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斯文济世 天下归仁、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记住, 是为了忘记、论破泼皮、教育势利了, 会让道德退化、我们为什么缺失思想大家、幽灵之船、同一个中国, 不同的梦想、中华无跪礼等。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18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
　　今年的选本仍然秉承我们一贯的纯文学主张，将读者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中的精品选编成书。

　　今年本书的选择依然力求呈现出这样一个“特”字。
　　一是事关文学与文化类话题的入选者比较多。王蒙、余秋雨、铁凝、李零、贾平凹、叶兆言、刘震云、麦家、刘庆邦、黄国荣等诸位的大作莫不如是。坦率地说，往年在选文时本人多少是在刻意回避这点而更多地考虑社会受众面更宽一些的，而今年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相关文学与文化类话题的随笔佳作入选较多，进而还选配了若干有关读书话题类的随笔，诸如施京吾、董强诸位的大作，以此形成写作与阅读的相得益彰。
　　二是面向现实、针贬时弊、富于人文气息作品的入选者同样比较多。李国文、资中筠、叶廷芳、王彬彬、李鸣生、黄怒波、陈平原、昌切等诸位的大作大抵属于此类。他们笔下的文字无论是直面社会现实，还是由故鉴今，指向都十分清晰，那就是在我们经济发展、物质丰富的当下，断断不可少了人文的气脉和精神的脊梁。相比于这一点，过往年度中入选较高的谈风月、吟小调的则大为减少。
　　至于今年何以要突出以上两点特色？一是作家们的写作为本人的这种选择提供了丰厚的基础资源，没有这些作家作品存在，即便本人这方面的意愿再强烈也只能徒唤奈何；二是本人的确也有感于当下写作与阅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今年在集中决定入选篇什的时候，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文艺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总书记在他的讲话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没高峰”，有些作品沦为“市场的奴隶”，因此，要“深入生活”，“为人民写作”、“为时代写作”。我个人以为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甚为切中时弊，那种轻盈有余、厚重不足，娱乐至死的世风是该值得我们三思的了。当然，我本人绝非一概反对那些轻盈灵动的文字，小巧温婉的叙事，而只是希望我们社会整体的写作阅读生态在结构上能够有个合理的配置，这也就是自己在决定今年这个选本特色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主编
　　王蒙，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乐观向上、激情充沛，成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分卷主编
　　潘凯雄，文学评论家，编审，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当代》《中华文学选刊》杂志主编。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文艺报》理论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副刊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2008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王必胜，197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1979年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历任人民日报社编辑、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潘凯雄 序
王 蒙 文化自信与文化定力
蒋建国 阅读让梦想成真
吴 靖 阅读，让人成为人
刘 铮 那些不存在的书
胡晓明 我的图书馆飘流小史
陈建华 宋词元曲可以，流行歌曲为什么不可以？
李国文 从胡适拜谒溥仪说起
韩少功 平等是否还重要
赵 刚 没有信仰，便没有道德的底线
李木生 洁白朴素的生活
钱理群 想起朱光潜先生
李 零 从燕京学堂想起的
赵 园 非常年代人伦的变与常
彭小莲 如果胡风当官了
张 鸣 养人的制度梦魇
周树山 居庙堂之高
沈 宁 我多么渴望
陈 冲 前仆后继走向前
耿 立 站在鸡蛋一边
施立松 时代的寻梦人
卢惠龙 柔韧如水沈从文
叶 君 萧军日记里的二萧
张 飚 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任蕙兰 100年前，让历史转折的几个细节
黄怒波 哥伦比亚的老游击队员
王 炎 慕尼黑的一个秋日
南 帆 机器之瘾
金宏达 孔子墓前的子贡
陈启文 一条必然的路
邢小利 种 子
梁 鸿 历史与“我”的几个瞬间
叶兆言 兆言说东吴
周 实 存在与时间
张亚丽 京城的告密
唐翼明 杂感六题
胡紫薇 遇见才女绕着走
叶延滨 不带手机的约会
邵 丽 定制幸福
汪民安 冰箱和食物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余秋雨
　　二
　　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可以列出几十项。我看到不少学者也做过这件事，可惜他们引用的大量古文往往只是在说中华文明的优点，而不是在说长寿。而且，他们所说的那些优点，如果从古文翻译成外文，其他文明也大同小异，只是共性，而不是特性。
　　为此，我要从普通读者都能理解的国际可比性上来论述。仅仅选了八项，而且用最浅显的大白话，说得尽量简单。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一因：体量自觉。
　　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照理，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但当这种雏形要发育长大、伸腿展臂，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
　　中华文化的体量足够庞大。与它同时存世的其他古文明，体量就小得多了。即便把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等所有发祥地的面积加在一起，也远远比不上中华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如果把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领地都标上，那就比其他古文化领地的面积总和大了几十倍。
　　不仅如此，中华文化的辽阔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极为丰富，极多差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领域，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相比之下，其他古文明的领地，在生态类别上都比较单调。
　　让人兴奋的是，中华文化的先祖们对于自己生存的环境体量很有感觉，颇为重视。虽然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他们每一个个体还不可能抵达很多地方，却一直保持着宏观的视野。两千多年前的地理学著作《禹贡》《山海经》已经表达了对于文化体量的认知，而后来的多数中国文化人，不管置身何等冷僻、狭小的所在，一开口也总是“天下兴亡”“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可谓气吞万里。这证明，中华文化从起点上就对自己的空间幅度有充分自觉，因此这种空间幅度也就转化成了心理幅度。
　　于是，一种根本上的强大形成了。
　　在古代，文化的地理体量由边界来定。中华文化的巨大体量四周，还拥有让人惊惧的围墙和隔离带。一边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险峻的高峰和高原，一边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针叶林，一边是古代航海技术无法战胜的茫茫大海，这就构成了一种内向的宏伟。
　　这种内向的宏伟，让各种互补的生态翻腾、流转、冲撞、互融。这边有了灾荒，那边却是丰年。一地有了战乱，可以多方迁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沧海桑田未有穷尽。这种生生不息的运动状态，潜藏着可观的集体能量。
　　由地域体量转化为集体能量，其间主体当然是人。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统计，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规模巨大的民众群体中。即便在《诗经》中，已经可以从字句间感受到浓郁而丰沛的“人气”。在这个巨大群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吃苦耐劳、积极谋生、长年不停。加在一起，集体能量无与伦比。
　　现代的研究条件，使我们已经有可能为先辈追补一些人口数字了。就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先秦时期，人口就有两千多万；西汉末年，六千万；唐朝，八千万；北宋，破亿；明代万历年间，达到两亿；清代道光年间，达到四亿……这中间，经常也会因战乱而人口锐减，但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可称之为“大山大海中的人山人海”。
　　正是这一层层的地域体量和人群体量，把长寿的希望许给了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