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全面解读蒙古帝国发展轨迹的重磅力作！深受政治家、历史家、军事家、企业家、管理者等追捧的传记读本一部融管理、谋略、人性、智慧于一体的历史解谜之作 畅销欧美的热血读物 再现英雄史诗的热潮
约阿西姆·布克汉森，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一生从事历史学研究，著述颇丰，其中《成吉思汗传》是其代表作，出版后在欧美影响很大，成为西方研究成吉思汗必读的经典之作。与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的《草原帝国》、瑞典历史学家多桑的《多桑蒙古史》并称为研究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代表之作，并被翻译成27种语言，其影响力可谓经久不衰。
德国有一位浪漫作家曾说过：“没有梦想力的人，就没有生存力。”务实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在一个没落的和自相摧残的民族当中，不仅有着将本民族统一与发扬光大的梦想，还有着逐步实现这些梦想的力量。成吉思汗的血液中，燃烧着他的民族特有的不屈的信念，最初以火与剑对待过他的民族，现在不得不承认他在这个民族中的伟大地位。他有着远大的梦想，又有着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所以，荒原上的无家可归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成吉思汗”（即最强大的君主或万汗之汗）。
当一个游牧民族里的一个小部落的年轻首领每天还在为生计发愁时，某一天，在亚细亚广大荒原的某一地点，他忽然下定了决心，要为他本人及其民族出发，向世界进军。五十年后，他双目瞑闭，为几个儿子留下了空前绝后的任何人都未曾有过的广大帝国。事实上，当年成吉思汗开始建功立业的时候，他所在的那个未来将取得世界的民族还未真正形成。身为孤儿，且还在半童年时代，他除了卓绝的意志、坚忍的毅力，以及对其使命不可动摇的信心之外，一无所有。然而，他却受到了大家的攻击：从他的乡邻到部落的同伴，个个都像对待牲畜似的侮辱他，他的年轻妻子被掳走了，他仅有的几头羊马也被偷走了，即便拥有数百万臣民的强大的皇帝、王公，都不会对他留情。这个小子，这个荒原中被人轻侮的没出息的人物，那时还不知道那些后来成为其属部的王国及它们的名称，未来他却使它们一一降伏了。许多知名的王公贵族，往往是在他们的王位即将倾覆的时候，才知道了他的名字。
没有哪一个被冠以“世界征服者”的人物的成功，比成吉思汗更艰难了。阿提拉（Attila），这位被成吉思汗尊崇为祖先并成为他后来争取统治权的合法凭据的人物，曾带领大量人马涌入西方，但最终被别人所征服。凯撒曾利用罗马政府国家机器，运行绝佳的组织，但一到他染指皇冠的时候，国家机器便反过来把他打倒了。拿破仑跨上革命的战马冲锋陷阵，但武装他的最精锐队伍的头脑的，是一七八九年的思想，那并不是由他创造出来的，败北后的他只能以俘虏的身份残存世间。亚历山大是最类似于成吉思汗的，他从其父亲手里承袭了世界上最精良的军队，但他自己不过是一介武夫，且短命而死，在他死后，他的帝国不过维持了百年即告颠覆。而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成吉思汗死后一百年里，依然无可否认地统治着当时已知世界的五分之四的土地。
战败的拿破仑说过一句名言：“亚细亚需要一个人物。”这句话在六百年前已经被成吉思汗实践过了。
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奇事。这并不是宽大的上帝愿将地球奉送给这个伟大的蒙古人。在一个天资卓越的人看来，政治不过是玩弄某些技术手腕而已。那些有野心的、有美好理想的，又有着不平凡的偏好的人物，往往就能成就非凡的功业。如果我们只看表象，或许会觉得成吉思汗所遵循的攫取强权的路径是不合理和不可思议的。但事实上，它比任何事物都合乎逻辑，都有计划。成吉思汗的成功秘诀正是着眼于可能的条件，他的一切计划都是建立在可能存在的条件的基础上的。
