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人、恶人、富人……没人能给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他高扬着和平的旗帜，却一次次地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他能预测世界，世人却无法预测他。在一次次震惊世界之后，他却归于平静，专注慈善。他只是在走自己的路。 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华尔街传奇投资家、摩根士丹利前首席战略官巴顿·比格斯 索罗斯教育我，当你在交易中极端自信时，你必须走到头，要勇于做一个不知足的人，勇于利用巨大的贷款投机去获得收益。正如索罗斯所提及的，当你正确时，你不一定收益最多。 ——索罗斯接班人德鲁肯米勒 索罗斯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的心理学层面。他了解群居本能。他像一个商品销售商，知道人们当下喜爱什么商品。 善人、恶人、富人……没人能给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他高扬着和平的旗帜，却一次次地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他能预测世界，世人却无法预测他。在一次次震惊世界之后，他却归于平静，专注慈善。他只是在走自己的路。 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华尔街传奇投资家、摩根士丹利前首席战略官巴顿·比格斯 索罗斯教育我，当你在交易中极端自信时，你必须走到头，要勇于做一个不知足的人，勇于利用巨大的贷款投机去获得收益。正如索罗斯所提及的，当你正确时，你不一定收益最多。 ——索罗斯接班人德鲁肯米勒 索罗斯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的心理学层面。他了解群居本能。他像一个商品销售商，知道人们当下喜爱什么商品。 ——索罗斯的伦敦伙伴文德嘉·阿斯塔 索罗斯从没终止过对他的得力助手的严加盘问，好像他是在对一位博士生进行口试。“和早上相比较，你有什么不同想法吗？”他通常这样开始，然后连珠炮地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记忆中，复盘是最折磨人的经历，因为他总是在寻找薄弱部位，总是试图找出你的工作失误。 ——索罗斯合作伙伴马龟兹 忠于史实，全面解读，文笔优美，故事好看。
索罗斯语录
Quotations
1. 经济历史是由一幕幕插曲构成的，它们都是建立于谬误与谎言，而不是真理之上。这也代表着赚大钱的途径，我们仅需要辨识前提为错误的趋势，顺势操作，并在它被拆穿以前及时脱身。
2. 我既自私自利又以自我为中心，但我心安理得地承认这一点。
3. 世界上具有慈善心肠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能够成功积累起必要财富并成为一名慈善家的人却寥寥无几。
4. 依我之见，慈善是有悖于常理之事，因此会导致很多的虚伪和悖论。
5. 为了赚钱，我冒了如此大的风险，但如果就这样死了，那我就是输家。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太不明智了。
6. 常规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如果执意墨守成规，你很可能因此丧命。
7. 一般来说，我认识事物的洞察力就是非完全认识论在行动中的作用。传统的经济学建立在均衡论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供求均衡相等。但是，如果你发现我的非完全认识论在我们认识世界这一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时，你就会发现你所做的恰恰是不平衡的。
8. 对于未来状况的任何幻想都是带有偏见的、不完全的。我不认为事实和信念是自发独立存在的。相反，我在阐述反射论时，就强调“片面是改变了的事实”。
9. 对哲学的兴趣，可以培养人的洞察力、判断力、宏观决策力，而这些素质在变化莫测的金融市场是必不可少的。
10. 我要说的是，只有对思想的探索才能够深深地吸引我。基本上，思考是我生活的重心，我是一个相当喜欢思考的人。我喜欢去了解事物，年轻时就喜欢去做些哲学推理，在某些思想上我浪费了许多青春。后来我发现从行动中学习要比从思考中学习来得更迅速，于是我变成了行动的思想家。我的思想在我采取的行动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我的思想也因我的行动而有明显的长进。思想与行动的双向作用，给我的哲学和生活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11. 我从小怀有当救世主的梦想。我有做出一番崇高事业的幻想，或说痴心妄想，它们一直鞭策着我。基本上，我了无遗憾。首先，因为它们让我的生活更加有趣。这么崇高的事业，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它把我推向可能性的极限，我也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去为善而非作恶，我认为我的态度来自我的父亲。
