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高校恢复高考招生和学位制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便像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1980年春，中山大学容庚、商承祚两位老教授受教育部的委托，举办了一期古文字学师资培训班。随后，学校为了发挥学科优势，满足年轻学子对传统学科相关知识的渴望和追求，要求古文字研究室多为本科生开设选修课，作为本校培养人才的一个特色。为此，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特地为中文系的本科生开设了“文字学系列课程”，除以往开过的“文字学”和“说文研究”两门传统课之外，还增设了“古文字学”和“汉字源流”两门新课，由本人担任“汉字源流”课的主讲。
    本人开设“汉字源流”选修课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受到容希白老师的影响。记得希白师为我们讲授《说文研究》时讲过这样一段开场白，大意是说，他研究古文字是从读《说文》开始的，他研究《说文》是从拿《说文》小篆同甲骨文和金文作对比开始的，而他的教学生涯则是从东莞中学教《文字源流》开始的。接着他用许多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来证明许慎的哪些说法是对的，哪些说法有所不足甚至是错误的。这些有关汉字历史的常识让我们印象十分深刻，终身受用。
    其次是受到饶选堂先生的启示。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本人有幸追随选堂先生从事楚地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选堂先生研究出土文献的特点是既要释文字，又要明义理，更强调从文化史的高度，明因果，溯源流，窥探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把研究对象的相关事物尽可能汇集起来，从时间方面探讨其产生、衔接的先后层次，从空间方面考察其交流、传播和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进而从错综交叉的关系中寻找其说明种种现象的内部规律。饶先生的这些论述，在不知不觉中植下自己对探讨汉字的因果和源流的强烈意识。

    曾宪通（1935—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古文字学家，主要著作有《长沙楚帛书文字编》、《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曾宪通学术文集》、《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丛考》等。曾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语言学学科组成员，教育部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文史专业委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学术委员，北师大“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古汉语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语言科学》和《华学》等杂志编委。
    林志强（1964—），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字学会理事、福建省辞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建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汉字的阐释》、《古本〈尚书〉文字研究》等。

前言
第一章 叙说
第一节 关于“汉字源流”的“源”和“流”
第二节 “汉字源流”的研究概况
第三节 探索“汉字源流”的目的
第四节 学习“汉字源流”的方法和步骤

第二章 通论
第一节 汉字起源的探索
第二节 汉字造字法
第三节 汉字形体的变迁

第三章 汉字初文
第一节 与人体有关的初文
第二节 与自然物有关的初文
第三节 与人类创造物有关的初文
第四节 与其他语词有关的初文

第四章 汉字偏旁分析
第一节 偏旁的演进和流变
第二节 隶变对汉字偏旁的影响（上）
第三节 隶变对汉字偏旁的影响（下）
第四节 现代汉字形近偏旁辨析

第五章 特殊结构的合体字辨析
第一节 特殊结构的会意字辨析
第二节 特殊结构的形声字辨析

第六章 汉字源流释例
第一节 单字释例（上）
第二节 单字释例（中）
第三节 单字释例（下）

第七章 汉字源流研究的拓展
第一节 关于字组研究
第二节 关于字族研究
第三节 关于汉字的行废现象
附图
字例索引
后记

    “六书说”是汉代完成的一种文字理论，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小篆之上的。由于汉字的演变是有序的渐变过程，古今字体之间大体上依然有着对应性和继承性，因此，“六书”在分析小篆之前和小篆之后的汉字形体时，仍然有它广阔的用武之地，基本规则还是不变的。但是，汉字的演变又是纷繁复杂的。，小篆作为汉字的一种字体，不能代表所有的汉字，因而以小篆为分析对象的“六书说”的适用范围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它不能用来衡量所有的古今汉字。因此，随着文字研究的深入，“六书”理论在汉代以后也在不断发展。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说，首先是明代杨慎在《六书索隐》中把“六书”中的前四书视为经，后二书视为纬。他说：“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转注者，注此四者也。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这应该是清代“四体二用说”的前奏。清代明确提倡“四体二用”说的学者是戴震，他认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之法。他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说：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冯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日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日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日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日会意。四者，书之体止于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日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日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
    此说一出，深受推崇，如段玉裁说：“戴先生日：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
    到了20世纪，文字学家又做了许多改造“六书”的尝试。30年代，唐兰提出“三书说”，后来陈梦家、裘锡圭也提出“三书说”，詹鄞鑫提出“新六书说”，这些新说之间互有联系又各不相同，比较清楚地体现了前后学者之间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发展态势。此外张世禄于40年代在《中国文字学概要》中提出用“写实法”、“象征法”和“标音法”来概括中国文字的构造；于省吾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和“附划因声指事字”两种条例，突破了传统“六书”的范围；林法在80年代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简论》中，认为汉字在形成体系时，使用了“以形表义”、“借形记音”和“兼及音义”三种基本结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