成吉思汗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创业的。他仅靠着最贫乏的土地锻炼了他的子民，并逐渐取得了主宰的地位。他起先并没有扩张的行动，最初也没有复杂的理想，更没有完整的军队和国家的建制。但是他的创业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绝不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和一个侥幸行险的人。
的确，成吉思汗是创造历史的人物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成吉思汗明白，时势造英雄。他感谢历史的赐予，而且力求顺应历史，去诠解它的意义。他自我定位为历史的传承人和历史的执行人。时势延展了他的根基，培养了他的力量，他并不是一个毫无来历的篡夺者，历史是靠他来维持的。必然，他的创业根基比寻常的更深远、更深邃。而他追溯源这种根源所能遵循的路径也必然是更难于认识的。如要寻觅统治世界的锁钥——这个锁钥是为知道如何应用它的人而设的——则必须靠一个非常的人物。越是有着高强手段和灵敏脑筋的人，越是需要借用某些幻术者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有时足以明察宝藏的深穴和不可见的暗流。
亚细亚大地上的“宝藏”与“暗流”，在开始的时候，不过只是梦幻而已，并不十分确切。那是伟大过去的半神秘的传统观念，人们认为中亚细亚游牧民族的“千年王国”确实存在过，并且应当重新实现。传统观念与梦想便成为成吉思汗天才政治的可能条件，他顺应民心，要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已死的过去与将生的未来成了他为之奋斗的现实依据。
德国有一位浪漫作家曾说过：“没有梦想力的人，就没有生存力。”务实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在一个没落的和自相摧残的民族当中，不仅有着将本民族统一与发扬光大的梦想，还有着逐步实现这些梦想的力量。成吉思汗的血液中，燃烧着他的民族特有的不屈的信念，最初以火与剑对待过他的民族，现在不得不承认他在这个民族中的伟大地位。他有着远大的梦想，又有着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所以，荒原上的无家可归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成吉思汗”（即最强大的君主或万汗之汗）。他从血统中所得到的遗传，也极大地增加了其致力于本民族发展壮大的自觉性。
而且，成吉思汗一刻也不曾忘本，那是他可资创业的唯一条件。他一手推翻了世界，但唯一不敢丝毫更动的是：他的民族的习惯与法则。他曾冷酷地使亚洲服从于他的约束，犹如他自己服从于这个法则的约束一样，哪怕有时必须偿付肉与血的代价。出身于已延绵了千年的习惯的民族里，他是一个兼有热血与理性的保守者。在他弥留之际，他对儿子们所讲的最后几个字就是：“遵守法则！”他的儿子们遵守了法则，帝国便安如磐石，并且疆域得到扩展，国力强盛如旧。但一到他的孙子们那里，他们违背了法则，帝国便瓦解了。
如果我们撇开成吉思汗成长的自然环境和那里的民族习性，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认识成吉思汗了。与其说他是一个个体，不如说他是一个种族和一种游牧生活下的超人的化身。在他身上，集合着——这当然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纯正中央亚细亚游牧生活的所有精华，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达到了很先进的程度，因而使整个世界的面目发生了巨变。世界的均衡从而一度中断，历史似乎要追随一条新的路径，即反对定居民族，反对农业民族，反对“文明民族”，而偏向于时刻行进的野蛮民族，偏向于游牧民族。
