征意义的美人香草的比兴传统，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学者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将比体诗概括为四大类：（一）咏史，以古比今，创始于左思。（二）游仙，以仙比俗，创始于郭璞。（三）艳情，以男女比主臣，所谓遇不遇之感。如中唐张籍《节妇吟》、王建《新嫁娘》、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一题《闺意献张水部》），都是众口传诵的。李商隐有些无题诗也属此类。（四）咏物，以物比人，起于六朝。而这四体的源头，都可以在《楚辞》里找到。朱自清先生的概括非常精当，当然也可以作部分的补充。比如艳情一类，除以男女比主臣外，还可以男女比师友，比同命运者。咏物一类，如果说以自然现象比社会现象，那就更加完善一些。但无论如何，朱自清先生的概括，已经大体反映了古代诗歌创作中运用比兴的基本情况，对我们从比兴角度认识古代诗歌有着极大的帮助。

从这一角度考察宋诗，可以看出朱自清先生概括的比体诗的四大类，在宋诗中都不乏佳作。咏史一体，宋代创作相当活跃，如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独出机杼，于传统见解中翻出新意，此诗一出，欧阳修、司马光、曾巩等人纷纷创作和诗，黄庭坚至评为辞意深尽，无遗恨矣。女诗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亦是不可多得的咏史杰作。游仙一体，郭祥正、陆游等人均有佳作。陆游的游仙诗，常以醉、梦作为依托，有时又与咏史水乳交融，极富特色。艳情一体，如陈师道的《妾薄命二首》，据诗人自注，是为悼念其亡师曾巩而作。诗以一位侍妾悲悼主人的口吻，表达了自己对老师的沉痛悼念之情。以男女之情写师生之谊，是对《离骚》以男女之事喻君臣之义传统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如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云：薄命自拟，盖不忍师死而遂背之，忠厚之至也。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亦云：二篇曲尽相知不信之义，形于言外，诚《骚》《雅》意也。咏物一体，终两宋而不衰，宋初如石延年《古松》直气森森耻屈盘，铁衣生涩紫鳞干。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天风雨寒，以松喻人，表彰了栋梁之材的高风亮节。宋末如郑思肖《寒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撇开菊花的外表形貌不写，而专从它的性格与精神着笔，用意全在借菊言志，表现自己的情怀。与诗人在宋亡后坐卧不向北、画兰不画土一样，正是他宁可玉碎，不作瓦全的坚贞气节的写照。以上四类比体诗，与唐人之作相比也不逊色，而且在不少方面有所创新，我们讲宋诗的艺术感染力，对此是不可不细加体味的。

关于宋诗的发展演变过程，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北宋初期，诗坛上流行的主要是三个诗歌流派，即白体诗派、晚唐体诗派、西昆体诗派。白体诗人主要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尤以王禹偁为其突出代表。这派诗人主张学习和继承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写下了一些揭示民生疾苦，暴露社会弊端的诗篇，而且风格比较朴质清新，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健康的道路。如王禹偁的《对雪》《感流亡》等诗，都是与白居易的讽喻诗精神相通的。

大约与王禹偁同时的另一批诗人以学习贾岛、姚合为主，其诗被称为晚唐体。这派诗人有九僧和林逋、魏野、寇准、潘阆诸人。其中除了寇准是高官外，大多是隐逸山林的处士和僧人，他们诗作的题材比较狭窄，不能广泛反映现实生活，在诗坛上的影响也不大。

比白体、晚唐体的流行稍后一点的一个重要支派是西昆体。这一诗派的形成以《西昆酬唱集》为标志，正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所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西昆酬唱集》共收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谔、陈越、李维、丁谓等十七人相互酬唱的近体诗二百五十首，其中杨、刘、钱的诗占全集的五分之四以上，因而三人被推为西昆体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作家。他们刻意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注重音节铿锵，喜欢以典故与辞藻装点律诗，作品雍容典雅，精整工切，颇有矫正诗界平弱浅露之习的作用，然而雕采过甚，失之浮艳，有时又忽视内容上的开拓，使作品失去活力。由于杨亿、刘筠等人位高名显，西昆体诗风笼罩诗坛数十年，稍后的晏殊、宋祁等人，都属此派。应当指出，西昆体作家也写了一些好诗，具体作品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北宋中期，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导致了仁宗朝的庆历新政。与此相应，在文学上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周围聚集了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等一批作家。他们不满于诗坛尚流行的西昆体诗风，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务为有补于世，从理论到创作上为宋诗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继起的王安石、苏轼等北宋诗大家，在广泛而深入地反映现实生活，展现人的心灵世界方面，在丰富诗歌的表现艺术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进一步巩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创造了文学史上又一个繁盛时期。尤其是苏轼，他的诗与词、散文，在宋代无疑是第一流的。