12. 先投资，后考察。
13. 人们往往被我的常胜误导。我可以毫不介意地说，我和其他人犯同样多的错误，但我觉得我的过人之处在于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我获得的最重要的洞察力就是认识到人类的认知具有必然的不正确性。
14. 做错了事不丢脸，只有在发现错误时不去纠正、死要面子、强词夺理才丢脸。
15. 即使我的假设偶尔出错，我还是用它作为操作的假设。这并不是说大家应该总是逆势而行，正好相反，大部分的时间里，趋势会占优势，只是偶尔会自行修正错误，只有在这种状况下，大家才应该违反趋势。这种思考方式引导我寻找每一种投资理论的缺陷，我知道缺陷是什么时，我的戒心才会得到满足，这样不会让我抛弃这个命题，反而让我能以更强的信心去运作，因为我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而市场并不知道。我身在波浪之前，我密切注意趋势可能衰竭的迹象；如果我认为趋势走过了头，我可能尝试违反趋势。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如果违反趋势，通常都会遭到惩罚，只有在转折点时才会得到报偿。
16. 可错性不仅是我世界观的基石，也是我所做所为的基石。
……
第一章
铁蹄下的犹太人
索罗斯出生在一个匈牙利的犹太家庭。在他9岁时，“二战”到来了。在纳粹的强权之下，这个犹太家族只能在铁蹄下艰难地寻找一线生机。索罗斯的父亲颇具传奇色彩，他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从俄国的战俘营逃了回来。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索罗斯逐渐成长起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体会到了生存的意义，塑造出坚强的品格。无论是在铁蹄下生存，还是在金融市场上投机，在索罗斯看来，都是寻找漏洞并利用漏洞的过程。
父亲的传奇
曾经有记者对索罗斯开玩笑说:“您应该被任命为罗马教皇。”索罗斯则幽默地回答道:“为什么呀？我现在已经是教皇的上司了。”
教皇的上司很显然就是上帝，这个人胆敢自称上帝，却让很多人无从反驳，因为在金融领域，他的确可被称为当之无愧的上帝。他在一本书中写道:“说实话，我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救世主的幻想。我知道自己要控制这样的想法，否则就会惹祸上身。”在很小的时候，索罗斯便曾自称为上帝。当然，人们对一个孩子的大言不惭总是会大度地一笑而过。
他的这种想法和他父亲的影响不无关系。他在年幼时曾写诗赞美父亲为神祇宙斯。索罗斯的思想很明显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我几乎同意父亲的每一种观点，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应付世事。”他评价父亲道:“父亲是个外向、合群的人，对别人的命运有着发自内心的兴趣，他喜欢畅谈别人的命运。”这无疑就是以一种上帝视角，来评价和观察这个世界。索罗斯的父亲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性格，和他的经历不无关系。
索罗斯称赞自己的父亲是个生活艺术家，他说:“我想最好把他当成德国人所谓的生活艺术家。就算到了今天，我仍然怀疑他到底是坚强的人，还是脆弱的人。他之所以坚强，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有关。当时他在西伯利亚当囚犯，后来目睹俄国内战，看着人类自相残杀，痛苦之至地熬过艰巨的考验。他经历的这一切，显然有着无比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他可能不希望再一次经历，因此跟我母亲结婚、获得舒适的生活后，他给人一种退缩和失去雄心壮志的感觉。”
在索罗斯早年的成长经历中，他的父亲在他眼中无疑是传奇的核心。在索罗斯没有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已经经历过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在讲索罗斯的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他的父亲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坚韧和睿智。