然而，已经太晚了。正是这个“失之太晚”便成了成吉思汗的计算里唯一的错误。实际上，这个错误也是他个人所不能纠正的。即使他成了像上帝那么强大的人物，唯一、独尊的志愿也只能一时掌控时代的车轮，而不能永远逆转时代的潮流。哪怕是最大的难关都渡过了，游牧者将整个大地变成遍布牧群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的帐篷的草原的梦想却不可能完成。蒙古人毕竟人数有限，随着征服地区的扩大，必然会精力分散。这样的结果是，一次次的远征最后变得似乎徒劳无功、空费心血。敌人在第一次奋击中所不能以武力得到的，却在蒙古人经过长久战争，精力被消耗后得到了。文明则作为更高级的武器攻击着成吉思汗的后人。此时，蒙古人的明哲精神却消泯于亚细亚各种宗教的纷争中了。纵欲和酗酒消耗了蒙古人的精髓，到最后，他们抛弃了法则，而这个法则恰是唯一赋予他们力量和在他们马蹄所到之处保护他们的祖国的法宝。到最后，成吉思汗的思想被违背了，他创业的根基不存在了，成吉思汗“必须区别蒙古人与被征服者，并使蒙古人稳居统治世界的地位”的原则必然只能是妄想了。此后，无论他们是当时就被打败、被赶走，还是如在印度和俄罗斯那样，还能在外国的宝座上维持好几个世纪，并从北冰洋到了赤道，还打了许多胜仗，实际上这两者是没有根本差异的。他们已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了，他们丝毫不记得他们的大首领和创业人当初所嘱咐他们的伟大任务了。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历史是中央亚细亚游牧民族所主演的惨剧（战争或者征服毕竟造成很大的破坏，说叫惨剧应该不为过——译者注）的最后一幕。这个民族在前后一千多年中，曾离统治世界仅有一步之遥。在十三世纪，在一个天才领袖的超凡毅力的领导下，他们又一次进行了一番惊人的扩展。在他们的地位登峰造极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消耗殆尽了。他们征服了世界的广大地区，并使世界经济、文化、军事等得到催化，世界的格局和文化交融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一出惨剧的演出地点在亚洲。白种人不过只感受了一番轻微的痛苦，颠摇于地狱的门口而不曾亲身经历。由于民族分化政策等点燃了亚洲各地人民的反抗烽火，成吉思汗缔造的世界帝国的命运，便在这场复杂的政治、宗教、文化斗争中确定了。
天造地设的神山
蒙古高原北部这个地方是产生乌拉-阿尔泰系民族新运动最理想的地点，因为它是上亚细亚的核心，也是乌拉、阿尔泰系种族的神圣故乡。这是一片崎岖而空旷的神秘土地，四面天然形成了如同铁甲的屏障：东西两面被积雪的兴安岭与阿尔泰山围护着，北面群山环绕，直至西伯利亚的冰原，南面则由戈壁沙漠构成了一个可怕的天堑。凭着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里几乎未曾受到外来的干扰，因而保持了最纯净的游牧民族精神及其生活形态。这里对外封锁，周围神秘，神圣的群山矗立于库伦附近，斡难河和怯绿连河）都发源于此，这两条河流后来以成吉思汗的头几次战仗和头几次集会而闻名。
约在十二世纪末年，北戈壁向上亚细亚一切游牧民族——凡有游牧民族血统、风俗甚至共同的历史的——发出了集结号。蒙古高原北部这个地方是产生乌拉、阿尔泰系民族新运动最理想的地点，因为它是上亚细亚的核心，也是乌拉、阿尔泰系种族的神圣故乡。这是一片崎岖而空旷的神秘土地，四面天然形成了如同铁甲的屏障：东西两面被积雪的兴安岭与阿尔泰山围护着，北面群山环绕，直至西伯利亚的冰原，南面则由戈壁沙漠构成了一个可怕的天堑。
凭着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外蒙古几乎未曾受到外来的干扰，因而保持了最纯净的游牧民族精神及其生活形态。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或伊斯兰宗教文化，都不能在外蒙古发生太大的作用。这里对外封锁，周围神秘，神圣的群山矗立于库伦附近，斡难河（Onon）和怯绿连河（Kéroulan）都发源于此，这两条河流后来以成吉思汗的头几次战仗和头几次集会而闻名。自由意识深入到这一区域的骨髓里，即便在六世纪处在突厥民族的统治下，这里也仍然能够保持着某种自主权。
