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有一个议题颇引人注目，即“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经济要发展，政商交往就要有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政商关系的倡导，不仅传达了中央高层治理不良政商关系的态度和决心，也回应了民众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现实关切，更为所有的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如何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如何为保稳定、谋和谐、促发展贡献应有力量，指明了方向，助力党员干部认真领会“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各得其所”。
魏国升，男，1967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农学双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朝阳市地税局社保科长。在近 20多年，一直有机会和各种各样的商人和企业家打交道，对政商关系有深入思考和独特理解。先后发表、出版《8.9＞632的启示》、《振兴老工业基地必须做好社保工作》、《社会保障及保费征缴问题研究》及《中国经济发展与行业学术论坛（税务卷）》等多篇论文、著作。
第一章
新生态，重构政商新关系
不可不知：古今中外的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一般来讲是指政府部门与商人或者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良好的政商关系，应该是基于法律基础之上，彼此平等、相互支持的关系，这种关系因为透明而不阴暗，因为不存在官商勾结而清廉；反之，那些糟糕的政商关系，则是一种建立在官商勾结基础上的，以追逐特殊利益为目的的关系，表现形式无非是权钱交易、勾勾搭搭，让人不齿，最终对彼此都无益，对企业和社会发展会形成危害。
1.古代中国“官商勾结”的模式，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
从历史来看，中国始终未能发展出一种良性的政商关系。一直以来，政商关系都是中国最奇妙的关系：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远也远不得，近也近不得。
在奴隶社会时期，王亥作为商部落的统治者，带领族人饲养、放牧牲畜，以改善族人的生活。为了解决牛、羊过剩的问题，他们跟四周部落开展以物换物的贸易活动，使得商部落迅速强大，“商人”由此产生。而作为最早进行商业贸易活动的人，王亥便成了“商人”的始祖。
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没有官员的庇护，商人一天也不能生存。“士农工商”的排名，使得官总是压过商，很多商人不得不选择“商而优则仕”的道路，进而开始官商勾结，其模式不过是政府垄断盐铁、矿山、海贸等暴利行业，或授予商人经营，或直接被官员占有，这种模式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
中国古代顶级的商人当属范蠡。范蠡，约生于公元前536年，约卒于公元前448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古代商人的鼻祖，范蠡又名陶朱公。他以经商致富，广为世人所知，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为财神爷。
范蠡曾经任越国大夫、上将军。在他的辅助下，越王勾践励精图治，终于完成了复国大业。之后他认为在有功于越王的情况下难以久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加之他深知勾践其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于是他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弃官从商。遂与西施一起泛舟齐国，改名换姓，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二次创业”，勠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贵出贱取，没过几年，便致产无数，成为当时的巨富。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王赏识，齐王把他请到国都临淄，拜他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范蠡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深知政商不可兼得。于是，三年后，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安心做陶朱公。
战国时期的吕不韦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原是一个商人，靠着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很快积累起千金家产。但他一直不甘于现状，直到一天他见到在赵国邯郸做人质的秦王孙——子楚之后，马上意识到最好的投资机会来了。秦昭王当时年事已高，子楚虽为秦太子安国君之子，可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子楚既非老大，也非最有能力，按正常推理这并不是最佳投资。但吕不韦不这么想，在见到子楚后，他委婉地说自己可以让他当上秦王的想法，并指出，要想脱颖而出，不仅需要好名声，同时要搞定其父宠妃华阳夫人。过去子楚也幻想过自己能成为太子，但从没人指点出如此详尽的计策，大喜过望的子楚当即对吕不韦叩头致谢。
于是，吕不韦马上给了子楚五百镒黄金，让他广结宾客；同时又拿出五百镒黄金购买名贵珠宝，以子楚的名义孝敬给华阳夫人。见华阳夫人见钱眼开，他便从利害角度出发，说服了华阳夫人支持子楚做太子。
在华阳夫人的枕边风下，安国君很快答应让子楚做继承人。六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登上王位三天就死了，子楚顺利继承秦王位，吕不韦也从一个普通商人跃升为秦国相国。
在相国的位置上，吕不韦也有一番成绩。他先后消灭东周，攻占韩、赵、魏三国大片领土，为秦国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其因权势太大，被秦始皇嬴政流放到四川，自尽而终。
应该说，吕不韦虽有政治才能，但其本质上更是一位杰出的商人，他的买卖就是“立太子”，真是把政商之间扭曲的关系发挥到了顶峰。
汉代的邓通本是不学无术的货色，但是凭借着与汉文帝的亲密关系，依靠当时的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汉文帝还专门做了背书：“能富通者，在我也。”——想不富都不行。武帝时期的桑弘羊，靠着推行币制改革，盐铁官营，酒类专卖，总管大汉财政23年。再及至后来，宋代淮扬盐商，明代崛起的晋商，再到徽商，无一不是因为得到了朝廷的权力许可才成为名扬史册的商业巨贾，也足见官商一体、“官商勾结”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2.“红顶商人”胡雪岩和盛宣怀，对政商关系的影响极其深远
在历史上，由于权力垄断，在几乎每一个拥有丰厚利润的所谓“老字号”企业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或者几个甚至一群官员的身影。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盛宣怀这两个经典人物，更是把官商勾结演绎到极致。也正因为此，商业在中国长期受到抑制。
胡雪岩（1823—1885），安徽绩溪人。他原本出身贫寒，无根无派，只因为聪慧，结交了清廷大员，才从一个跑堂的伙计变成资产3000万两白银的“官商”。
胡雪岩深谙“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是借助浙江巡抚粮台总办王有龄开了阜康钱庄，之后，随着王有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了许多店铺。
1861年11月，太平军攻打杭州时，胡雪岩又以左宗棠为靠山，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食接济清军，获得左宗棠的信赖，被委任为总管，主持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大获其利，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两白银。