索罗斯的父亲出生于1893年，出生地是离匈牙利与乌克兰边界不远的一个小村庄。这个家庭是正统的犹太家庭，当时他们家族的姓氏还不是索罗斯，而是施瓦茨。索罗斯的父亲拥有8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二，前面还有个姐姐。他们家开了一家销售农具的杂货店，生意非常不错，因此积攒了一些财富。在索罗斯的父亲很小的时候，一家人就搬到了匈牙利东北部。
索罗斯的父亲名叫“提瓦达”，这是个匈牙利语发音的名字，在德文中被称作“西奥多”。这说明，这个犹太家族非常满足在奥匈帝国的生活，已经非常认同这个国家，并开始被这个国家同化了。
犹太民族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信仰犹太教。这个民族的信仰与周围人并不相同，因此常常成为被排挤的对象。正因如此，这个民族锻炼出极强的生存能力，并涌现出大批杰出人物。在19世纪末，匈牙利的犹太人数大幅度增加，他们掌握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处境要比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好得多，这使得匈牙利犹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在当时，资本主义价值观充斥着整个社会，犹太人中的经营者依靠经商获得了大量的财富。索罗斯的祖父便是在资本主义浪潮中，取得一定成就的犹太商人之一。这时，犹太民族虽然信仰与周围的人不同，难免受到些诘难，但是反犹太主义还没有产生，因此犹太民族得以迅猛发展。在匈牙利，犹太民族进入到了几乎所有阶层，有的犹太人进入国会，有的在科学领域取得了成就，有的则成为商人中的佼佼者，更有甚者进入贵族阶层。匈牙利的犹太人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工商业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索罗斯的父亲提瓦达在少年时期表现得非常优秀，不但聪明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在少年时便被送到了一所私人寄宿学校，这所学校以培养精英而闻名。毕业后，他进入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省的一所大学研习法律。与此同时，他游历欧洲，还进修过会计课程。这无疑是个非常优秀且有希望的年轻人，所有人都认为他前程似锦，然而一场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提瓦达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他对自己的生活不是很满意，因此加入了奥匈帝国陆军。他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而且从军的履历对他以后从事律师行业是有利的，但是他没有预料到，接下来将要发生怎样的事。
由于提瓦达的大学生身份，他被任命为基层军官，在东线作战。开始的时候，他不但有时间在战壕里阅读法律书籍，还能为匈牙利的一家大通讯社供稿，甚至还能偶尔休假回家。但是在1915年初，战争变得激烈起来。沙皇俄国的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和奥匈帝国的军队开战。战争持续4个月后，奥匈帝国的防线被俄国军队突破，提瓦达和成千上万的奥匈帝国士兵一起做了俘虏。
这些俘虏被解除了武装，只能听从俄国军队的安排。他们被押解上了火车，下车之后，又被转移到另一列火车上。就这样不断换车，一直走了5000英里。提瓦达和其他奥匈帝国的士兵被押送着跨越了整个俄国，关进了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俘虏营。这个地方可谓偏远至极，附近就是俄国东方海军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
提瓦达刚到这座俘虏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何种情景，心中的焦虑之情可想而知。慢慢地，这座俘虏营的人数越来越多，一度达到了2万人。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虐待。