至少在公元头一千年中，蒙古上亚细亚牧地是足以养活大量蒙古人民的唯一区域。这个地方是典型的北方地域，人们并没有因为过于温和的气候及过于丰富的物产而变得颓废、不思进取。相反，在这一类区域，才生存着最强悍的种族。
外蒙古的生活条件是极度艰苦的，唯有拥有像铁一般构造的人类，才能抵抗这种生活环境的侵袭。这里不分昼夜地刮着暴风，任何海洋都无法用海洋的潮湿来调节这种狂风的酷烈。最恶劣的飓风来自北方，它卷入贝加尔的冰层，侵入山地的森林，绞断或打折松树、枫树的树梢，扫荡过茫茫无际的荒原和亚细亚腹地的沙漠，风势始终不会稍减。
事实上，史前时代，蒙古曾是一片大海。戈壁里的咸水湖便是海的余迹。在第三纪地质时代末期，当原始的人类出现的时候，大海干涸了，潮湿的土地与茂林使这里的气候变得温和起来。直至有史时代，亚细亚中部的气候条件都应比今日优良得多。但随着沙漠的不断扩展，这种优良性就被逐渐蚕食。像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惨剧在这里周而复始地上演：荒原侵吞了森林，而沙漠侵吞了荒原。强有力而令人愈陷愈深的沙面的扩大，使得适合人类生存的面积不断缩小，对此，人们只能选择屈服和逃亡，或为尺寸的土地而奋斗。
蒙古的居民不是农耕居民。他们对于农耕民族用锄、铲、水道、水闸等制伏大自然的方法不以为然。他们宁愿屈服于沙砾，眼见其故土日渐狭小，然后他们向外迁移，去寻找新的牧地。，因此，他们成了地球上最能向外发展和最能作战的民族。土地所赋予他们的愈啬吝，游牧民族愈能努力向其他空间发展。
远离海洋实在是蒙古的不幸。那些的河流经过短短的行程后，绝大部分就在荒原中干涸了，因为蒸发的力量是远比一年中的降雨量大得多。在北部，有如像贝加尔这样的大盆地可起到类似海洋的作用。但这里并不是物产最丰富的地方。贝加尔湖的面积同瑞士的面积一样大，长度几乎与亚得里亚海几乎相等，但这个湖泊丝毫不同于欧洲的类似湖泊。它四周被山峰环绕，山峰上终年积雪不消，一年中半年的时间里，它的水面都冻结得极其结实，俄国人有一次竟然能够在冰面上铺设一条铁道。湖里的暴风浓雾，渔人们视为畏途，人们甚至误认其为魔窟。
湖边的山岭也不是安全的地方。山谷里会藏匿着泉源和池泊，这里的水会发出一种浓烈的硫磺气味。不毛的高峰上遍布着不连接的岩石，堆叠成不整齐的棱椎形状。风吹到这些乱石堆里的时候，便产生一种雷击般的空响。有时，一堆石头崩塌，会压死人，洞穴里的群熊也被赶了出来。许多奇形怪状的岩石很像磨铁砧石的形态，散布在高原各处。当地人民管这种石头叫“成吉思汗的磨石”，因为他们说这个蒙古伟人曾亲自在那上面磨砺军队的箭镞和刀剑。
往南逐渐过渡，山脚下伸展着一片荒原，开始的一段还散布着树林和山冈，再往后去，则是潮湿而平坦的地面。树木不生，路径无有，四围无阻，一望无穷，这片荒原因而常常引人流连忘返。黑色而呈尖形的游牧人篷帐散布其上，有的独自孤立，有的集聚一处，成群的牛、羊、骆驼缓步吃草，成群的马疾驰而过。再向南去，丰饶的牧场变成了盐质的荒原，再过去，就是真正的沙漠了，戈壁由此开始了。
沙漠在海拔一千米及以上，有的路段是盐质沙漠。它像一条长带似的，从西南伸展到东北，切断了外蒙古与内蒙古，由此切断了亚细亚北部与中国。前往北京的商队须在库伦与张家口之间，度过这个可怖的地方。行程自然是异常艰苦的。途中，骆驼备受饥渴煎熬，戈壁沙漠里根本无从找到草料，而水也几乎全是碱质不可喝的，稀有的甜水源，也常常冻结状态。
在魔鬼般的蛊弄之下，这个鬼蜮地方能够困住行人达数星期之久，甚至最后葬身于此。蒙古各城堡里的白骨及其淹埋于沙中的残痕，都足以证明这里过去发生的惨剧。黑色的圆锥形山岭直冲云霄，它们的侧面像磨光的云母石似的闪耀着。大量闪着光的石头遮盖住深暗色的沙砾：那是玛瑙质暗色云石、白玉石、红玉石。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在晒干的盐泊上闪耀着，形成白亮的一片。
