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与孔子》主要内容包括：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秘诀”、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意想不到的结局、“太阳王”种下的恶果、理性主义的步伐、孔子的现实主义思想契合伏尔泰的宗教观、儒家的“仁”是伏尔泰人际关系的准则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中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今天读陈先生的话，感慨良多。先生所言之义：佛教传入中国，其教义与中国思想观念制度无一不相冲突。然印度佛教在近千年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调适，亦经国人改造接受，终成中国之佛教。这足以告知我们外来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能够融合、始相反终相成之原因，在于“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当下中国文化必须“返本开新”。如有其例外者，则是“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
　　我以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不应简单视为文化落后，而是二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在十八世纪已经无法比肩欧洲工业文明之生产效率与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由此社会政治、国家管理制度也纰漏丛生。由是而观当下之中国，体制改革刻不容缓，而从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批判也需深刻反思。启蒙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固然有时代需求，未经理性拷问的传统文化无法随时代而重生。但“五四运动”的先贤们也犯了“理性科学的傲慢”，他们认为旧的都是糟粕，新的都是精华，以二元对立的思考将传统与现代对峙而观，无视传统文化在代际之间促成了代与代的连续性与同一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社会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基因。

总序
导言
一、伏尔泰：欧洲启蒙时代的世纪魂
（一）狡兔三窟
（二）通往费尔奈的道路
（三）“您是欧洲的孔夫子”

二、孔子西行记
（一）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秘诀”
（二）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
（三）意想不到的结局

三、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需要异国文化
（一）“太阳王”种下的恶果
（二）理性主义的步伐

四、欧洲人所认识的东方“先贤古哲”：孔夫子
（一）儒家典籍在欧洲的译介
（二）一种奇异的净化——接受过程

五、孔子在欧洲的第一大弟子：伏尔泰
（一）西雷宫——初识孔子
（二）“无忧宫”——深入研习儒家思想
（三）《中国孤儿》——崇尚儒家思想的佐证
（四）费尔奈——得儒学之精髓

六、对“仁”的认同使伏尔泰终身热爱中国
（一）孔子的现实主义思想契合伏尔泰的宗教观
（二）儒家的“仁”是伏尔泰人际关系的准则
（三）“仁政德治”为伏尔泰提供了“开明君主制”模式

七、结束语
附录一：外文参考书目
附录二：本书引用的伏尔泰作品书目
出版后记
再版后记

　　《伏尔泰与孔子》：
　　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开始，法国周围就相继出现了一批信奉新教的国家：荷兰、英国、北部德国等。在法国、西班牙这些正统天主教国家的眼中，新教国家不啻为异端，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但是，新教国家由于采取了较宽松的宗教政策，又进行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很快，他们的工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在短期内就有了长足的进步。
　　荷兰是欧洲第一个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国家。十七世纪初，荷兰就已成为欧洲金融的中心，商船吨位占欧洲的四分之三，居世界首位。
　　到了十七世纪中、后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权，资产阶级进入了国家权力中心，大不列颠很快成为欧洲一个富强的商业国。
　　所有这些“异端”国家的崛起，都使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受到极大的震撼。这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允许宗教信仰相对自由的新教国家给法国人带来的诱惑和刺激是多重的：既有导致物质成果的经济发展一方，也有较富人性的新型政体一方，而这二者又都将人们引向一种更深刻的哲学思考：为什么在这些讲宽容、讲理性的国度里能有更幸福的生活呢？在奉天主教为国教的法国，这种哲学思考的矛头无疑直接指向宗教问题。
　　产生于一至二世纪的基督教，其早期教义里具有一定的反对民族、阶级压迫，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内容。但到了四世纪，罗马帝国正式立基督教为国教后，它便改变了最初的性质，而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它宣传“原罪”思想，教导人们要忍耐、爱仇敌、服从天命、希冀来世。这些思想窒息着人们的精神，使欧洲文化一直处于神学的桎梏下。事实上，欧洲思想史上记录的每一次革新、革命，都不可能不触及宗教问题。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本主义，更是以打破神学枷锁为己任。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用提倡人的个性自由对抗教权主义，用积极肯定人世间的各种欲望和要求，抵制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用启迪理性与宗教神学宣传的蒙昧主义相抗衡。持续了二、三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使“神本位”的欧洲传统观念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大大动摇了上帝的绝对权威。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都已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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