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空，男，70年代生人，专栏作家，理工科出身，平生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尤其喜读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融汇百家，自成一格，作品细腻。已发表小说、著作50余万字。
晋阳是春秋跨入战国时一场决定性战役的地点，也是赵国赖以起家的关键所在。原来晋文公曾扩充军队为六军（这在当时是僭越的，依周制，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诸侯最多是三军），成为中原长期的霸主，由于长年征战，往后这六军实际上分由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家大夫掌握，晋君威权旁落，春秋末六家兼并，智氏最强，先灭了范和中行，又联合韩、魏围赵于晋阳，几乎也灭了赵，后来赵策动韩魏二家共同灭了智伯，并取得周天子迫于形势的认可，正式由大夫提为诸侯，是为战国七大强权中的三个。
至于赵襄子为什么选择晋阳为最后的据点，说起来有一段故事。在襄子的父亲赵简子执政时，派了一个叫尹铎的人去治理晋阳。尹铎问简子：“您是要我把晋阳当蚕茧一样抽税抽个不停呢？还是要让晋阳成为您一个坚实的基地？”简子说是后者，于是尹铎刻意地合并人家来裁减当地的户口
数量，以降低税收。简子是个厉害的明白人，就对当时尚未接任的襄子说：“如果他日晋国有变，你千万不要以为晋阳太远，尹铎这个人无足轻重，你记得要拿晋阳当作起死回生的最后据点。”果然智伯联合韩、魏攻击赵氏，襄子计划出奔，断然舍弃下人建议的有坚固城池又近在咫尺的长子或有丰厚存粮的邯郸（后来的赵国国都），而选择晋阳。晋阳果然没让赵家这两代父子失望，被围困甚至引水灌城到几乎全城成为水乡，只差六尺就淹过城墙，但人民始终固守没有叛意。
读到这样的史实是很动人、很让人羡慕的，很难想象在这样无义战、兼并动乱的时代，善恶因果的关系仍然可以如此牢靠可信。
当成抬杠来问个问题：如果赵襄子的赏赐是在晋阳尚未解围之前又将如何？想来几乎百分之百可以肯定高赫不仅得不到上赏，而且排名还会远远落后于五名将帅。对赵襄子赏赐的解释，“儒家式”的会比较“善意”，认为先德而后力，即德性价值的持久性是远高于一时的功勋；相对的，
“法家式”的则比较“恶意”，认为晋阳的危机解除后，接下来最重要的课题是君臣关系的重新整顿，因此这只是为人君者必要的权谋。
赵襄子的用心究竟如何无从查证，我们这里何妨抛开善意恶意的各执一词，纯粹从赏赐可能得到的效果来看。如果赏赐代表的是人君意志的遂行和对未来的期待，赵襄子很清楚这种“晋阳前”和“晋阳后”的差异，这两个阶段虽然在时间上仅仅一线之隔，但在概念上和作为上却必须看成两个不同的时期来处理：前者的课题是战斗、扩张，不得不为英雄式的人物活跃的时期；后者则要求秩序、稳固，乃是能臣取而代之的时期。因此，我个人的意见是赞成赵襄子的做法，用现代的流行语言是，这个赏赐有“前瞻性”。当然，成立的条件是晋阳的危机得完全解除，最好是彻底到这五名将帅即使心里有天大的不服气也无法作怪。
这种“晋阳前”和“晋阳后”的差异，历代的中国人体会得相当深刻。最有名的两次讨论，一是汉高祖刘邦和陆贾的对话，称之为“马上打天下”和“马下治天下”；一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三人的对话，称之为“创业”和“守成”。
刘邦是有名的诛杀功臣的皇帝，唐太宗则一干打天下的武将几乎百分之百善终。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王朝的开创者，在现实做法上南辕北辙，在道德评价上也趋向两极――尤其对普通人来说，韩信、彭越、英布这样的英雄――受辱诛杀，总会轻易成为同情的对象。我的想法是，这其间当然有处理的良窳、用心的善恶，也关系到两个不同的现实情境和意识，但我以为，刘邦和李世民的“晋阳后”并不像道德上或具体行为上所显现的存在那么极端的差异。
