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巴图儿 吴刚思汗军旅小说集》：
　　白马巴图儿 “一只在苍穹下恣意翱翔的苍鹰，呼啸着飞过爷爷的坟头，落在了坟前伫立的一匹白色蒙古马的身上，马嘶南天婉转回荡就像是为爷爷特意送来的挽歌。
　　我向蒙古马恭恭敬敬地走过去，想摸摸它，陪着它共唱长调。此时天边的一声鞭响就像来自久远岁月的一声呼唤，带着白马和苍鹰奔向地平线。”我在满身汗水中蒙咙惊醒。
　　玉珏大哥手上的烟卷升腾缠绕交织旋转，向上爬升直奔举架颇高的宿舍天花板。他又利用午休时间进行创作了，看到我忽地坐起便问道，“做梦了吧？” “我一直有一个故事憋在心里，因为有很长时间自己总是不信，所以也从未跟任何人述说过，可最近却总是在重复一个白马苍鹰的梦，所以……”我坐起身，喝了一口水跟他交流着。
　　“说说？”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对“故事”二字极大的兴趣。从哪开始呢？这个故事像没有头又没有尾的传说，又像如果没有曾经便没有将来的轮回。
　　“记忆里，爷爷是一个健忘的老头儿，他不是忘记刚说过的话，就是忘记刚使过的东西。从童年到少年，就这样缓慢地发现他渐渐记不得了大部分东西。
　　直到去医院确诊以后，家里人才明白他是被一种病害的，叫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确诊以后对我的改变，是有些他跟我说过的话、讲过的故事，几乎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他残存的记忆作怪给他撮合出来的。但小时候每当他一提起过去的经历，我的脑中就会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地配合着想象。那时候他最爱跟我讲，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张作霖大帅还活着的时候就在奉天（沈阳）当警察了。不管是胡子、毛子还是小日本鬼子，他是都交过手的，从不打怵。唯一害怕过的人，反倒是他后来在抗联时的一个蒙古族战友，叫巴图儿。单就身高面相上说，巴图儿倒并不怎么会让人心生畏惧，一副典型蒙古人特点的身材长相，高颧骨黝黑的大圆脸像雕塑一般富有男人特有的勇猛之气，肩宽臂长屁股大，天生好骑射手的身架子。很少说话，倒也不是完全因为不善于交流，而是他只能说一口蹩脚的东北话。巴图儿第一次出现在爷爷的眼里，就把这个打了几年日本鬼子的抗联老兵一下子从心理上征服了，唯恐成为他的敌人。
　　当年爷爷隶属于东北抗联1军第1师3团3连，前身是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著名的杨靖宇将军任军长兼政委。1938年初，由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境内的持续增兵以及推行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保甲连坐’制以及实行‘三光政策’，使南满游击区形势一落千丈，1军不得不从宽甸往辑安（现集安县）老领山区撤退。爷爷所在的连队驻扎在宽甸西面一个叫李家沟的地方，在南京大屠杀发生过去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38年2月初那段时间。不过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信息获取手段，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关内都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并且此时距离日本侵占东北已经七年有余，更不会因为‘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有什么更深切的观感。” “看不出，啊，你小子还是个抗联子孙。”玉珏大哥听着听着便补了一根烟掺和了一句。
　　“那是一个让爷爷整个军旅生涯极其难忘的夜里，他曾多次跟我描述过那个夜晚，由于3连遭到叛徒出卖，群众基础较好的李家沟让关东军一个中队加上一部分伪军夜袭了，3连整个被包了饺子。在突围的时候，他身边的战友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军官全部牺牲，士兵死伤极其惨重，官兵和四散逃跑的百姓被无差别射杀，溅出的鲜血染红了整座白雪皑皑的村庄。那晚他眼中的世界只剩下浓烈的红色以及无边的黑色。部分突围出去穿得较少的人在拼命逃跑时，汗水没多久就浸湿了单薄的衣服，在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中，体温迅速地下降。仿佛无边的山林，渐渐地吞噬了每一个钻进它肚子里的人，用它的极寒与漫长，冻死任何敢挑衅它威严的人。不过死亡并不能增加给他们留下全尸的机会，追上来的日本鬼子和他们的军犬给每个冻死或接近冻死的人的头部、胸膛不是补那么几枪就是胡乱地连砍带刺还有那些畜生的撕咬。爷爷因为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吃过日本鬼子的亏，所以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和衣而眠的习惯，侥幸躲过了严寒的考验但并不代表他能逃得过继续追捕的禽兽。
　　这些禽兽小日本鬼子太顽强了，这是他一直以来交手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换是单纯的伪军部队，别说夜间山岭追击这种事了，连稍微晚一点的偷袭，他们都干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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