1866年，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同年，胡雪岩还为左宗棠西征筹备军饷，先后6次替清朝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累计1870万两白银，为成功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至1872年，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遍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白银，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慈禧太后赐他黄袍马褂，升迁至“布政使衔”从二品官阶，被人称为“红顶商人”。
当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官场权力紧紧捆绑在一起时，固然可以收割权力的超级红利，但未来却充满诸多变数，因为一旦官场重新洗牌，他们的路也就走到尽头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为了遏制左宗棠的势力，决心“排左必先除胡”，打击胡雪岩。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收购生丝数百万担，垄断丝业贸易。洋人非常恼怒，联手拒购生丝。在双方决斗的关键时刻，传来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中法战争爆发等消息，让胡雪岩雪上加霜。更要命的是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李鸿章授意盛宣怀制造了一系列挤兑风潮。一时间市面剧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人人都传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挪用阜康钱庄存款，导致各地皆发生挤兑风潮，致使胡家的钱庄相继破产。事已如此，胡雪岩已无回天之力。
1884年，胡雪岩这位纵横政商之间，权倾一时、富可敌国的一代巨贾，顷刻间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孑然一身。“看他楼起，看他楼塌”，短时间之内事业家业俱毁，人间天堂地狱如梦幻般迅速演绎。1885年12月6日，胡雪岩在孤寂潦倒中离世，终年62岁。
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做了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盛宣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商人，他曾经创造了中国的很多“第一”：参与创办第一个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895年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9世纪90年代后期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1897年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4年春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
盛宣怀与胡雪岩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盛宣怀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宗棠与李鸿章又有极深的矛盾。如此有成就的企业家，命运一样没有好到哪里去，他当上邮传部尚书后，因谋划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资政院因此要求将他“明正典刑”。最后清廷虽然没有杀他，只将他革职，但他再不敢在北京待下去，逃亡日本了。
由以上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富豪，很多是像胡雪岩和盛宣怀一样，沿着官商结合之路飞黄腾达。尽管每一个富豪发家都各有各的因缘，但无法避免的是，他们几乎个个都是顺着官商勾结的梯子，爬到辉煌的顶峰，成为显赫一方的人物。乃至于直至现代社会，很多大老板还是念念不忘“经商要学胡雪岩”，对胡雪岩等顶礼膜拜，推崇至极。
3.“大破大立”时代中国，政商关系面临重建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在1945年发现一个让他倍感困惑的问题，那就是：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经过一番研究后他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所共睹的成绩。新时代的企业家群体也由此诞生，并迅速壮大，愈发成为中国经济乃至政治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官员“傍大款”依靠利用商人，商人以结识权力、依附权力为荣的习惯性思维仍然根深蒂固，使得政商关系依然存在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
随着十八大后一波波反腐行动的深入，一张张黑色政商关系网暴露于阳光之下，几乎每个落马的贪官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商人，这些商人因信奉“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使企业随着官员的升迁而迅速崛起，创造“商界传奇”，但也跟着官员的下台而分崩离析，导致破产。大量的案例表明，中国当前的政商关系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新常态的“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固有的状态。新常态的提出，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所谓旧常态，就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累积，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的状态。
新常态必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历史契机。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讲话中也用“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包括增速变化、结构升级、动力转变，特别阐述了新常态派生新机遇，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机遇与挑战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新常态化过程中也会伴生新矛盾和新风险。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以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为创新拓宽道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从而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有专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是前三十年“大破”，后三十年“大立”。从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到2015年的30多年，是“大破”的时代，经济上破掉了计划经济，政治上破掉了思想禁锢。
伴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显然，以往的潜规则已经行不通，“大破”的时代已经过去，“大立”的时代正在到来。中国通过打虎拍蝇、刮骨疗伤、全面深化改革，开始整治社会毒瘤与潜规则，重建国家规则和秩序。
毋庸置疑，在新常态下，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落后的政商关系，构建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政商新生态。当然，这不仅要面对来自一些传统思维的挑战，还要面对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各样的腐败行为等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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