在这片戈壁上，黄沙白雪旋天飞舞，寒冷的骤雨将地面变成盐水洼，人畜都可能淹没在那里。魑魅魍魉会作人声，昏夜里迷惑商旅使他们迷途失道。人们因而彼此告诫要燃火走路，且须携带术士同行。
戈壁又是蒙古军队同中原王朝对抗的集中地。当蒙古骑士饥渴得半生不死，终于达到了沙漠南境时候，在他们贪婪的眼中出现着一个人间天堂，那里山青水绿，可爱而丰饶，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穷的宝藏。
蒙古的气候像它的地理环境一样的残酷。一月中的平均气温为零下三十度，这与格陵兰（Grceniand）的等温线相同。而到了七月，平均温度会达到二十五度至三十度，又与非洲的情形相仿。那里四季的气候就是这样大相径庭。
蒙古夏天酷热而干燥，还时常下起害人的暴雨，其中雨水并不多，却裹挟着能刮起沙的飓风。在这时候，沙土能穿透一切衣服，钻入人的皮肤毛孔里，使得每一次的呼吸都成为一件苦事。而且好几个小时中不见天日，白昼变成了昏夜，方向也无从辨别了。
秋季从八月份开始。降过夜霜与寒冷的骤雨，短促而尚可忍受而的秋季过去后，西伯利亚可怖的严冬便来到了。
冬天里，空气就像刀一样，即寒冷又干燥，割在人的脸上使人皮肤龟裂。可怖的暴风雪停了，继而是酷烈的暴风沙。仅仅几分钟之间，凡是超出地面的高地、人、畜，都已披上了一层凝冰。途中行人在五步之外就看不见东西，而且还得冒着被暴风雪窒塞的巨大危险，事实上这种危险从古至今时有发生。所以，在西伯利亚各城市里，到了冬季，逐家逐户都结着一条绳，以预备在起暴风的时候人们可以按着绳子向前走。即便如此，还时常有人在离自己家不过几尺的地方到不了家而死在了家旁。游牧人民说，在这种暴风里马会变疯，因而他们将这种暴风唤作“马昏风”，同时也唤作“黑风”。
对于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来说，这个地方简直是地狱。它只有一个让人愉快的季节——春天，但却又那样的短促。到了春天，太阳射出来，气候和煦，暴风停止了，泉水解冻而重新流淌于林中，整个荒原变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花海。“开花的草地”是游牧民族语言中的最美丽的字眼——尽管他们的语言中少有可以入时的表情语。凡是可爱的东西，都被他们唤作“开花的草地”：他们的英雄、他们的良马、他们的身穿华服的少女。春天草原上的花卉，同时也是上亚细亚一切毛毯生产的永不磨灭的图案。一年的年份从草地开花的时候开始。很多原始民族并不以日月来计算时日，仅根据春天来计算。人们说自己的岁数时，就会说：“从我出生以来，草地曾开花××度了。”因为，在他们可怜的人生中，这是唯一的重要事件。当草地开花的时候，各处帐幕都向太阳大大地敞开着，母牛生子，马则恢复雄姿。在开花的草地上，各部落又出发了，他们或上山放牧，或开始新的征战。
帐幕和马背便是游牧人故乡所在，蒙古有句俗谚：“人生于帐下，死于马上。”这种毡制的帐幕，名为“蒙古包”，黑色，六角形，用木架支撑，可在半小时之内完成拆卸，然后装进牛车里运走。蒙古包里的家具都很简单：几张皮套的木凳、一个贮藏几件有价值的东西和女人宴会华服的木箱、几尊神像，以及烹饪用具。
牲畜是游牧人唯一的财富，他们藉以维持生存。牲畜的皮毛用来做衣服、被毯及作为建造蒙古包的材料。皮用来制造铠甲、盾、鞋、餐具。骨和筋则用来制造种种器具，并制造军械。兽粪是最好的燃料，因为在荒原里，柴是很昂贵的。他们的食料也几乎全部来自于动物。蒙古人尝说：“草是供给牲畜的，牲畜是供给人的。”兽肉的数量的供给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也吃有病的或甚至坏了的牲畜，甚至吃狗、猫、老鼠。不管它是生的或熟的，是晒干的或煮的，只要是兽肉，他们都可以食用！他们用手吃东西，用刀在口边切肉。他们将满是油渍的手揩在靴子上，因使靴子老是新揩油过的。
蒙古各民族将牛奶酪煮后，在太阳下晒干，制成了一种坚硬而可久存的食品——有点儿像欧洲的牛酪饼。在旅行中，他们携带着这种干粮，将它溶化在水或茶里面，就可以迅速地变成一种滋养的食料。酸的马奶可制成一种名为“库蜜斯”（Koumis）的醉人的东西。少量的黍和野蒜，几是他们唯一的蔬菜。