本来负责管理这座俘虏营的是沙皇手下的军队，但是在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同时俄国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一来，管理这座营地的俄国士兵撤走参加内战了，但是身为俘虏的提瓦达日子并没有什么改观。他希望尽快被释放，回到家乡和家人的身边。战争已经令他非常厌倦了，更令他厌倦的是俘虏营的生活：几十个人挤在破旧的营房里，简直苦不堪言。提瓦达称这座俘虏营为“悲惨坟场”，在这座“坟场”里，他已经待了两年多。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次战争改变了欧洲政局，沙皇统治已经不存在了，俄国的红军和白军正处于激烈的内战中。世界上的一些强国也开始介入俄国内战，这使得俘虏营的管理者换了一批又一批。先是美国人来看管他们，美国人走后，日本人又来。对俘虏们来说，谁来管他们已经无所谓了，反正无聊而痛苦的日子不会有变化。
让提瓦达唏嘘的是，奥匈帝国在这次战争之后也分裂了。为了排遣寂寞，他利用营地中央的木制布告栏，创办了一份《木板报》，内容是手写的匈牙利文。这份板报在内容上乏善可陈，可是对没有什么娱乐的俘虏们来说却是个不错的谈资。提瓦达也会和伙伴们谈论上面的文章，打发无聊的时间。在营地里，提瓦达还学习了俄文，并向一名俘虏学习锁匠的技术。这样的环境终究会使人变得懒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高昂的斗志，实在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1920年3月3日，提瓦达决定离开战俘营，横穿俄国，返回家乡。他和另外20名俘虏一起离开了战俘营，踏上了回家之旅。这段旅程并不轻松，没有什么机会乘坐火车，他们必须依靠最原始的力量——步行。他们徒步走了很久，也曾骑着骡子或马赶路。遇到阻拦他们的河流，他们会制造一座简易的桥，有时还会乘坐木筏顺流直下。他们还曾经数次停下来去挖金矿，或是趴在战场上躲避战火。此时，俄国内战仍然在继续，他们不得不避开红军和白军的战斗，这无疑阻碍了他们的行程。
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已经是9个月后了，提瓦达必须想办法完成剩下的旅途。想要回到家乡仍然不轻松，在1919年，匈牙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不过，就在隔年，匈牙利共产党被击败，“右派”的海军上将霍尔蒂执政，匈牙利共产党被打压。这样一来，匈牙利就成了反共产主义的国家，因此俄国不愿意给提瓦达颁发签证。
不得已，提瓦达只能伪装成奥地利人，以获取签证。他精通德文，又熟记了奥地利林兹市的街道和各种情况，便说自己的家乡是奥地利的林兹市。通过这样的方法，他终于获得了签证，坐上了开往维也纳的火车。到了维也纳，回到家乡便是件很容易的事了。在1920年圣诞节的前两天，他终于回到了阔别7年的家乡。
为了记录自己回家的艰难旅程，他在自己创办的《世界文学》杂志的1923年6月号里，写了一篇长文《西伯利亚的鲁滨逊》。正是通过这篇文章，后人得以知道他徒步离开俘虏营回家的诸多细节。
家庭教育
1914年，提瓦达还在当兵，在回家探亲的时候曾去拜访父亲的兄弟苏西兹。苏西兹的女儿艾瑟蓓当时只有11岁，提瓦达对这个孩子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但是在提瓦达走后，艾瑟蓓却声称爱上了他。
这次，提瓦达回到了布达佩斯之后，当年的小女孩儿已经亭亭玉立，他们很快陷入热恋之中。提瓦达已经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开始了执业律师的生涯。年轻漂亮的艾瑟蓓正在学习法语和德语，想要当这方面的老师。
提瓦达的归来，改变了艾瑟蓓的人生轨迹，她没能当成老师。1924年，他们结婚了，这年提瓦达31岁，艾瑟蓓21岁。艾瑟蓓年老之后回忆道:“我后来并没有到学校去教书，而是到了他的公寓去，跟他一起品味生活。”
在俘虏营的数年光阴，早就消磨了提瓦达的壮志雄心。如今他已经不渴望取得什么成就，而是希望和妻子幸福安宁地生活，如果再能赚到一些钱，过上好日子，就再好不过了。艾瑟蓓也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她说:“我是个出身富裕、受过正常资产阶级教育的年轻女子，很重视别人的意见。”正因如此，他们对物质的追求要高于常人。
艾瑟蓓原来的家庭比较富裕，他的父亲与人合开了一家布店，这家布店为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在提瓦达和艾瑟蓓结婚的时候，他父亲的合伙人马库斯送给他们一笔丰厚的礼金，要他们买一张华丽的波斯地毯。艾瑟蓓和提瓦达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反而拿着这笔钱去意大利游玩，从这也可以看出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就在这对新婚夫妇刚刚到达佛罗伦萨的时候，艾瑟蓓的母亲便发来电报，要求他们尽快回家，因为艾瑟蓓的父亲得了重病，需要他们回家照看。艾瑟蓓的父亲得的是一种妄想症。有一天夜里，艾瑟蓓的父亲突然发病，大喊大叫，骂自己的妻子是妓女，而且勒住了妻子的脖子，差点将她掐死。艾瑟蓓的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将自己的孩子叫回身边。