以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来说，贞观年间李世民所倚重的是封德彝而不是尉迟恭，前者是隋代的佞臣，后者则是李世民出生入死的革命伙伴，并曾救过李世民的命。这当然不是李世民褊狭或有什么心结，而是“晋阳后”的简单现实需要。像封德彝这样德行上有“前科”的人物，在道德意识偏高的正史里――相对于现实操作而言，毕竟历代写史的还是读书人――很容易连他仅有的优点也被忽略，但我们如果稍稍细心留意一下，很容易了解，对刚刚草创的大唐而言，像封德彝这样熟悉行政事务，完全能掌握高层权力核心运作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不要说尉迟恭，这一点就是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都不是立刻能做到。因此封德彝拜相而不怎么被李世民敬重，尉迟恭等武将封为有税金可收不必做事的国公，虽然对后代读史的人的道德意识多少还是有些冒犯，但在这种权力结构和舞台转换之间，李世
民已几乎是尽其最善了。贞观初年曾经有这么一个事情：有一次尉迟恭和任城王道宗吵起来，尉迟恭当场把道宗打得几乎瞎掉一只眼，李世民很生气地责备尉迟恭：“我一直不齿刘邦的诛杀功臣，总想和你们这班共创天下的人一起长享富贵，但看你们的行为，真让我相信刘邦的做法是有理由的，我这一次不认真追究，但这样的法外之恩是不可能再有的，你自己要好好反省反省。”
提起这段故事，不是要说韩信等人该死，也不是为刘邦的行径开脱，我只是想到，汉王朝比起唐而言更是草创而没有前例可援，“晋阳后”的局面也更紊乱而百废待举，史书上写刘邦处决韩信等人之后，宫廷中照样是一举办宴会，一论起功勋，动不动这些英雄人物就在刘邦面前拔出刀干起来，乱得不可开交，乱得连刘邦这样粗线条的人都开始受不了了，一直到叔孙通制定朝仪，才真正开始把陆贾“马下治天下”的概念慢慢化为事实。司马迁的《史记》誉叔孙通这样奇特行径的人为“一代儒宗”，眼光真是锐利，比起班固以后知识分子式的多有道德盲点，司马迁更现实，更能察觉到“晋阳前”“晋阳后”的不同概念和艰难之处。
更进一步来说，这两个不同的时期也常隐藏着不同的危险。对打天下的君主而言，“晋阳前”的舞台主角是英雄，危险是驾驭不住而可能直接被取而代之；“晋阳后”的主角则是官僚，危险的是这种娴熟于权力结构的人常能准确地逢迎操作，尤其对下一代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君主。直接向领导权力挑战的危险，是“明白而立即”的，这种一翻两瞪眼式的冲突比较容易察觉和防止，对失败者而言，也不失个光明磊落的好汉行径，不仅没什么道德负担，甚至多得同情；然而吏治的腐蚀则是渐进的、隐晦的，非常不容易防微杜渐，因此，这才是权力较集中的政治体制宿命性的弱点，也是形成这类政治体制“不道德”的标志之一。
但认真说起来，中国人其实算是清楚地在思考并对付这“晋阳前”“晋阳后”差异的民族，这多少使中国历代的军事组织不会太过膨胀，在进入“晋阳后”时立刻被文治的官僚体系所取代，这是中国历史稳定的根源之一。在长达五千年一治一乱的更迭里，中国历史在每一次崩溃之
后强大的复元能力，一直很让读史的人惊讶，并被汤恩比提出来
当成文明建立的后期模式，这固然少了亚历山大或成吉思汗式的
辉煌，也有人质疑冒险创新的迟疑，但对历代广大人民现实的生
活层面而言，这显然是明智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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