皮衣是蒙古人贴身穿着的，按照季节或正穿，或反穿。冬季，他们往往套着两件皮衣。妇女的衣服几乎完全同男人的一样。毡制的帽子很高，呈三角形，用一条打结的布作帽纽系在颌下。笨重的皮靴前头是尖的，走长路很不方便，但在骑马的时候，它则有绝好的效用。
一切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在马鞍上生活。在这个产马的地方，即使是最穷苦的人，也不会步行出门。这里马的数量之多与品质之优良，是蒙古人所最引以为傲的。王公们往往拥有十万匹以上的马群，他们要使其毛色一律。普通的马的身段很小，看似不起眼，但它却非常富有抵抗力，它们背脊丰厚，习于一切困苦。在游牧民族的神话和故事里，马的地位，与人一样重要。
在蒙古族，战争和狩猎是男人的事。狩猎是战争的准备，并可代替战争。狩猎活动会召集各部落一起参加，就像出发作战的行动一样。若有一人不能随众出发去杀敌或杀兽，他定是正懒昏昏地踯躅在蒙古包里，沉醉于“库蜜斯”——如果他有量，也可能会沉醉于烧酒。
牲畜是蒙古的货币本位。按照物品的用处大小，可用一匹马，或一头骆驼，或一头小牛来交换。人的价值是也用处大小为标准。如果在战争中，掳来的人太多过于牲畜，则无用的人便会被屠杀掉。其余的人中，妇女及工匠则像一群牲畜似的，被赶在前面走。在这个民族的道德观中，淡泊主义与功利主义处于颠倒地位，他们首先崇尚的是功利主义。蒙古人的质朴是自然的质朴。在他们看来，凡是有利的都是好的，凡是有害的都是坏的。他们也想从为生存而斗争的残酷定律里建立起一种伦理来，却发现没有比质朴的伦理更好的了。对朋友的忠诚是必需的和理应遵守的，对敌人的狡诈也是同样必需的，对敌人，哪怕最神圣的誓约也没有必要遵守。等一个强大的人物出现了，引领众人向某个唯一的目标前进时，这种特性便可使这个民族战胜一切敌人。社会联系和社会约束，只有在共同行动上明显地呈现出获益性，才能得到他们的承认。理想则被降低至满足严格必需的程度。某种并不实际需要的行为或一尊神像，会在蒙古人的内心和实际生活之间起到重要作用。
因而，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会有什么非常的行为。他们的性格乃是游牧生活所要求和所必需的。一个原始的社会，需要原始的人和一种原始的道德观。到后来，等他们钻进了文明的复杂迷宫而且加入其中后，他们的理想和道德观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变成善良、软弱、敬神、诚实的人了。他们将理想混作了实际，将格言混作了本能，将天混作了地。他们那种天真的本性，事实上不能一跳便跳过几千年。遽然的跳跃因此使他们失掉了原本的生活方式，而从最强的一下变成最弱的了。在战场上，他们压倒了其他一切民族，然而，一到了他们同最文明的民族并坐赌输赢的时候，未开赌他们便已经处在下风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得其法。的确，要遵守那些方法，同时又要不失其眼力的优势，那就得具有文明人的一切败德和虚伪之处。但蒙古人真便是真，假便是假。亦真亦假，思天顾地，以牺牲做赌注，这种技术，他们还不能在短期内学到。
蒙古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跳过了半原始的幼稚时代与尽美尽善的亚细亚文化彼此隔离的阶段。这种迁徙及其达到的结果，正反映了世界文化进步的历程。
同大自然发生那么紧密的实利关系的蒙古人不懂得宗教的运用。他们认为来生不过是今世的继续。所以，他们给往生者供奉食物、装了鞍的马匹、日用器具的仿造品，甚至让死者的妻子殉葬，并将这些都埋于地下。他们心中有一尊看不见的神圣至尊，但他们只向他请求平安与长生。家神是供他们来求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的，这些家神会随着嫁娶而被带入新的家庭，形成繁衍局面。每顿饭中，他们也有份，即人们会将食物抹在他们嘴上。