这时提瓦达已经开始律师工作了，但是岳父病重，他便开始负责妻子娘家的财务管理。这份工作非常轻松，艾瑟蓓娘家拥有布店，还在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拥有房地产，提瓦达负责收取管理费。除了管理岳父家的财产，提瓦达还做了一些投资，包括帮助岳父家购买房产。作为岳父家财产的管理者，他也能从中获得部分收益。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上庭外，每天只用上午10点到12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工作。
提瓦达和艾瑟蓓结婚两年后，他们拥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叫保罗。到了1930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这天是8月12日，这个孩子就是闻名世界的金融家和慈善家乔治·索罗斯。这两次生育为艾瑟蓓带来了不小的伤害，她的骨盆受伤了，因此夫妻俩决定不再生养孩子了。
这两个孩子的性格很不相同，哥哥保罗顽固执拗，弟弟乔治则非常温顺。母亲艾瑟蓓回忆起自己的孩子小时候时说:“乔治的脸比较圆，也较快乐。我比较宠爱他，因为他很讨人喜欢。他不像哥哥那么会反抗或顽固，所以后来他哥哥变成了爸爸的最爱，乔治则是我的最爱。不过，这不表示我们对他们两人有什么特殊待遇，但是例如我们去划船时，乔治会坐在我身边，他哥哥则坐在爸爸身边。”
有趣的是，在索罗斯年老的时候，对母亲的话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哥哥和母亲关系不好，在船上的时候，很自然地哥哥坐在了父亲旁边，于是自己只能坐在母亲的旁边，但是父亲对自己和哥哥的爱是一样的。
1936年，对索罗斯一家来说，是值得记忆的一年。在这一年，他们家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
艾瑟蓓的父亲，也就是索罗斯的外祖父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了。之前，索罗斯的外祖母因为丈夫发疯，不得不搬出布达佩斯的家。1936年索罗斯的外祖母搬了回去，索罗斯一家也搬到了市内的一栋公寓中。索罗斯的新家对面就是华丽、雄伟的匈牙利国会大厦。从这座公寓的窗户望去，就能看到美丽的多瑙河。不但这个地段优越，他们家的房子也足够宽敞，除了一家人居住外，还充当提瓦达的律师事务所。提瓦达雇用了两个女佣，一个负责做饭，一个负责照看孩子。
在这一年，索罗斯家在鲁帕岛上买了一座小屋。多瑙河从这个小岛绕过，清凉爽快，非常适合夏季的时候居住。这座屋子是索罗斯的姨丈设计的，原本计划双方共有，但是他们之间起了争执，后来提瓦达一怒之下，买下了这座屋子，从此两家便决裂了。
争执的起因是索罗斯的姨丈见到提瓦达和一个美女在一起，相互挽着手，在多瑙河畔散步。索罗斯的姨丈将这件事告诉他的岳母，并说提瓦达不值得信任。在提瓦达的岳父病重的时候，提瓦达对岳母照顾有加，因此提瓦达的岳母又将这件事告诉了提瓦达，这才导致了两家的决裂。
索罗斯的父亲是个风流人物，在婚后尤其是索罗斯五六岁之后，常常拈花惹草。凭借着传奇的经历、良好的修养和大把的财富，索罗斯的父亲非常受女人们欢迎。提瓦达曾对邻居们说，自己是结了婚的单身汉。
索罗斯的母亲艾瑟蓓在后来的回忆中，仿佛对丈夫的不忠不太在意，也有可能是岁月沉淀的结果，对过往的事有了全新的感悟，然而在索罗斯的回忆中，母亲在知道父亲出轨后，是非常生气的，甚至独自一人坐船出走。索罗斯回忆道:“我追上她，带她回去，而且当场对爸爸和妈妈说，我深爱他们，但是我确实不赞同爸爸对待妈妈的方式，这是我对抗他的其中一件事情。他们曾经大吵大闹过，在性生活方面也亮起红灯。爸爸喜欢跟其他女性打情骂俏，我认为这是他对妈妈表示爱意的方式。他多多少少是以跟她结婚来表示妥协，他有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又不自由自在。事实上，婚姻对他大有好处，因为有了她的财力支持，他才能够过上好日子。”
同样是在1936年，索罗斯一家发生了更重大的变化，他们决定将姓氏从施瓦茨改为索罗斯。有一天，提瓦达带回了一本厚厚的书，要求全家在书中成千上万个姓氏中，找到一个作为家族今后的姓氏。他认为索罗斯（Soros）是个不常见的姓氏，这个词正读和倒读完全一样，而且在几乎所有语言里，这个词的发音都相同。
在字典里，soros的意思是指定继承人，或者是职务代理人，这个词还是世界语中动词“展翅高飞”（soar）的未来式。俘虏营的生活消磨了提瓦达的斗志，但是他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够展翅高飞，成就一番事业。