北宋后期的作家几乎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的文学影响。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李廌，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如苏轼之弟苏辙，与苏氏兄弟并称为二苏三孔的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以及苏轼的小同乡、人称眉山先生的唐庚等，皆受其熏染。在苏门人物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黄庭坚。他虽说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却又与苏轼并称苏黄，成为宋代最大诗派的开山领袖。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为法嗣，于是江西诗派这个名称正式出现，江西诗派正式产生了。在吕本中之后，也有人把吕本中归到江西诗派中去。至宋末元初，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又提出了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江西诗派之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江西派的三宗，这便确立了江西诗派的整体概念。尽管吕本中所列举的诗人，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并不完全一致，但作为一个诗歌流派，他们的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宋诗的某些特色，对当时和后世许多诗人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宋诗发展到苏黄，才真正出现了继唐诗之后又一个新的诗歌高峰。

靖康之难是宋代社会最大的历史转折点，北宋王朝的沦亡，徽、钦二帝的被掳，广大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无不给爱国的士大夫以极大的刺激。这一巨变也反映到诗歌领域。南宋之初的诗坛，一些受江西派影响的诗人，如吕本中、陈与义、曾幾等，开始面向现实，写出了不少反映时事、抒发感愤的作品。而当时诗坛更为重要的方面和走向，当属因靖康之变引起的强烈的爱国诗潮。其时一批著名的抗金英雄，如岳飞、宗泽、李纲等，以他们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爱国之作，使宋诗闪耀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稍后，号称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步入诗坛，形成了宋诗的第二个高峰。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集中存诗九千三百多首，除描写山村风光与日常生活外，大多以恢复中原、抗敌御侮为主题，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范成大在爱国诗作之外还有一些描写田园风物的诗，因融入了中唐新乐府精神，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钱锺书《宋诗选注》）。杨万里的诗在思想内容方面不及陆、范深刻，而他那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的诚斋体，却写得活泼轻巧，幽默诙谐，令人耳目一新。

南宋后期，宋金对峙的局面比较稳定，诗坛上爱国主义呼声日渐微弱，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永嘉四灵（翁卷、赵师秀、徐玑、徐照）和江湖派（姜夔、刘克庄、戴复古等）。这两派诗人在创作上的一个共同倾向为扬弃江西，复归唐风，富有革新之意味，但由于他们或刻意雕琢，取径太狭，或嘲弄风月，气格纤弱，大多成就不高。

南宋灭亡前后，在抗战的斗争中又涌现出一批爱国诗人，著名的有文天祥、汪元量、林景熙、郑思肖等。文天祥是抗战将领，伟大的民族英雄，曾奉使被拘，后兵败被俘，始终不屈，从容就义。他的许多诗歌都是战斗生活的真实记录，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和昂扬的斗争精神。特别是他的《正气歌》，就是一首用生命和热血谱写的浩然正气的颂歌，千百年来不知感动过多少读者。汪元量曾以亡国俘虏的身份随三宫北上，他把沿途所见的情况写成诗篇，有宋亡之诗史之称。谢翱、林景熙等人，追随文天祥之后，以其各种样式的激动人心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歌史画上一个光辉的句号。

综上所述，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宋诗是唐诗的发展，而不是停滞或后退。（《关于编辑〈全宋诗〉〈全宋文〉的建议》，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567期）尽管它没有唐诗那样耀眼的辉煌，在宋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也未必比得上宋词，但是作为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诗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宋诗的精华部分，特别是那些动人的爱国诗章，对于我们今天，同样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书所收近百位诗人的约二百五十首作品，大多从《宋诗钞》《宋诗纪事》及诸家诗集中筛选，同时参考了近年出版的各种宋诗选本。选诗标准，注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艺术性不高的不选。作家的排列，大致以生年先后为序，生年不详者则参考有关资料而定。作品原文有异出者，择善而从，未作校记。限于篇幅和体例，书中对古今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参考援引，未能一一注明出处，特此说明。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不足之处定所难免，恳望专家和读者有以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