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求经典图书掌中宝：1750-1950的中国》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
　　《汪中求经典图书掌中宝：1750-1950的中国》就1750年～1950年这200年的历史粗略地梳理一遍，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并且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进行了相应的比较，相信读者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

开篇 1750年的中国
第一章 江山无限（1751～1799）
1.春到江南
2.中国式财富
3.铁甲“西师”
4.“一把心肠论浊清”
5.暗流涌动
6.英咭唎贡使
7.和坤之死

第二章 遍地烽烟（1800～1860）
8.白莲教
9.鸦片贸易
10.与英国人的战争
11.火烧圆明园
12.半梦半醒
13.天国之梦
14.风雨飘摇
15.震荡的欧洲

第三章 扶危求变（1861～1895）
16.致力中兴的儒家士子
17.火红的1860年代
18.舍本逐末的洋务运动
19.古老的传说：为家族复仇而来的女人
20.北极熊
21.晚霞映照马尾
22.“小日本来了”

第四章 生存与毁灭（1896～1911）
23.疮痍满目
24.书生们的维新运动
25.逆流
26.留学生
27.“请你宣誓”
28.沉疴难起
29.辛亥年

第五章 城头变幻大王旗（1912～1928）
30.“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31.“吾皇万岁”
32.你方唱罢我登场
33.彷徨与呐喊
34.新生力量
35.血雨腥风中的青天白日旗帜