索罗斯回忆父亲时说:“显然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你可以从他督促我哥哥从事运动的方式看出来。他记得年轻时的雄心壮志，但觉得自己已经垂垂老矣，经历过战争和种种的煎熬，希望我们年轻一代像他以前一样，有雄心壮志。他花很多精力坚决地塑造我们、督促我们，把追求自己的成就或事业生涯以外的所有心力，都花在教育儿子身上。”
提瓦达对孩子们的教导非常上心，有些事索罗斯年老后仍然记忆犹新，还有些事他尽管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仍然能够感受到父亲的爱意。索罗斯的父亲常常以说故事的方式引导他，这些故事不是教训，但其中蕴含的道理让索罗斯受益匪浅。这种细腻、间接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直接教训有时候难以让人信服，通过另外的方式，更容易让孩子学会自信和独立。索罗斯说道:“我爸爸完全没有用教导的方式，他指导的方法十分间接，让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结果就是达到了他的目的。”
有很多故事能够说明提瓦达是怎样教育索罗斯的。
1939年12月23日的报纸《八点新闻》上有一则消息，标题是《小索罗斯捐出善款》。这篇报道说:“就读小学四年级的索罗斯来到报社，说自己是放学后才来的，自手中紧抓着的铅笔盒里，拿出两张折得跟标准邮票一样大小的纸，慢慢地打开来，然后把两张10元钞票放在柜台上。记者严肃地问他，这些钱要做什么用。他回答说，钱是要捐给芬兰人的，因为爸爸告诉他芬兰正在打仗。记者用最严厉的语气质问他，索罗斯有问必答，通过了成年人的严厉盘问。索罗斯说钱不是爸爸给的，也不是妈妈给的，是他自己的钱，他赚来的钱！是他每年夏天在鲁帕岛上自编、自写、自销《鲁帕新闻》所赚来的钱，而买这份报纸的都是成年人。”
小索罗斯将赚到的钱存了起来，芬兰打仗的时候，便决定把这笔钱捐给芬兰。日后，提及这件事的时候，索罗斯说:“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想是父亲敦促我这样做的。”
通过小索罗斯在11岁时经历的一次考验，同样可以看出提瓦达教育孩子的良苦用心。提瓦达要小索罗斯一个人到滑雪场与之会合，自己则先行一步到了那里。索罗斯带上滑雪板，乘坐巴士到了火车站，然后又乘坐火车，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旅途，才到达目的地。提瓦达对儿子能独自到来，感到非常高兴，不停地称赞他的机智勇敢。
多年之后，索罗斯才得知，当时父亲请一位朋友沿途跟着他，担心他会出危险。还好一切顺利，索罗斯独立完成了这次旅行。
在索罗斯的父亲看来，激发孩子的主动性非常重要。帮助孩子做好准备，然后锻炼孩子的判断能力和迎接挑战的能力，才能应对未知的未来。父亲的教导对索罗斯的成长影响很大，尤其是父亲在战争中的言传身教，更让索罗斯学到了乱世中的生存智慧。
第七章
魔鬼与天使
索罗斯从幕后走到前台，他成了市场的偶像，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92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索罗斯没有止步不前。通过对市场的分析，索罗斯的作战对象成了一个个国家。他能够分析出某个国家的经济情况是否存在危机，然后对其迎头痛击，使之彻底崩溃。在金融市场上，索罗斯就像一个魔鬼，到处搜刮着金钱。在另一个领域，索罗斯却像天使一样，给人们带来温暖。如果他是一个单纯的商人，或许形象不会如此复杂，然而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慈善家。他把赚来的钱捐赠给了需要的人，以便将世界构建成他理想中的样子。
情人节，屠杀日
时光如梭，转眼之间来到了1994年的新年，全世界都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就连股票市场也是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几乎所有投资者都没有察觉到市场正在逐渐地偏离正常轨道，包括索罗斯在内。
这一年年初，索罗斯开始了大量卖空德国马克的计划。虽然起初索罗斯一直认为德国的利率会降低，不过市场的变化却并未向他预期的方向发展。索罗斯的行动引起了德国人的不满，因为降低利率会对德国的经济造成影响，而德国马克也会遭遇贬值的危机，所以德国政府没有采取这种政策。
厄运很快降临在了索罗斯的身上。有许多偏激的投资者认为，《新共和》杂志在1月份所报道的一篇关于索罗斯的文章可能是他遭受厄运的预兆。这是一篇十分善意的文章，是由《谎言的揭露者》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发表的，文中的大概内容是关于索罗斯参加的一些慈善活动。1993年11月，刘易斯曾与索罗斯一同参加了15天的“援助旅行”。在活动结束后，刘易斯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了这篇文章，并记录了一些关于乔治·索罗斯对东欧施加影响力的事情。