家庭是蒙古族社会结构里的基本组织单位。一个家庭往往是在父亲的支配下，共同生活在帐篷里。王公们计算他们臣民的数目，不是根据人头，而是根据帐篷。各个帐幕聚合起来而构成了部落集团。妇女们担任着照顾家庭和养殖牲畜的任务，她们的地位是相对崇高并受人尊重的。这里盛行多妻制，但是在产业与继承方面，第一位妻子则居于第一列，她的儿子也享受同样的权利。在父亲死后，儿子们可娶自己的生母之外的、父亲的其他妻子为妻。这一奇特的现象体现出蒙古人那种大家庭的集体意识。同样，兄弟可娶寡嫂寡娣为妻。蒙古人的性道德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自己部落中的妇人及少女是不可侵犯的，反之，敌人的妻女则必须成为威服的对象。
部落的首领，即继承大统的王公，号为“汗”，但是他们得对人民负责。汗往往会因为他们不能供给臣下充分的物质利益，而被驱逐或杀死。君主国会约束部落内众多的贵族之间搞对立，也会约束他们的旁系血统——因为在蒙古族最富有者会拥有最多的儿子——并防止这些旁系血统私自篡更政权。蒙古人并不像中原王朝那种信奉“天眷”或“皇统”。他们对国家像对个人一样，奉行的原则是：以妥善的行为效益来取得支配权。
有关蒙古族的源流，蒙古各部落自述如下：
约在成吉思汗之前二千年，经过了一次残酷的战争后，民众几乎全被歼灭了。只剩下一男一女，他们逃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山谷里。那里群山环抱，山峰高耸如天，犹如世外桃源。他们在那里避难，且生了许多子女。经过很多个世纪后，他们的子孙繁衍不息，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部落。相对于人口的增加，山谷变得日益窄狭，终于不够养那么多人了，牲畜也开始缺乏牧场。于是，这个部落的人们决定回到他们的祖先生活过的荒原。
但是，他们找不到先人逃难至此的踪迹，不管怎样地多方探索，都徒劳无功。逐渐地，狭窄的山谷便变成了一座牢狱，在那里，人畜都将濒于绝境。
有一天，人们发觉，围绕他们的高山里层完都是铁。于是，他们砍伐了山谷里的森林，将木头堆在岩石旁边。他们点燃了这个木堆，并用风箱来煽动火势。火光冲到云霄，继而产生了一股很大的热气，竟使整座山变得通红通红的。他们不停地搬木头来，拉动风箱煽火。山上的铁终于熔化了。熔解的铁不断地向外流出，岩壁裂开了，倾注于荒原里。人们便从裂口里闯了出来。跟着熔解的铁，他们越过了高山，恢复了自由，驰骋于漠北高原上，逐渐成了那里的主人。
这是一个善战的和骁勇的民族，他们用这种方式描绘自己的历史。可是，这个传说尽管在寓意的力量上是无与伦比的，而究其实，却无非是历史情事的偶像化、诗体化而已。“锻铁者的民族”——事实上，上亚细亚的一切突厥系各民族都自命是这个民族的后人——的传说，其实与初期史中所发生的大事变有关系。
在匈奴大国还未建立之前，乌拉、阿尔泰种族与另一个种族，或许就是向东方挺进的印度雅里安种族之间，在中央亚细亚曾发生过若干次重大的冲突。那些来自西方的种族曾将蒙古人的先辈赶到了丛山里。但是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一项重要的技术：采铁的技术。他们的军器即是用这个更坚利的新金属制成的，因而起初他们打败了各游牧民族。乌拉、阿尔泰系各族因此被压碎了，其残余则逃往深山穷谷。后来，这些部族也学会了采掘铁矿与冶铁的本领，他们由是能再同包围他们的敌人战斗了。
在东亚细亚，冶铁技术的出现，像在其他各地一样，使这里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山岩熔解的传说便是这个变化的象征。铁在乌拉、阿尔泰系民族的历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可从游牧民族对这个金属物的宗教崇拜里体现出来。匈奴人确实地崇拜这个东西，因而成吉思，也像在他之前的突厥大帝国的可汗一样，被崇奉为“民族的锻铁者”。在蒙古，这个名词的意义远远超过我们欧洲人所理解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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