第六章 黎明初现（1929～1950）
36.用枪杆子说话
37.1930年代的世界和中国危机
38.南京，南京
39.谷底
40.战火新生
后记
参考书目

　　“圣明恩德”的另一表现就是蠲（juan）免赋税。这是历代封建帝王维系民心的惯用手法，乾隆皇帝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此时的清帝国国库充盈，钱银颇丰。皇帝财大气粗，所到之处，信口蠲免。南巡途经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各州县的应征额赋，皆蠲免十分之三，受灾歉收地区达到十分之五；同为江苏省省会江宁（南京）、苏州，浙江省省会杭州，是皇帝巡行驻跸之地，三城和附郭诸县在皇帝南巡之年的应征地丁银两全部蠲免。六巡江南，多次下谕，总共蠲免赋税折合白银在1000万两以上。对于乾隆这个满洲肥佬来说，只要民心所系，碎金碎银自是不在话下。
　　江浙向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才子学者之多，数十倍于其他省份。只清一代，全帝国的状元、探花、榜眼，十之六七出自江浙两省；历任现任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等帝国重要官员，也大多原籍江浙。如此人文渊薮（s6u），不容统治者有丝毫忽视。于是，笼络江浙地区知识分子成为乾隆六巡江南的要务之一。
　　1757年，是乾隆皇帝二下江南的年份。一下江南之前被委以总揽军务的大学士史贻直，此刻正赋闲在家。两年前，他因为子谋职而触犯圣怒，被削职后原品退休还籍。正在巡视途中的皇帝当然不会忘记这位在江南地区有着广泛人脉的老臣。召见的圣旨传到的时候，70多岁的史贻直正在江苏溧阳老家的后花园里侍弄花草。他丝毫不敢怠慢，急忙摆置香案，整顿朝服，面北行礼如仪。然后吩咐备轿，遵旨赶往沂州迎驾。乾隆皇帝见到这位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仍毕恭毕敬的三朝老臣，此前所有的怨怒顿时烟消云散，不久即复召史贻直入朝拜相，仍授大学士，加太子太傅。1765年，皇帝四下江南，史贻直已于前一年去世，安葬在溧阳老家。皇帝不辞辛劳，特意绕道前往拜祭，以示优恤。
　　这种用老人、死人来告诫和抚慰后来人的驭人手法，尽管早已被历代帝王们用滥，但在讲究忠孝的中华帝国依然屡用屡效，妙不可言。和史贻直同样幸运的还有江苏长洲（今吴县）的沈德潜、浙江嘉兴的钱陈群两位老大人。此二人皆在朝廷为官多年，作为御用文人，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器重。后因年事渐高，退休归乡，悠游故里。二人又都为诗书大家、文坛泰斗，在江南乃至全国文人士子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皇帝每次到江南巡视，二位大人都受到特别的恩宠，每次都被特召迎驾。每迎驾一次，就能升官一次。不但自身所受恩宠异于他人，而且还宠及子孙。真是皇恩浩荡啊！两位老大人在“谢主龙恩”的时候，激动的老泪禁不住纵横挥洒。不过，沈德潜在去世以后未能享受史贻直那样的殊荣——于他恩宠有加的乾隆皇帝日后突然翻脸，对九泉之下的沈老大人大张挞伐，令本想入土为安的沈老先生不能安息。此为后话。
　　浙江学者杭世骏，就没有史贻直他们那样的幸运。这位乾隆元年即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官至御史的书呆子，才学过人而又颇有傲骨。当年因主张“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招致乾隆皇帝的忌恨而被罢归隐。乾隆巡视江南，三次“召见”他。第一次，皇帝问：汝性情改过吗？杭回答说：臣老矣，不能改。皇帝当即大怒：“何以老而不死？”第二次，皇帝问：何以为活？杭回答说：臣开旧货摊，买卖破铜烂铁。皇帝大笑，赐书“买卖破铜烂铁”。第三次，皇帝装作没看见，顾左右而言：杭世骏尚未死吗？由此而观之，皇帝需要的是百依百顺的奴才，那些桀骜不驯的人，即使是才高八斗，也不会得到欣赏，而是如破旧扫帚一般，弃置门后。皇帝陛下这么做，从来都觉得理所当然。
　　“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诗人”乾隆用这样的诗句结束了他的南巡之旅。但作为皇帝的乾隆，“大头症”还没有发泄完毕。他并不满足仅仅用诗词来表达自己对江南的眷恋之情，他要用实际行动来彻底发泄那顽不可治的“大头症”。于是，江南四大名园、杭州西湖十景以及其他江南名胜被他搬到了北京和承德，搬进了圆明园，搬进了避暑山庄。
　　朝廷上下，反对南巡的声音不绝于耳。一开始，乾隆皇帝还只是充耳不闻，到了后来，则义正词严地加以斥责，再到后来，就只有献媚取宠的声音了。在皇帝看来，这不是巡游耗费银两的小事，而是帝王权威的大事。
　　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至苏州，看见一棵双手才可合抱的灵岩梅，赞叹不已。立在身旁的大臣博尔奔察，拔出佩刀做砍树状，皇帝大惊，连问何故，博尔奔察回答说：恨它不生在圆明园，致使皇上远途跋涉，历尽江湖之险。受到臣子如此讽喻，皇帝陛下十分不快。第五次南巡，乾隆打算去湖州游玩。为此，他还为自己找了个借口：联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种桑养蚕。大学士程景伊强烈反对，他沉痛地说，皇上这回去了湖州，下回湖州就没有蚕桑了，老百姓元气一伤，几代都恢复不了。经常在皇帝身边的纪昀，也在提示乾隆，东南民众的财力已经枯竭，希望能阻止乾隆的“大头症”继续发作。乾隆皇帝大怒：穷腐书生，也敢议论国家大事！
　　十几年以后，死期将至的乾隆忽然英明起来，对南巡之举作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深刻的反思：
　　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
　　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引自《清史稿·；吴熊光传》）
　　作为一国之主宰，能这样反思自己的行为，实属不易，然而，这迟到的反思已于事无补。
　　两百多年以后，江浙等地的许多旅游公司念念不忘乾隆皇帝的“恩德”，在各旅游景点纷纷打出乾隆这张“皇牌”，其浓烈的“皇帝情结”和对“神圣皇帝”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乾隆皇帝的南下大军在北京江浙之间穿梭往返，为帝国的河工海塘和农桑事业殚精竭虑的时候，在遥远的大不列颠，英国人却另辟蹊径，走上了机器化生产的康庄大道。
　　织布机上的飞梭越来越快，远远超过了乾隆皇帝在大江南北的穿行速度。织布效率的提高带来了棉纱严重短缺的问题。当时普遍使用的手摇纺纱机只能纺一根纱，五、六名纺纱工纺出来的纱只能供一名织工之用。英国工商界联合组织“伦敦工艺协会”于1760年设立一项特别奖金，重金奖励纺纱机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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