刘易斯的文章发表不到1个月，索罗斯就开始不断倒霉。1994年2月，索罗斯在投资中遭遇了挫折，损失了6亿美元。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令所有投资者感到好奇的不是索罗斯的计划失败，也不是6亿美元的巨大损失，而是索罗斯对此的说法：损失6亿美元仅仅是成功路上的一个小小的挫折罢了。外界对于索罗斯的说法大都持怀疑的态度。这场灾难发生于1994年2月14日，量子基金的员工们为了铭记这次的失败教训，将这称为“圣瓦伦丁日屠杀”。
在索罗斯执行卖空德国马克计划的同时，他还做出了一项欠缺考虑的决策——他要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会下跌。索罗斯认为在贸易谈判中，美国为了更好地向日本人施压，一定愿意使日元坚挺，但是若日元升值，那么日本出口的产品价格便会相对提高，难以在海外市场上立足。索罗斯坚信，克林顿总统和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在解决两国的贸易问题时，美国政府一定会赞成日元贬值。
1994年2月11日，让索罗斯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克林顿和细川的贸易谈判以失败告终。因此3天以后，外汇市场上持续下跌的日元汇率开始大幅上升。许多投资者认为，美国为了缓解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逆差，于是采取了扶持日元升值的策略，而日元汇率的大幅上升将会使美国市场上的日本进口产品的价格提高。当2月14日美国纽约的外汇市场收盘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升到了102.20，提升了将近5%。这一次，索罗斯的判断可谓大错特错了。
对于1994年2月14日的灾难，索罗斯并没有做出过多的回应。他只是这样说道:“日元在一天之内升值了5%，我们也就在同一天内损失了5%，我有些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我不清楚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我们自己处理不当，还是政府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
索罗斯就事论事的态度，让所有投资者都无法对他提出质疑。面对如此严重的创伤，索罗斯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更加充满了斗志。为了挽回损失，他采取了十分聪明的手段。
在1987年10月的金融动荡时，索罗斯试图让媒体相信自己的损失只有3亿美元，而不是外界传言的8.5亿美元，不过最后未能如愿。在1994年2月时，外界又开始传言，说索罗斯这次的损失远远超过了6亿美元。这让索罗斯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想办法清除这些流言蜚语了。
于是，索罗斯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德鲁肯米勒，让他与新闻界打交道。德鲁肯米勒与新闻媒体谈话时明确地指出，索罗斯这一次的损失确实只有6亿美元，不多不少。他表示量子基金之所以遭受损失，是因为索罗斯对日元汇率变动的预测出现了失误。德鲁肯米勒还声明，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卖空的日元数量只有大约80亿美元，并非如外界所传言的250亿美元。虽然在某一段时间里，索罗斯确实买进了大量的日元，不过在2月14日时，两只基金所握有的日元数额其实并不多。
在谈到索罗斯这一次遭受的挫折时，德鲁肯米勒也做出了解释。索罗斯的全部资产大约是120亿美元，而这次损失的6亿美元只是其中的5%。这说明，除了这次损失的6亿美元外，索罗斯的手中还有114亿美元的资产，他仍然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量子基金的运转。最后，德鲁肯米勒表示，索罗斯已经将这场灾难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并且挽回了不少损失，因此在2月23日时，量子基金的资产额只比之前下降了2.7%。这笔庞大的资产让索罗斯足以为量子基金的员工发放工资，并为东欧和苏联的基金分配资金。也就是说，索罗斯手上的所有机构依然能够保持正常的运作。因此，尽管索罗斯一夕之间损失了6亿美元，但却丝毫未影响到其金融机器的活力。对于所有的投资者来说，索罗斯固若金汤的金融地位依然没有丝毫的改变。
虽然在2月份时索罗斯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灾难，但是到这一年的4月份，当索罗斯面对华盛顿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时，他依然是投资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是世界顶级的投资大师。因此，他还是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许多人认为索罗斯和他的基金组织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关注，其原因就是1994年初所发生的金融市场风波。但是，索罗斯认为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他说自己依然是一个十分自私和贪婪的人，不愿意成为圣者，并且对名利有很大的野心，不论做什么事，总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索罗斯并不是唯一将所有筹码押在日元身上的人，有不少跟量子基金类似的对冲基金组织也同样在2月14日那天遭遇了损失。令人头疼的事情是，这些对冲基金组织为了筹得资金，被迫抛售了一些日本或其他欧洲国家的债券。这种行为在全球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效应，致使许多原本没有参与日元套利的基金组织也陷入了这场混乱当中。
其中的原因在于，这些对冲基金的管理者认为，由于失业人口的增加，欧洲国家一定会降低利率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他们采取了大量买进欧洲国家债券的行动。他们相信欧洲国家的利率将会下跌，利率下跌的后果自然是债券价值的增长。最终，一些对冲基金组织因为日元的升值而损失惨重，另外一些对冲基金组织则想方设法将手中的欧洲债券抛售。结果造成这些欧洲国家的债券价格持续下跌，而欧洲国家的债券发行者为了吸引投资者购买不得不将利率提高。这就是蝴蝶效应。日元的汇率变动经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竟然使欧洲的债券市场陷入了混乱的局面，最终导致了大部分对冲基金组织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面对乱局，索罗斯变得极其低调，他需要争取足够的时间以挽回自己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他需要让所有人相信“圣瓦伦丁日屠杀”这样的惨剧不会再次上演。然而，索罗斯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原因在于，以他现在的知名度，低调度日这个原本容易实现的愿望实施起来却困难无比。就算他遭遇了损失，他的一举一动仍然会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
1994年3月，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决定在巴塞尔聚会。他们向索罗斯和其他对冲基金组织发出威胁，扬言如果这些投机者仍然紧盯着欧洲不放，那他们就要联合起来，让这些投机者血本无归。
为了回应央行方，索罗斯成了这些对冲基金组织的代言人。他认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不宜与欧洲方面针锋相对。很快，索罗斯发表言论声称:“我感到不规范的市场有着一种固有的不稳定性。欧洲各国央行对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对冲基金组织进行规范是十分合理的行为。”索罗斯认为不规范的市场会逐渐走向衰退，中央银行采取的政策是绝对合乎情理的。 他表示自己愿意与各国的中央银行合作，并且希望中央银行所采取的一切规范措施都能够取得应有的成效。
当记者提到关于“对冲基金组织的活动造成了市场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这一说法的时候，索罗斯解释说:“投资市场可不是银行储蓄，要想获得高收益，你就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我从来不相信市场是完美的，而且我也知道对冲基金组织当中存在许多漏洞，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一夜之间损失了5%。要知道，这世界上并没有稳赚不赔的生意。这就是我眼中的市场。”
在这次的巴塞尔会议结束以后，欧洲各国达成一致，将要制订关于对冲基金组织和一些私自将自身资产用于国际市场进行交易的银行的新规定。在1994年年初的金融动荡期间，投资市场凭借自身力量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昔的光彩。在这一场风波里，许多投资者都吸取了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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